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有時候“講道理”，會讓人更生氣？

《大話西游》

我們每天都會說很多話，但借由說話完成有效的溝通，卻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溝通的困境無處不在：我們急于表達，卻常常忽略傾聽；我們執著于說服，卻難以觸及彼此真實的理由；情緒常取代邏輯，勝負心掩蓋了共識的可能。當對話淪為各說各話的爭論，理解便成了奢侈品。

學會好好溝通，是我們邁向良好生活的必修課。如果你對此感到困惑，這里有兩本書或許可以幫到你。

《理性思考的藝術：如何好好講道理》是一本關于思考與論證的書，本書結合政治、文學、電影、廣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告訴我們如何通過給出理由和論證表達自己的觀點，識別謬誤明確對方的潛在理由，通過禮貌的溝通了解他人的隱藏前提，進而達成理解或妥協。

《用得上的哲學： 破解日常難題的99種思考方法》旨在用哲學理論對標具體的話題，教會我們思考問題的方法，以便讓哲學有用武之地。本書不用教科書般的傳統講法，區別于籠統的辯證思維、繁重的哲學史和唯理性的批判思維，以哲學為線索，聚焦日常問題，掌握哲學思考工具，讓抽象的哲學實用起來。

這兩本書是以哲學與邏輯為工具，致力于在溝通的迷霧中搭建橋梁，讓對話真正走向尊重與理解。它們并非傳授辯論技巧，而是引導我們回歸思考的本質：學會識別謬誤、梳理論證、探尋彼此觀點背后的前提與邏輯。最終抵達的是人與人的互相理解，以使我們更好、更平和地生活在一起。

《理性思考的藝術》

“有毒”的說話方式

為什么如今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會變得如此之大，我們會如此對立？

沒有任何單一的解釋能夠公正地闡明將對立雙方割裂開的諸多影響因素。不過，通過關注一個經常被忽視的因素，我們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這個因素就是：我們并沒有傾聽并試圖理解我們的對手，反而是打斷、諷刺、辱罵他們，以及拿他們和他們的觀點開玩笑。這種“有毒的”說話方式體現了兩極化的一個方面，我稱之為“無禮”。

當人們注意自己的說話方式以帶來建設性的意見交流時，這種交流就是有禮貌的。社會心理學家兼博弈論專家阿納托爾·拉波波特以其對社會互動的洞見而聞名，他提出了一種極端的禮貌模式：

1.你應該嘗試用清晰、生動、公正的方式來重述你目標對象的立場，使你的目標對象說出：“謝謝。真希望我原來就能想到這么來說。”

2.你應該列出任何意見一致的觀點(尤其當它們不是人們廣泛認同的共識的時候)。

3.你應該提及你從你的目標對象身上學到的任何東西。

4.只有在這時，你才可以說出反駁或批評的話。

你聽到過或參加過多少次遵循上述這些規則的談話？就算這些規則曾經真有人遵循，近來它們也已經過時了。幸運的是，我們并不需要如此大費周章，就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禮貌。我們的禮貌程度，可以接近上述這個理想。

《傲骨賢妻》

當然，這并不是禮貌的全部含義。時機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當你向我解釋你的觀點時，如果我打斷你，不讓你把話說完，就算我再清楚、再生動、再公正地闡述出你的立場，也無濟于事。因為你想自己表達出你的觀點。

打斷是一種典型的無禮行為，因為它傳遞的信號是——我不想聽你說話，或者至少是你說的話不如我說的話有價值。因此，禮貌需要耐心這種美德，我們需要耐心等待對方陳述自己的觀點，正如他們同樣也需要時間來理解我們的觀點一樣。當別人拒絕向我們的最佳觀點讓步時，禮貌也要求我們更加寬容。

如今，我們并未有禮貌地詢問他人為什么堅持他們的立場，而是傾向于假定我們已經知道他們的理由。當然，我們歸納出的理由很少是他們真正的理由，也很少是支持他們觀點的最佳理由。相反，我們常常試圖通過把對手的觀點說得很糟糕來擊敗他們。

