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的魅力

——作者王樂理 原載《貴州社會科學》2013年2期

蘇格拉底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首先在于他開啟了理性的豐富潛能，展示了辯證法在認識事物真相中的作用。他在政治生活中敢于獨立判斷和堅持公正原則的風格，為后人留下了一個負責任的雅典公民形象。他最終接受民主制法庭的判決，不以邪惡對邪惡，也是要以自己的行動維護法律和城邦制度的尊嚴。

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生活在古希臘的著名城邦雅典。生前，他只是一名普通的石匠，被世人看作市場上的哲學家，在喜劇家阿里斯托芬的劇作《云》中受到嘲笑。實際上，蘇格拉底被西方學術界視為政治哲學的創始人，他在哲學、倫理學方面的貢獻也無人忽視。可是他自己述而不作，所有言行由學生柏拉圖、色諾芬等記錄下來。他在獄中演講的形象被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畫家大衛摹畫出來，激勵民眾。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翻譯家楊絳再次重譯事關他的《斐多篇》，借以平復失去親人后的心痛和孤獨。這一切，都與蘇格拉底這個名字蘊含的魅力有關。

一、心中的理性神

蘇格拉底生逢雅典同盟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戰敗、民主制從鼎盛走向衰敗的歷史轉折。他目睹城邦執政能力與公民精神的流失，深感悲痛，慨然以拯救城邦制度為己任。他把雅典面臨重重危機的根本原因歸結為道德淪喪，其救治方案就是要轉變人的靈魂，以道德興邦，重塑正義。

蘇格拉底之前，希臘城邦之間活躍著一個以傳播知識為己任、人數眾多的群體——智者。智者沒有固定的道德原則，其觀點是：“想當演說家，完全用不著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正義，只要表現多數的意見就行了。這些多數的意見之所以被認為正當，并不是因為它們真的是好的、正確的，而只是表面上是好的、正確的”。①另外，智者相信知識的多寡勝過倫理的善惡，以為辯論術是博取權力的重要技藝。作為智者的批評者，蘇格拉底提出“知識即美德”，將哲學的中心問題從人的一般感覺轉向人的內心，準確講是人的內在理性能力和道德準則。有了他的探索，以后他的學生柏拉圖才提出哲學的任務是追尋善、正義及各種事物的本質或真形，創立了系統的理念論。蘇格拉底對理性的論述十分詳盡，試概括為以下幾點：

其一，靈魂的本質在于理性。蘇格拉底將人分成三個東西，即靈魂、肉體以及這兩者結合而成的整體。他主張，人的統治原則不能是肉體，也不是二者結合而成的整體，只能是靈魂。

他采用一個比喻，來說明靈魂的優異由何構成。他講，眼睛的德性(或譯美德、特長，Arete)在于瞳孔，眼睛在別人眼睛的瞳孔里看到它自己。靈魂要認識自己，也要借助靈魂的特長，這就是智慧所在的部分，即理智或理性。這里最接近神圣，只有認識理性，進而認識一切神圣的東西，才是真正認識自己。

蘇格拉底給年輕人轉述過一個故事，說的是赫拉克勒斯走到一個岔路口，不知選擇哪條路好的時候，遇到兩個女子，代表兩種命運，一個叫幸福，許諾他快樂和輕松，另一個叫德性(品德)，向他預言責任和苦難。在學生色諾芬的筆下，恰恰是蘇格拉底“制止了許多人的犯罪行為，讓他們成為出類拔萃的人。他讓他們有了希望，只要謹慎行事，就可以成為高尚的人”。②

其二，理性來自神。蘇格拉底講，由于美好的和有用的事物很多，而且它們都各不相同，神明就賦予人以和各種事物相適應的感官，使得通過這些感官，我們能夠享受各種美好的東西。

神明又把推理能力(即指理性)培植在我們心里，使我們通過這種推理能力對我們的感覺對象進行推理，并把它們記在心里，從而明確地知道每一事物給我們提供些什么樣的好處，并且想出許多辦法享受那些美好的事物，避免那些不好的事物。神明還把表述能力(言語)賜予我們，通過這種表述能力我們可以用教導的方法，使別人也和我們一同分享所有好的事物、制定法律和管理國家。③蘇格拉底便自視為神賜給雅典人的一個禮物、一個使者，其任務就是通過與人辯論和交談，擯棄那些誤導青年的謬誤，接近對靈魂有益的真理和智慧。

