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外賣失竊困局 如何破

制圖：程璨（畫面由AI輔助生成）

　　中山大學學生鄭西西的午餐時間只有50分鐘，下課鈴響，他沖向校門口的取餐點，尋找那份10分鐘前就該拿到的云餃。按照騎手發來的照片，外賣應該就在快遞柜下方。但他來回找了3次，標注著他手機尾號的餐食依然不見蹤影。

　　原本滿心指望著課后可以吃上溫熱的云餃，但這個中午，他只啃了個干面包。

　　在一些社交平臺上，吐槽丟外賣的短視頻和文字總能引發眾多共鳴。大學校園外賣失竊的痛點，不僅戳中了學生的日常剛需，更揭開了校園管理、公共信任與服務保障的深層矛盾。

　　一場“3分鐘的失竊”

　　“前后就3分鐘，餐沒了。”廣西大學大三學生郭苗生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那天，她在商家的微信群里接龍訂購了一份腸粉，第二天中午12點50分她看到“餐品已送達”的通知后，立刻起身趕往指定取餐點，耗時不超過3分鐘。

　　從南到北的大學校園里，類似的失竊場景每天都在上演。廣東海洋大學近日發起的一項網絡調查顯示，428名受訪者中，83.64%的同學曾有外賣被偷的經歷，僅有70人表示未遭遇過此類情況；在華僑大學的校園論壇，每周都有6-8條外賣失竊的吐槽帖。失竊的餐品五花八門，從十幾元的奶茶、咖啡到幾十元的火鍋套餐，越是價格較高的餐品，越容易成為盜竊目標。

　　這場“餐食保衛戰”中，受損的不只是學生。廣西大學東門小吃街炒粉店的周老板，前幾天就遭遇“賠錢又費力”的窘境：“晚上快10點要關門了，突然收到顧客發來的消息說外賣被偷，申請退款沒通過，只能重新做一份送過去。”一份炒粉的利潤也就三四元，重做加上額外的配送費，讓這一單徹底白忙活。而對于騎手來說，外賣失竊更是件頭疼事——一旦餐品在配送環節丟失，他們不僅要自行承擔經濟損失，還可能面臨平臺扣罰配送費、影響服務評分，甚至限制接單的處罰。

　　“責任劃分其實很清晰，但實際操作中總有爭議。”在南寧市西鄉塘大學城片區配送近3年的騎手陳興龍說，若餐品未送到指定位置，因保管不當丟失，騎手需擔責；但如果已按要求送達并完成交付流程，是顧客未及時取餐導致失竊，責任就不應由騎手承擔。可現實中，他幾乎每周都會收到顧客關于外賣被偷的私信反饋，不少糾紛難以厘清。

　　多重困局：為何校園外賣成“易偷目標”

　　校園外賣失竊頻發，并非單一因素導致，而是環境、成本、責任等多重問題交織的結果。

　　記者觀察發現，在校園里，外賣失竊的場景有著驚人的相似性：中午12點、晚上6點的配送高峰期，宿舍樓下的外賣架、教學樓門口的臨時置物區、食堂圍欄外的空地，餐盒堆疊如山，無人看管。尤其是校園門口的取餐點，校外人員可隨意路過，順手牽羊很容易。陜西某高校的情況更為典型，因禁止電瓶車入校，外賣只能集中堆放在校門口，無人看管的狀態讓餐食成了盜竊目標，近期就發生了校外人員一次性拿走多份外賣的事件。

　　違法成本極低，是盜竊行為屢禁不止的關鍵。南華大學保衛處工作人員透露，校園外賣單價通常較低，即便偷外賣的人被抓到，一般也只是當面道歉、賠償餐費，“相當于用別人的優惠券吃了一份飯”，難以形成有效震懾。而這種“小事不犯法”的認知，進一步滋生了僥幸心理。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行為背后存在明顯的“破窗效應”——當外賣隨意堆放、無人看管時，部分人的道德約束會降低，產生“即使拿了也沒人發現”的想法。

　　平臺與配送環節的責任邊界模糊，更讓問題雪上加霜。廣西大學大三學生蔣雨倩曾希望騎手能多等幾分鐘再離開，卻收到“還要送下一單，沒時間”的回復。對騎手而言，配送效率直接關系到收入，他們往往在與顧客電話溝通并獲得“放置指定地點”的授權后，就視為完成交付義務，后續餐品丟失與自己無關。這就形成了一段“責任真空期”：商家已完成餐品制作，騎手已履行配送義務，平臺依據用戶協議將保管責任轉移給用戶，而學校通常未被賦予法定看管義務，餐品安全缺乏明確的責任主體保障。

