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楊陽 來源 | 頂尖廣告
當溫情營銷撞上現實鐵壁,美團這碗“騎手攝影師”的雞湯,最終成了年度最燙手的翻車現場。
它想讓你熱淚盈眶,卻只換來全網心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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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最虧外賣廣告
“毒雞湯”惹怒全網
“你看風景時,別人在看你”——美團這則精心炮制的廣告片,開場如同一部文藝電影的預告。
鏡頭下,年輕騎手阿嵐穿梭在城市脈絡中,在等紅綠燈的間隙舉起手機捕捉晨光,在老舊小區送貨時仰頭凝視盤旋的鴿子,夜晚在路燈下翻開厚重的攝影畫冊。
廣告用詩意的蒙太奇拼貼出一個“追光者”形象:
她送的不是外賣,是人間煙火;她掙的不是辛苦錢,是藝術夢想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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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有溫情,都在最后一幕轟然崩塌。
當阿嵐用送外賣三個月攢下的錢,買下那臺閃著金屬冷光的專業相機,畫面定格在個人攝影展的瞬間,字幕緩緩浮現:
“我向往的美好生活,我派送著,也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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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碗“毒雞湯”,徹底點燃了輿論火藥桶。
廣告在央視播出后24小時內,社交媒體爆發了一場罕見的“情感起義”。
最刺眼的對比圖在全網瘋傳。
一邊是廣告中阿嵐文藝地仰望天空,另一邊是現實中渾身濕透的騎手在暴雨中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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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小紅書
一邊是阿嵐買的貴價相機,另一邊是騎手曬出的微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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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的緊急下架令如同一記響亮的輿論判決。
但更令人心碎的是主演阿嵐的社交賬號。這個原本只有幾千粉絲的年輕人,一夜之間涌入數萬條評論,絕大多數是刀刃般的質問:
“你知道真正的外賣員一天跑多久嗎?”“你用誰的苦難在給自己鍍金?”“這廣告費分給騎手了嗎?”
面對潮水般的憤怒,阿嵐在清空賬號前最后一條動態是:“對不起,我只是個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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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句話未能平息任何怒火,反而讓指責轉向了廣告的策劃者。
當一個品牌用底層勞動者的艱辛作為情懷素材,卻對他們的真實困境視而不見時,這種“善意”比冷漠更殘忍。
當苦難被包裝成勵志故事,感動就成了對痛苦的背叛。
美團想講述一個“平凡人追夢”的童話,但觀眾只看見了一個被美化的生存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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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看風景?
何不食肉糜!
廣告中最致命的那句“三年攢五萬”,在現實數據面前碎成一地玻璃碴。
讓我們算一筆殘酷的賬。根據《2023年全國外賣騎手生存狀況調查報告》,超過67%的騎手每單實際收入在3-8元之間波動。
要月入5000元,每天需要完成30-35單,工作10-12小時。
這意味著,一個普通騎手需要整整三個月不吃不喝不住宿,才能攢下阿嵐手中那臺相機的錢。
但現實是,騎手每月固定支出包括:租電池費600-800元,房租/住宿費800-2000元,餐費900-1500元,再加上時不時出現的超時罰金、差評扣款、車輛維修費,無異于天方夜譚。
這則廣告最傷人的,是它建立在一個系統性謊言之上:它暗示“只要你足夠努力,就能在送外賣中實現夢想”。
但真實的騎手人生是被切割成以分鐘為單位的時間碎片——
不是“在等紅燈時看風景”,而是“在紅燈倒數時焦灼地計算哪條路線更快”;不是“在老小區仰頭看鴿子”,而是“在迷宮般的樓道里瘋狂找門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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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社局副處長王林那場著名的體驗,撕開了最后一塊遮羞布。
這位副處長送外賣的12小時,成了2021年最震撼的公共記憶之一。