其三，追求智慧的起點在于自知無知。蘇格拉底主張，人只有反思自己的理智本性，首先是知道自己無知，才能發掘自己的理性能力。據柏拉圖的《斐德羅篇》所載，蘇格拉底以為智慧這個詞太大了，它只適合于神。但愛智這個詞倒適合于人；愛智是人的自然傾向。在《申辯篇》里，他批評雅典人缺乏理智的狀況，那些政治家、詩人、工匠等人自以為無所不知，實際上不懂得什么是知識和智慧的本質，沒有反思人的智慧本身，是最無知的。同時，從希臘世界的傳統觀念考察，自知包含自制(不要過分)的含義，或者說，自制來自個體對自我的知識。蘇格拉底認為，自制就是不受欲望的驅使，對欲望保持一種體面的冷漠。實際上，使勇敢、自制、誠實，即真正的善得以可能的，是智慧；有無快樂、恐懼之類的感覺出現，根本就沒有什么區別；建立在相對的情感價值之上的道德體系，只是一種錯覺，是一種粗俗的觀念，找不到任何健全的、真實的內容。智慧本身才是一種凈化。可見，他是將自制、自知與理智、智慧聯系起來，既指人的認識能力，也指人的倫理修養。④

其四，知識即絕對的存在或本質，即理念(Idea)。在慷慨赴死的前一天，蘇格拉底對身邊的學生講：“我們把至真、至美等抽象的實體稱作‘真正的本質’。這種本質，即絕對的相等、絕對的美、一切絕對的實體、真正的本質，是永恒不變的，絕對的本質都是單一的、獨立的，所以都始終如一，不容改變”。他又說：靈魂和不變的那種東西像極了，和變化的那一種遠不相像。“靈魂很像那神圣的、不朽的、智慧的、一致的、不可分解的，而且永不改變的。肉體呢，正相反，很像那凡人的、現世的、多種多樣的、不明智的、可以分解的，而且變化無定的。”⑤然后，他又對學生講靈魂是不朽的。肉體死滅后，靈魂回到天神管轄的世界，那里高貴、純潔，人們看不見。

從理念出發認識世界萬物，也是蘇格拉底的基本方法。他說：“一定要求助于某些理論，在探討事物真理時使用它們。我在各種場合下首先提出被自己判定為最健全的理論，然后把與這種理論相一致的任何東西，都假定為正確，而與之不合的就視作不正確。例如，我假定絕對的美、絕對的善、絕對的大等等一類事物的存在，那么，任何美的事物之所以是美的，是因為它們分有絕對的美。這時，如果有人說某個特定的事物之所以是美的，在于它有絢麗的色彩、形狀或其他屬性，我都將置之不理。”⑥

其五，是否具有知識或智慧，與人數無關。蘇格拉底說：“哲學家的靈魂和別人的不同。它(靈魂)靠哲學解放了自己，獲得了自由，就不肯再讓自己承受快樂和痛苦的束縛。”他引用荷馬史詩中佩內洛普(Penelope)的故事，寓意人應該始終如一地追尋心中的目的，否則像佩內洛普那樣，把自己織好的料子拆掉，就白費工夫了。哲學家的靈魂相信：它應當棄絕歡樂和痛苦的情感，在平靜中生存，應當追隨理智，永遠跟著理智走。⑦

蘇格拉底被雅典民主制法庭判處死刑后，學生克里同多次來到獄中，勸說他抓緊時間逃走，因為大多數人不會相信他甘愿受死的理由。蘇格拉底反問道：我們為什么要顧忌“大多數人”的想法呢？真正具有理性的人的想法更值得考慮，他們相信事實真相。反之，多數人既不能使人聰明，也不能使人愚蠢，他們的行為完全是隨意的。蘇格拉底還講：我們應該確定一般的規則，用來判斷試圖決定的行為的種類，看清是正義還是不義、光榮還是可恥、善還是惡。我們應該敬重那個擁有專門知識的人，接受他的意見，而不是其他所有人加在一起。必須考慮的不是一般民眾會怎樣說我們，而是我們如何與行家保持一致，這位行家是權威，他實際上代表真理。⑧這一點與赫拉克利特相同，再次明確了理性、真理與愛好智慧的少數人的聯系。