如果我告訴我的朋友他的立場是錯誤的，他可以問我為什么那是錯誤的，然后，在許多情況下，我們仍然可以進行卓有成效的討論。但是，如果我告訴他，他的立場非常荒謬，那就意味著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只值得嘲諷而不值得跟他講道理。如果他不想被人嘲諷，又何必問我為什么會覺得他的立場很荒謬呢？

如果我說他是個小丑，那就說明他的觀點活該被嘲笑，而不是被認真考慮。如果認真對待小丑的笑話，并詢問其真正的含義，那就毀了小丑的笑話。同樣，如果我稱我的對話者為白癡，那說明他太愚蠢了以至不值得我給出任何理由。但是，他為什么還要繼續和我說話呢？我那么說就是告訴他，我根本不會聽他講話。

為什么無禮的說話方式會在全世界蔓延？

為什么無禮的說話方式會在全世界蔓延？為什么有這么多人即便說的是假話，還這樣說話？部分答案是，無禮對實現某些目的來說是一種有用的工具。

無禮的說話方式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人們認為有禮貌的信息平淡無味，所以他們閱讀和推薦——以及在推特上發布和轉發——這些信息要少于無禮的夸張信息。對手也會轉發不禮貌的言論，為的是展現這些言論是多么愚蠢，以及反對這種極端分子是多么重要。盡管如此，如果這些不禮貌的言論更加公允且理性，對手還是會給予更多關注。

無禮的說話方式也能激發人們的活力。支持者轉發己方不禮貌的言論，可以煽動起支持的大軍，并在己方陣營中鼓動起激情和能量。在一場運動中，如果稱對手為“瘋子”，要比說對手忽略了幾個要點，能夠吸引更多的抗議者。

無禮的說話方式也會刺激記憶。比起對事實公允且翔實的描述，人們更容易回憶起激怒他們的極端夸張的言論。要想了解這一點，只要試著想想一位政治家在一次演講中說了些什么。大多數人或許能夠復述演講中無禮的言辭，卻記不住其中彬彬有禮的言論。

《墜落的審判》

在以上這些方面，無禮、夸張和極端的說話方式會吸引更多的受眾。如果你想擁有廣大的受眾，那么這種簡單的策略十分誘人。作為一種營銷手段，它的確很有效。營銷有其自身的作用。社會中沒有權力的群體可能找不到其他方式來引起人們的關注。呼吁他們保持禮貌，實際上就是在要求他們服從權威。

有時候，為這些群體發聲的運動，尤其是運動最開始的時候，需要使用一些無禮的手段。廢奴主義者、爭取婦女選舉權者和民權運動領袖并不總是保持禮貌(甚至不總是倡導和平)，他們的無禮行為有時反而有助于實現他們發起運動的目的。我們中的許多人也都從這樣的無禮行為中受益。

然而，這種策略也要付出代價。與此相關的代價就是兩極化。當對手對你無禮時，會讓你生氣，并激發你的報復心理。當你對你的對手無禮時，這很少會讓他們心悅誠服，往往會讓他們不愿意傾聽，也不能理解你的立場。當雙方都以無禮對待彼此時，他們就會越發不去考慮對方及其觀點。

這種兩極化對雙方都有傷害。更重要的是，它破壞了我們共同的社會。許多真正想了解問題與雙方理由的溫和派，被剝奪了任何用來決定應該做什么的理性思考方式，因為他們無法從無禮的冗長謾罵中學到東西。他們對雙方以及支持任何一方的消息來源都失去了信任。此外，我們的政府也會變得更加無法正常運轉。為什么我要和一個罵我愚蠢且瘋狂的人一起工作？我怎么會知道如何與這樣不尊重人的對手妥協？

無禮既需要付出代價，也存在好處，所以人們往往很難判斷究竟什么時候這樣做在大體上是合乎情理的。對于那些認為辱罵諷刺的好處大于其代價的人來說，這種說話方式必然會繼續大行其道。而我們其他人也將要繼續承受那些代價。

《用得上的哲學》

“遵守規則的悖論”

