英國《金融時報》丨為什么美國人明明并不窮，卻感覺自己更窮了？

Why Americans are feeling poorer even though they’re not

生活剛需服務漲價，實則是民眾生活水平提升的體現

作者：約翰·伯恩-默多克

? FT montage/Getty Images

發布時間：2025年12月6日

過去兩周，一場激烈的社會經濟辯論席卷美國：2025年，一個美國家庭究竟需要多少收入，才能無虞地維持基本生活？為何中產階級體面生活的經濟門檻，似乎在不斷抬高？

這場討論由資產管理人邁克爾·格林率先引發。他提出，如今一個家庭若想維持寬裕生活，年收入至少需達到14萬美元，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兒童保育、大學學費、醫療保健等核心生活開支的成本一路飆升。

格林給出的這一數字，讓不少專門研究此類問題的經濟學家大跌眼鏡——14萬美元的收入水平，比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高出近70%。有學者針對格林論證時援引的數據展開嚴謹分析，發現其計算過程存在疏漏，才得出了這一遠高于合理測算區間的數值。但即便如此，他的文章仍引發了不少人的共鳴。在這些人看來，盡管具體數值或許有偏差，但文章恰恰揭示了一個更深刻的社會現實：美國中產階級的經濟危機感正日益加劇。

作為一名以數據分析為生的從業者，我本應傾向于站在經濟學家的陣營，對這種“體感式”的焦慮嗤之以鼻，但我卻認為，兩種觀點都有其合理性。通過深入分析相關數據，我可以用實證結論來調和這一看似矛盾的現象。

格林及其支持者的觀點，其實點出了一個關鍵事實：無論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中產階級用于核心生活必需品的收入占比都在顯著上升。近幾十年來，醫療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上升了3個百分點，兒童保育支出占比上升2個百分點，住房支出占比上升4個百分點，而近年來食品支出占比也上升了1個百分點。把這些增長疊加起來，中產階級用于這些剛性開支的消費占比，已經從略高于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攀升至一半。

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剛需開支的壓力在增大，美國家庭的總體消費占收入的比重卻并未隨之上升，反而與歷史平均水平大體持平——甚至相較于這些商品實際價格更低的過去，這一比重還有所下降。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服裝、電子產品、家用電器以及其他大宗可貿易工業品的價格大幅下跌，其降幅足以抵消剛需服務價格的上漲。

顯然，這種現象并非美國獨有，而是所有高收入國家的共性問題。這背后有著深層次的原因。剛需服務成本上升，并非意味著民眾生活水平在下降；恰恰相反，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這正是整個社會走向富裕的標志。

為何在所有富裕國家，教育、醫療這類服務的價格都會居高不下？答案在于，提供這些服務的勞動者，身處的是經濟繁榮、充滿活力的社會。他們憑借自身勞動，完全有理由獲得可觀的薪酬。

更確切地說，正如威廉·鮑莫爾在1967年提出的著名理論：隨著國家經濟不斷發展，推動可貿易商品成本下降的生產率提升，反而會導致面對面服務的成本激增。醫療、教育這類行業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生產率增長緩慢（甚至毫無增長），而為了吸引勞動力——畢竟這些勞動者本可以選擇進入生產率更高、薪資更優厚的行業——這些行業就不得不提高薪酬水平。其結果是，即便一個人消費的商品和服務組合一成不變，隨著國家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他的消費開支也會越來越多地向剛需服務傾斜。

作家馬修·伊格萊西亞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過這種趨勢的本質：過去，兒童看護和養老護理在家庭開支中的占比之所以更低，是因為這些工作通常由家庭成員無償承擔——彼時，這些成年人在勞動力市場上并沒有太多更好的就業選擇。而今時不同往日，變化的核心在于，所有人的生活都變得更加富足，而非愈發貧困——這也使得人們選擇居家提供看護服務的機會成本大大提高。

富裕國家的中產階級，真切感受到了剛需服務價格上漲帶來的壓力，這種感受無疑是真實的；但我們必須認清，這種經濟壓力與社會整體的繁榮發展，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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