其六，理性潛藏于人對世間萬物的認識之中。在蘇格拉底的言行與事跡中，這種知識或智慧并不神秘，它就是城邦日常生活中的道理。他從來都是用貼近民眾的方法來提出問題，探尋真理。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看：

例如他的辯證法。蘇格拉底的討論方式是，先以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于是針對對方的判斷提出問題；發現對方論述中的謬誤和漏洞，加以質疑和駁斥，直到對方詞窮理盡；自己做出假設或提出建議，或者立刻結束談話。他的特點恰恰在于，總是引發問題，不給結論，所以往往令交談者很惱火。實際上，在這種反反復復的辯駁、糾錯、再辯駁、再糾錯的過程中，矛盾不斷被揭露，認識不斷接近真理，這就是辯證法。也就是說，他不光在破壞，而且更多地在建設。這種交流、促進、螺旋上升的思辨方式，正是吸引柏拉圖、克里同甘心追隨他的原因。

又如他巧用比喻，暗藏機鋒。他援引常識問道：工匠需要求師，作統治者就不必求師了嗎？他也富于老年人的睿智。他說，身體好是善，但上戰場犧牲不是惡嗎？財富多而貪求無度是不幸，財產少但滿足不是幸福嗎？他總是善于在相反的因素中看出合理性來。

再如他的循循善誘。雅典城內有一位胸懷大志又不愿求師的人，他大膽批評并耐心規勸。他幾度找這位年輕人談話，讓他看清楚自己沒什么智慧，最終甘心追隨他學習。他有富于廣博、精細的實際生活經驗。有一次，得知一個有心從政的年輕人，他便前去詢問方方面面的知識，暗示從政之前一定要耐心積累，比如，軍事統帥的素質、城邦的稅收、城建、人口、政治家必備的知識和才能、做人的基本道理等等，都是治理城邦需要掌握的本領，可謂無所不至。⑨

要辨識蘇格拉底的歷史地位，可以考察他觀察問題的立足點，究竟在神，還是自然、還是在人？蘇格拉底與荷馬不同，不以神的安排(命運)來解釋人間秩序及人物命運。他也與自然哲學家不同，不屑去追問宇宙的奧秘，而是規勸人們關心人間的身邊的事情。他更批評智者，聲稱自己是無知的，從不灌輸任何學說；只用百姓的語言講話，不會也不愿教授修辭術；一心為了城邦和公眾的幸福，從不收取任何酬勞；他最反對的，是智者那種模糊不定的倫理觀和技藝至上的功利觀。

蘇格拉底聲稱自己承擔著神授的使命，只聽從心中理性的聲音，不如說這里講的神是一種比喻。它看重的是人們靈魂中的理性能力，高尚、純粹，不似人間偽裝的智慧；它的位置就像在天上，可以說是一種理性神。蘇格拉底主張，理性是道德善惡與智慧真偽的判斷準則，是哲學的追求——善的理念——的惟一媒介。人能有理性和理智，是因為人得到神的眷顧，被賦予了神性的一部分。靈魂的可貴，在于有了對智慧的愛和向往。

二、對政治的疏離和批評

有了這種理性的準則，蘇格拉底便用嚴格的智慧與美德衡量政治生活，從不隨波逐流。

先看一段故事，它顯示了雅典人比較普遍的權力崇拜，是蘇格拉底所反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進入第十六個年頭，雅典人組織遠征軍進攻島國彌羅斯。這個島上的居民原為斯巴達的移民，在交戰的雙方之間持中立態度，為雅典所不滿。開戰之前，兩位雅典將軍進入彌羅斯島，勸說少數行政長官和貴族長老帶領城邦投降，激起辯論，兩邊的理由大致如下。

彌羅斯人堅持認為：我們知曉兩種選擇的后果，或者認為正義在我們一邊，不肯投降，結果是戰爭，或者是聽從雅典的威逼，結果是被奴役；無論如何，雅典人不應該消滅那種對大家都有利益的原則，就是對于陷入危險的人有他們得到公平和正義處理的原則。