我們都知道，我們在說話的時候得遵從各式各樣的規則，如語法規則，以及各式各樣的關于名、動間搭配的語義規則。然而，在這里我所要講的“遵守規則”并不是在語言學的層面上，而是在語言哲學的層面上的。

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這本書里就專門討論了所謂的“遵守規則”的問題。下面就是一個根據他的原著精神而被改編出來的關于“遵守規則”的案例：假設有一個人，從來就沒有接觸過“加”“減”“乘”“除”這些符號——請注意，這并不意味著他不會做這些運算，只是他不熟悉相關的符號罷了。

有一天，他看到老師在黑板上寫了這么一行字：“15+15=？”由于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在默默思考“+”的意思。這時候老師說：“15+15=30。”這時候，哲學家的問題來了：在這位老兄得知了這一題的答案之后，他是不是能夠由此倒推出“+”的真正意思呢？很多人會覺得這位老兄應當有能力由此倒推出“+”的真正意思。

《愛在午夜降臨前》

但維特根斯坦卻邀請我們思考這種假定：這個人覺得“+”真正的含義是指“先加250，再減去250，然后再加上后面那個數字”。如果用這種方式來解釋“+”的話，“+”就是一個很復雜的表達式了，所以原來的問題就要被翻譯為這個樣子了：“15先加上250，再減去250，然后再加上15，請問答案是多少？”——答案顯然還是“30”。所以，他如果用這種方式來解釋“+”的意思，也能夠把“15+15=？”這題目的答案給湊對。

這個故事所表達的哲學困惑，即所謂的“遵守規則的悖論”，此即：一方面，規則(包括如何使用加號的規則)被制定出來就是用來約束大家的行動的；另外一方面，只要你的解釋力足夠強大，任何一個行動都可以被說成是對于規則的遵守。很顯然，這硬幣的兩個面相是互相打架的，因為任意的解釋自然會破壞規則的穩定性與嚴肅性。

領導說話太含糊，該咋辦？

維特根斯坦所提出的這個困惑，顯然不僅具有一種哲學研究的意義，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會碰到此類困惑。

有時候領導對下屬發出一個命令，他的語言是相當含糊的，到底怎么做才符合他的指示要求呢？這是一個很大的困惑。好像每一個領導都希望下面的員工是他肚子里的蛔蟲，能夠精確地把握到他每一條命令的真實意圖，又能夠自動地根據執行環境的改變，去微調相關的行動細節。當然，這樣的員工是不太好找的。于是，領導的困惑經常是：你為什么不能靈活地理解我的命令？

而員工的困惑則往往是：我怎么知道我對于你的命令的靈活理解不會導致對于你命令的原意的違背？雙方就在這樣一個信息的拉鋸戰之中產生了很多的矛盾。

不過，在日常生活中，某些對于規則的臨時性解釋是可以被大家認可的，而有一些臨時解釋則會被判斷為對于規則之原意的曲解。下面，我就各來舉一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假設我知道某地的一條交通規則是要求汽車靠右駕駛，于是我在開車的時候，也依此辦理。然而，車開著開著，我突然發現右車道出現了嚴重的車禍，三輛車追尾了，沒法往前開了。但左邊還有道空著，這時候我自然就會把自己的車繞過這個車禍現場，往左邊偏一點，等經過事故現場以后再重新回到右道上。

按照常識來判斷，這樣的偏離規則是可以理解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交通規則本身可沒有寫這樣一句話——“當你看到右邊有事故現場，且無法直接開過去的時候，允許你適當地把車往左邊偏離一點，以便繞過事故現場”。這是因為，如果交通規則連這樣的例外都要考慮進去的話，那么冗長程度就會超出任何執法部門的執行力的上限。

第二個例子：戰國時有一個大貴族叫孟嘗君，叫自己的門客馮諼去鄉下幫自己收一些房租和地租。臨走之前，馮諼就問了孟嘗君：“我的主人，我要去收地租了，請問要我給你帶一點東西回來嗎？”孟嘗君就隨口一說：“馮諼，你看我們這里缺點什么，你就帶點什么回來吧!”