他拼命跑,搶時間,爬樓梯跑到腿軟,最終完成25單,收入41元。這個中年男人哽咽地說道:“這個錢真的太不好掙了。”

圖源:微博
時隔數年,京東正式入局外賣賽道,劉強東還親自下場當起了騎手“野生代言人”。
可僅僅一天的體驗,就讓原本神采奕奕的他雙眼黯淡、滿臉愁容,哪怕是企業掌舵人,也扛不住外賣騎手的高強度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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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美團用文藝鏡頭美化這一切時,真正的“外賣詩人”正在書寫另一種真實。
王計兵,這位跑了十多年外賣的兼職詩人,在《趕時間的人》中寫道:
“從空氣里趕出風,從風里趕出刀子,從骨頭里趕出火,從火里趕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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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微博
這首詩獲得了“花地文學榜年度詩歌”獎,但比獎項更震撼的,是詩句里那殘酷的生存質感。
王計兵在接受《人物》采訪時說出的真相:
“剛開始送外賣時,看到好看的云、漂亮的花,會停下來拍張照。但現在不會了,不是不想,是不能——
系統在倒計時,顧客在等,超時一次可能一天就白跑了。”
當詩意與生存只能二選一時,99%的騎手沒有選擇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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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屆年輕人
不再為“濾鏡”買單
美團廣告翻車的深層原因,是它撞上了一代年輕人的認知變革:
他們拒絕被“個例逆襲”綁架,痛恨將系統性困境包裝成個人奮斗故事。
這則廣告犯了一個致命的邏輯錯誤——用“根據真實故事改編”的極端案例,試圖代表數百萬人的日常。
但年輕人很清楚,一個騎手成為攝影師之所以能上廣告,正因為它百萬分之一;
而數百萬騎手每天在交通事故風險、平臺罰款壓力和顧客情緒中掙扎,這才是沉默的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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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小紅書
這種“幸存者偏差”營銷曾經屢試不爽,但今天正在全面失效。
當俞敏洪寫下“南極來信”,鼓勵員工“在極限環境中尋找生命意義”時,年輕打工人的回應是:
“我在工位上已經天天體驗極限環境,不需要去南極。”“把續費率穩住,再談詩和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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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金融八卦女
這代年輕人正在形成一種清醒的共識:
歌頌苦難不等于尊重勞動者,美化艱辛不等于改善處境。
當他們看見阿嵐用外賣收入買相機辦攝影展時,腦中浮現的是另一個問題:“那剩下的騎手呢?他們的奔波換來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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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警惕的是,這類廣告背后隱藏著危險的敘事轉移。
它將結構性矛盾轉化為個人奮斗問題,將平臺責任轉化為情感激勵議題。
仿佛騎手收入不高是因為不夠努力發現美,而非系統派單機制、獎懲規則或配送定價的問題。
當品牌還在用十年前的“勵志故事”模板試圖感動受眾時,觀眾已經進入了“證據時代”。
他們要看數據、看報告、看真實記錄,而不是濾鏡下的偽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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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看見
從摘下濾鏡開始
美團廣告的下架,或許會成為品牌營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它昭示著一個簡單卻深刻的真理:在普遍共情疲勞的時代,真誠比煽情更珍貴,尊重比贊美更重要。
如果品牌真想“看見”勞動者,應該先看見這些。
看見那個在電梯里急哭的騎手,看見那個在暴雨中摔傷后第一反應是檢查餐盒的騎手,看見那個月跑1500單卻因差評扣款而收入不過萬的騎手。
他們的故事不美,但真實;不煽情,但值得尊重。
當騎手王計兵在詩里寫“我笨拙地愛著這個世界”時,相信他愛的絕不是廣告片中那個被過濾掉所有粗糲質感的平行宇宙。
在我看來,最好的品牌敘事,不應是歌頌苦難中的微光,而是致力于減少苦難本身。
鏡頭俯拍的仰望,不及系統規則的公正;
廣告渲染的感動,不如賬戶數字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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