雅典的將軍則提出：我們還是應該考慮實際情況，經歷豐富的人們都知道，正義的標準是以同等的強迫力量為基礎的，強者能夠做他們有權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們必須接受的一切。將軍們又說：我們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規律，就是在可能范圍以內擴張統治的勢力，這不是我們制造出來的規律；這個規律制造出來之后，我們也不是最早使用這個規律的人；我們發現這個規律老早就存在，我們將讓它在后代永遠存在。我們不過照這個規律行事，我們知道，無論是你們，或者別人，只要有了我們現有的力量，也會一模一樣地行事。⑩

從柏拉圖的《高爾吉亞篇》里，我們也可以見到在智者影響下雅典人的權力觀。對話人之一波盧斯表示，修辭學家以滔滔雄辯說服民眾和法庭，僭主以權力隨意殺人、奪人幸福，將最優秀的人驅除出境，他們都是城邦里最有權力的人。他以馬其頓的僭主阿凱勞斯為例，認為他以邪惡的方式篡奪了權力，并且逃脫了懲罰，他就是幸福的。另一位對話者卡利克勒則以罕見的坦率表示，城邦的習俗和立法往往都是多數人或弱者采納的，他們為自己的利益立法，目的是防止強者超過他們，奪取他們的利益。他們嚇唬強者說，超過其他人是邪惡、可恥的，向他人謀求利益是不正義的。他們希望享有與他人平等的待遇，將尋求特權視為錯誤與可恥。但是在我看來，本性已經彰明了這一點，強者謀取弱者的利益是正確的，人越是能干，就越應得到更多的利益。所有動物、整個國家、整個人類都是這樣，人們把這種權力當作君主之權和強者對弱者之權。劣者和弱者的牛，以及其它所有財產，都屬于優者和強者，這是天然的正義。(11)他們兩人的觀點先后受到蘇格拉底的諷刺與駁斥。

針對上面波盧斯的觀點，蘇格拉底表示，修辭學家以及靠修辭學的技巧維持統治的僭主，在我們的任何城邦里都是權力最小的；行為善惡和人生幸福并不以欲望的滿足而定，一切取決于人們的教育狀況與合乎正義與否。作惡者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幸福的，如果他沒有遇到正義和接受懲罰，他就更加不幸福，如果他付出了代價，從諸神和凡人那里受到懲罰，他就要好些，因為靈魂擺脫了邪惡。針對卡利克勒的觀點，蘇格拉底提出，任何人，無論是統治者或被統治者，都應該學會做他自己的主人，以節制和自制的美德控制自己的快樂和欲望。一個優秀的演說家與一位合格的政治家一樣，其目的都應該使公民變得更完善，使正義在靈魂中扎根，從靈魂中消除不義。按照這個標準，雅典歷史和現實中的政治家們沒有幾個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接著，蘇格拉底批評了雅典著名政治家、民主派領袖伯里克利，說他第一個向公民提供的勞役支付報酬，腐蝕了雅典人，人們變得比以前更加野蠻，到頭來伯里克利本人也要吃他們的苦頭；這些統帥一點兒都不注意紀律和正義，只知道為城邦提供戰船、港口、城墻、船塢、稅收之類的事情，用這些垃圾來喂養我們的城邦，是它變得腐敗和潰爛。蘇格拉底同時批評了智者，說他們自稱是教人為善的教師，卻經常責備學生對自己不好，或者不交學費，或者以不義對待老師，這不是荒謬嗎?(12)

在雅典的法庭上，蘇格拉底也批評當時民主制的做法，即通過擲豆、抽簽來確定城邦的治理者。他認為，這種選舉方式偶然性太大，它必定容易導致那些根本不懂政治知識的庸才當政，給城邦帶來嚴重的危害。他指出：君王和統治者并不是那些擁大權、持王笏的人，也不是那些由群眾選舉出來的人，也不是那些中了簽的人，也不是那些用暴力或者憑借欺騙手法取得政權的人，而是那些懂得怎樣統治的人。(13)他告誡民眾，一個城邦如果交給那些不懂治國技藝的狂妄之徒、專營阿諛奉承之術的政客去治理，就會像一個沒有必要知識的人，卻被任命去駕駛一條船或帶領一支軍隊，他只會給那些他所不愿毀滅的人帶來毀滅，同時使他自己也蒙受羞辱和痛苦。