　　“平臺的配送規則只適用于常規場景，忽視了校園的特殊性。”鄭西西的話道出了學生們的心聲。盡管美團、淘寶閃購等平臺已上線“校園送”等專項服務，但實際落地中，相關細則仍有短板，服務適配性與風險防控能力不足，難以充分保障學生權益。

　　破局：技術、制度與共治的多重探索

　　面對愈演愈烈的外賣失竊問題，高校、平臺與社會正在嘗試多元解法，從技術創新到制度完善，從個體自覺到協同共治，努力填補校園外賣管理的漏洞。

　　技術創新正在重塑校園外賣配送生態。12月10日上午，東北師范大學凈月校區的操場上，一架搭載著奶茶與餐品的白色無人機精準降落；12月16日上午，萊蕪職業技術學院內，一架翼展三米的物流無人機準時起飛。這些“空中騎手”沿著預設航線往返于校園與周邊餐飲店之間，點單高峰時段單程飛行僅需兩三分鐘。餐品送達校內起降場后，再由學生志愿者或騎手接駁至宿舍樓下的智能外賣柜，形成“無人機空運+末端接駁”的創新模式。

　　“無人機配送系統依托北斗網格位置碼技術，能規劃出厘米級精準航線，全程無需人工干預。”萊蕪職業技術學院人工智能系黨支部書記宮立圓介紹，該技術將學校周邊5平方公里空域轉化為數字空間，既保障了配送安全，又提升了效率。

　　引入智能設備是高校的另一重要嘗試。部分高校已率先安裝封閉式智能外賣柜，學生只需掃描取餐條形碼或輸入取餐碼，即可開啟對應箱門取餐。這種模式不僅大幅提升了餐品存放的安全系數，還解決了外賣堆放雜亂的問題。聊城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張延輝等人針對該校193名學生的調查發現，即便在收取費用的情況下，仍有39.4%的受訪學生比較愿意或非常愿意使用外賣自提柜。

　　平臺也在優化配送服務模式。不少平臺推出的“校園送”服務，區分了校外騎手與校內騎手——校外騎手將餐品送到校園門口，再由校內團隊（含學生兼職）接力配送至宿舍樓下指定區域。一些高校還組建了學生跑腿隊，通過“點對點配送”減少餐品暴露時間，同時為學生提供勤工儉學機會。“雖然要多付一兩元配送費，但再也不用擔心外賣被偷了，很值。”廣西大學學生蔣萌說，不過這種模式也存在取餐時間延長、后續追責難度較大的問題。

　　高校的主動治理同樣不可或缺。今年11月，中國礦業大學開展“加強校園外賣團隊巡查工作”專項行動，通過強化巡查、定點督導與宣傳教育相結合的方式，規范配送秩序；今年12月，西安明德理工學院出臺《校園外賣綜合治理管理辦法（試行）》，明晰管理職責，優化配送服務，明確配送范圍、時效與收費標準，建立監管機制。目前，全國已有不少高校出臺了“杜絕故意拿取他人外賣行為”的提示和通告，通過宣傳引導強化學生的規則意識。

　　但在專家看來，制度保障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策。廣東機電職業技術學院教授林花指出，當前，我國尚未制定針對互聯網外賣這一新興餐飲模式的專項法律法規，現有的網絡交易法律框架也未能全面覆蓋外賣領域。“鑒于大學校園內外賣服務中頻現的安全問題，國家急需加速立法步伐，通過法律手段為網絡外賣的安全性提供保障。”

　　小事不小：關乎信任與治理的校園考題

　　一份外賣看似價值不大，但背后是對他人財產權的尊重，是公共道德的體現。今年10月，廣西財經學院校長范祚軍在關注到校園外賣失竊問題后，曾在個人抖音賬號表示學校教育發展基金會準備拿出一筆經費，補貼安慰外賣丟失的同學。“丟了外賣，不能丟了熱愛這個社會的善良。”他的這一表態，引發了學生們的廣泛認同。

　　在廣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覃志敏副教授看來，校園外賣失竊看似是治安“小事”，實則折射出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深層命題。這一問題考驗的不僅是校方的應急處置能力，更關乎如何在學生、平臺與學校之間構建可持續的治理共同體。覃志敏表示，技術防范與補償機制雖能緩解一時之困，但從長遠來看，仍需依托制度化的責任劃分與常態化的誠信教育。理想的校園治理，應當推動各方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共建，通過規則明晰、技術賦能與文化涵育的良性互動，真正筑牢信任基石，實現秩序與溫度的統一。

　　（文中受訪大學生均使用化名）

　　實習生 趙思堯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謝洋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