然后馮諼把什么東西帶回來了呢？他實際上是兩手空空回來的，但他還竟然樂呵呵地告訴主人說：“今年收成不好，那些租客交不起地租，我想想他們太可憐了，就把租約給燒掉了。但是我還是帶來了主人您目下缺少的東西：這就是人心。現在那些人都在念您的好呢!”

《墜落的審判》

按照維特根斯坦的標準來說，馮諼的行為算不算違背規則呢？我相信大多數人會認為他的確是曲解了孟嘗君定下的規則的意思——盡管從客觀效果上看，他為孟嘗君收買人心的舉措，的確是對孟嘗君有利的。——那么，為什么在交通法規的案例里面，我們會覺得對于“靠右行駛”這一規則的有限偏離，并不至于導致對于規則的全面違背，而在馮諼的例子里面，我們反而會覺得馮諼對于孟嘗君所定下的規則的重新解釋有一點牽強呢？這顯然就牽涉到了“違背規則”的標準問題。我馬上就來討論這個問題。

判斷新的規則解釋是否違背規則的兩個標準我認為相關的評判標準有兩條。第一個評判標準就是：新的規則解釋，是建立在對于規則建立者的基本意圖的正確判斷之上的——否則，這一規則解釋就會違背原始規則的精神。

先用這個標準去判斷交通法規的那個案例。非常明顯，在那個案例中，交通規則的制定人的原始意圖肯定是要盡量減少交通擁堵。而在右車道已經成為車禍現場的情況下，繼續將車沿著右邊開，非但不能減少交通擁堵，反而會加劇之。所以，合理的變通方式，就是讓車子朝左邊繞一個小圈子，然后再繼續抽右邊開，以便最大限度地尊重立法者的初始意圖。

再用這個標準判斷馮諼對于孟嘗君的命令的解釋。我們知道，孟嘗君的命令——“這里缺點什么，你就帶點什么回來”——顯然是有特定的語境的，此即孟嘗君對于府上當下財政狀況的抱怨。所以，根據這一語境，“缺什么就帶回什么”一語顯然就與財物的匱乏有關。在這種情況下，馮諼把這句話理解成要去收買人心，這顯然就是一個系統性的誤解。

第二個用來判斷是否遵守規則的約束性條件，則是看我們對于規則中所出現的一些核心語詞的理解是否符合大多數人的語言直覺。比如在孟嘗君的例子里，孟嘗君說的“你帶點什么回來”，這個“什么”顯然指的是實物，也就是那些實際的、可以摸到的東西。而現在馮諼卻把這個詞的所指解釋成了一個抽象的、不可計量的事物——也就是人心——這顯然是對于孟嘗君原意的系統化誤解。與之相比，在交通法規的案例中，將車向左行駛的行動卻并不意味著行動的執行者故意將“右”理解為“左”了——相反，他依然將“左”解釋為“左”，將“右”解釋為“右”。他之所以將車往左邊略微開一小圈，恰恰是因為他要在更大的尺度上尊重“向右行駛”這一規則。

我們該怎么樣把上述兩個約束條件與具體的工作生活結合在一起呢？

這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你處在怎樣的職場生態位上。假設你是一個領導，你需要下屬能夠更好地執行你的命令，你不妨多說幾句話，把你給出的這條規則背后的意圖交代給大家。同時也要避免一些含混語詞的使用，能夠盡量說得清楚明白。

同時，員工也得小心一些居心不良的領導的話術。有些領導故意把話說得很含混——這樣，一旦出了事，他就可能會對規則做出一種對其本人有利的解釋，然后把事情全部推到你身上了。而為了預防發生這種事情，你就可以裝作一副向領導請示的樣子，懇請他把命令的細節說得更加清楚，并且最好讓其簽字。這樣一來，將來即使出了什么事，責任也就顯得比較清楚，員工也可以更好保護自己的利益。這些都是職場生活的一些小技巧，但是它背后可是有著非常深刻的語言哲學的道理做支撐的。

學會好好說話的邏輯

用哲學理論對標具體的話題

掌握哲學思考工具，讓抽象的哲學實用起來

兩冊僅需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