面對智者學說的信奉者，蘇格拉底坦然地評價說：在最有權力的人中間可以找到好人，當有權力胡作非為的時候仍然能夠終生過著正義的生活，這樣的人值得贊揚和尊敬，但是這種人很少，大多數掌握著權力的人是邪惡的。他還自信地宣稱：“我認為我是從事真正的政治技藝的少數雅典人之一，但我不說自己是惟一的一個，現在這些人中間只有我一個人在實踐政治家的才能。”(14)對于學生在人生志向上的多種選擇，蘇格拉底提出，那種治國齊家的本領，既有資格當領導，又能使別人和自己都得到好處，的確是最美妙的本領和最偉大的技能，這是屬于帝王的，一般人稱之為帝王之才。(15)在他的議論中，這些技藝包括真心向善的哲學修養、廣博的從政知識、諳熟的治國之道，等等。

一般將蘇格拉底的政體主張認定為“哲學家的政治”，就是要由有知識的、懂得政治藝術的人進行統治。在原則上，這種人的選擇要慎重，要經過相應的學習和訓練。就精神氣質而言，蘇格拉底和赫拉克利特相似，主張以知識為基礎的君主或者貴族政治。在各類政體中，蘇格拉底對它們的優劣與得失也有分辨。學界一般認為，他將政體分為五種類型。第一是君主制，屬于一個人掌權的好政體。它是建立在人民意志和國家法律基礎之上的政權。對此種政體，蘇格拉底討論并不多，事實上此種政體與哲人政治非常相像。柏拉圖的哲學王理論與此有密切聯系。第二是僭主制，屬于一個人掌權的壞政體。它違反民意，是建立在統治者專橫意志之上的政權。這種人靠強力、欺騙獲得統治權，而且治理國家時無視法治，手段專橫、殘暴，任意處死那些明辨是非、能干，但不合他們心意的公民。僭主本人必定在不久的將來受到懲罰，所以這種政體不會長久，是蘇格拉底批評較多的政體。第三是貴族制，屬于少數人掌權的好政體。進行統治的人實施法治，所以也是由良好的法律統治的完善國家，如當時的斯巴達和克里特。這種政體接近哲學家統治。第四是寡頭制，屬于少數人掌權的壞政體。它的原則是依據財富進行統治。與貴族制相比，此種政體缺少法治。蘇格拉底比較贊同當時忒拜和麥加拉實行的溫和寡頭制，但是反對舊的氏族貴族(門第)或新貴族(財富)的統治。第五是民主制，依據所有人的意志進行統治，屬于多數人掌權的壞政體，蘇格拉底對此批評最多。民主制的主要缺陷是由抽簽產生公職人員，選舉方式具有極大的偶然性，被選人往往不夠資格。對于母親城邦雅典的民主政治，蘇格拉底出于誠摯的愛護提出過嚴格的批評。他的批評集中在兩點。一是它的“多數人決定”原則。公民大會決定一切國家大事，而組成公民大會的只是那些工匠、農夫、買賣人、只圖賤買貴賣的市場商人。他們以自己的決定將無知的人變成統帥，實在應該感到害羞與可笑。二是公民的道德普遍墮落。蘇格拉底相信：當時雅典之所以陷入混亂，就在于他的同胞們過于自信，在城邦事務和戰爭中粗心大意、輕舉妄動、不納忠言；專注于積聚錢財、獵取榮譽，而不在意智慧和性靈的修養。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之所以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雅典領導人玩忽職守，沒能發揮全體人員的特長和優勢，不知向優秀的城邦學習。(16)

既然現實政治失去常規，蘇格拉底一生當中有意對政治保持距離。他說：從幼年起，就有一個聲音反對我從事政治，我想反對得極好；如果我從事政治，可能早就死去了，于己于人兩無益處；因為凡是真心為國家維護法紀、主持公道，和大眾唱反調的人，還沒有一個人能夠保住生命；真心為正義而艱難奮斗的人，要想時時保全性命，非在野不可。(17)

三、忠誠于城邦的馬虻

獨立的理性判斷、對政治始終保持距離，表面上看，都容易導向一種個人主義的國家觀念。但是蘇格拉底不然，他對自己的城邦始終懷有不變的尊崇和忠誠。他不是把這種情感表現為淺顯的說辭、附和、討好等等，而是認真地履行每一項公務，見到不公正的言行就加以批評，不怕得罪自己的同胞。一句話，他對國家采取了一種真摯的負責態度。

一個公民對祖國的愛可以表現為種種形式，面對政治人物和民眾的錯誤時怎么辦，更是一種考驗。有些人視而不見，有些人大膽陳詞，蘇格拉底是后一種。在民主制的法庭上，他自稱是馬虻，粘在肥大而懶惰遲鈍的良種馬身上。他相信自己是神送給雅典的禮物，讓他到處追隨雅典人，整天不停地喚醒、勸告、責備他們。他這樣批評雅典人的道德墮落：“雅典人啊，我敬愛你們，可是我要服從神過于服從你們。你們專注于盡量積聚錢財、獵取榮譽，而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靈的最高修養，你們不覺慚愧嗎?”“我巡游各處，只是勸告你們：德性不出于錢財，錢財以及其他一切公共與私人的利益卻出于德性。”(18)

色諾芬筆下的蘇格拉底還是一位卓越的政治教育家。他清醒地認識到，必須區別兩種生活方式，一種是政治生活，另一種是更高的、超越政治的生活；政治事務的本質是非理性的，權力所要對付的不光有道德良善之人，還有道德并非良善的人，甚至是小人；政治生活中適用的美德是節制，它達不到最高的智慧，但應避免瘋狂，應該承認那些并非真理、然而有益的意見，因為政治問題是最急迫的；要使公眾服從，不可能采用說服的方式，而必須用敲打和灌輸的方式。(19)

監禁之中，學生克力同前來探望并力勸其逃走，雅典歷史上不是沒有類似的先例。蘇格拉底拒絕逃離城邦，他提出：城邦給予每個公民平等的一份利益，無論是生命、給養、教育，還是應有的權利。一個人成年以后，便能夠認清國家行政和法律條文。如果他們對此不滿意，可以攜帶自己的財物去往中意的地方，或去殖民地，或移居外邦。凡是居留在城邦的人們，事實上就是和法律訂立了合同，表明他們情愿服從城邦的法令。那些不服從的人便犯了三重罪，即不服從父母、不服從教養恩人、不遵守契約。(20)

基于這一認識，蘇格拉底對權力與法律的強制性是完全認可的，因為它們維護了國家的生存。他以為，城邦的律法是公民們一致制定的協議，規定他們應該做什么和不應該做什么，所以守法就是正義。他贊揚斯巴達的立法者呂庫古最牢固地建立了守法精神，這個擁有最守法的人民的城邦，在和平時期生活得最幸福，在戰爭時期是不可抵抗的。在學生眼里，蘇格拉底在私人生活方面，嚴格遵守法律并熱情幫助別人；在公眾生活方面，在法律所規定的一切事上他都服從首長的領導，無論是在國內或是從軍遠征，他都以嚴格遵守紀律而顯著地高出于別人之上。當他做議會主席的時候，他不讓群眾做出違反法律的決議來，為了維護法律，他抵抗了別人無法忍受的來自群眾的攻擊。當三十僭主命令他做違反法律的事的時候，他曾拒絕服從他們。(21)按照這個道理，蘇格拉底認為，如果一個公民被祖國和法律判處死刑，他便竭力企圖毀壞、顛覆國家和法律，這種行為絕對是不正當的。因為國家是高貴、莊嚴、神圣的，她遠遠超過父母和世世代代的祖先，是神所尊重，有識者不敢侵犯的。一旦城邦做出了判決，公民就必須接受，無論是鞭打還是戴上鐐銬，或者是送往戰場去經歷流血和死亡。(22)蘇格拉底最后以服從法庭的判決、慷慨赴死，就是要以此證明法律和正義的崇高價值。

國外有學者稱這種忠誠感為公民對國家的道德責任，并認為它與蘇格拉底在法庭申辯時的行為動機有所矛盾。換言之，在拒絕逃走時，蘇格拉底沒有解釋為何不能拒不服從非正義的法律？蘇格拉底提供了另一個理由：“自愿”。關于自愿，蘇格拉底在另一次對話里有過明確的表述，對話者是普羅塔哥拉斯——智者的開創人。蘇格拉底提出一個觀點：無人自愿作惡或犯罪。他進一步說：自愿這個詞在這里的真實含義是自己，例如，好人經常迫使自己去愛和贊揚。就好比當某人的父母或祖國對他不關心，他仍然要去愛他們和贊揚他們。當這些人發現自己處在這樣的境況中時，如果他們接受這個事實，揭露和批判他的父母或祖國不對的地方，并從此放棄自己對他們負有的責任，不顧由此可能引起的他人的責備或批評，那么這樣做是不妥當的。而好人就不一樣了，他們不會犯這樣的錯誤，反而會努力贊揚他們的父母和祖國，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們也會克制憤怒，心平氣和地尋求和解，強迫自己去熱愛和贊揚他們的親友。(23)

即便如此，蘇格拉底的言行與人格，仍然受到當時雅典城內相當多公民的質疑和反對，他們是民主派。須知，從公元前6世紀的梭倫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開始，到審判蘇格拉底的二百年間，雅典城內一直存在著民主派與寡頭派之間激烈的黨爭。而且，黨爭趨于極端化，因為梭倫曾經規定：每個公民必須在黨爭中表明自己贊同哪一派，否則取消公民權。根據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記錄，伯里克利也講過類似的話：在雅典這個城邦里，遠離政治的人不被看作熱愛和平的公民，而被視為社會的無用成員。經過多次平民化立法的促動，雅典的民眾已經被縱容得任意妄為，常常在情感沖動下做出重大決策。(24)

不光蘇格拉底自己得罪過民主派的領袖們，而且他的學生不少也是來自貴族家庭，與民主制存有情感和觀念上的罅隙，如柏拉圖、色諾芬、克力同等，他們或偏愛斯巴達的貴族制，或喜愛波斯的君主制。惹來最大麻煩的，是一位年輕俊美、富于才氣的將領——阿爾喀比亞德。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既統帥過自己城邦的軍隊，也投靠過敵對城邦斯巴達，而且反復幾次，令雅典人痛恨徹骨。民主派認為，蘇格拉底應該為學生的行為負責。表面上看，控訴蘇格拉底的罪名，所謂引進新神、毒害青年，與政治是不相干的。然而詭異之處在于，雅典在推翻三十僭主之后，曾于前403年頒布大赦令，規定此年夏季之前的任何行為，不得用來作為依據，以政治罪名起訴雅典公民。所以民主派的領袖們才有意回避政治動機，實際上，他們確實想置被告于死地。蘇格拉底審判是個政治案件。

國外有學者認定蘇格拉底是寡頭派的幕后策劃者；他是故意在法庭上裝傻；雅典城在他死后還流行其他一些法庭申辯的版本；在學生們寫下的申辯演說里，有意掩蓋了某些事實，樹立了一個具有美德的老師形象，等等。(25)我們在這里難以回避幾種糾結，特別是真相問題與價值問題。首先，哪一個蘇格拉底是真實的?他是哲學家，還是政治活動家？學生是否美化了自己的老師?他們記錄了一個正直的人，還是努力掩蓋某些事實？如果我們看柏拉圖的記錄，可能控辯雙方都敏感到這是一個關鍵問題。據施特勞斯的解讀，蘇格拉底在法庭辯論中首先聲明，自己沒有什么東西值得隱瞞，所有發言只講事實；他說話也不講究什么技術，所有東西都是坦白的。相反，控訴方倒是精心編制了一套說辭，并且認為蘇格拉底強詞奪理。針對加于頭上的罪名，蘇格拉底首先聲明：自己從不關心天上的事情，并且時時聽從神的聲音。接下來，針對所謂毒害青年，他當堂指出一些在場的門生，他們都有父兄陪伴，可是其中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證實這種指控，原因很簡單，罪名是虛假的。蘇格拉底又說：他也可以沿用慣常的做法，請求法庭寬恕，但是他不愿意這樣做，因為他珍惜自己作為雅典公民的聲譽，倘若影響法庭違背立下的誓言，恰恰是不公正的和不虔敬的；面對所有雅典人的眼睛，他情愿接受任何判決，以此證明和捍衛自己，戳穿不敬神的謊言。(26)

另外的問題就是，蘇格拉底以及他的學生們樹立的這套價值觀，是否值得追求？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因為擺脫幾百年來的黨派之爭，提升城邦的道德水準，恢復制度與法律的尊嚴，尋求城邦的整體幸福，惟一的答案只能是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思考結果：轉變人們的靈魂，從公認的正義準則開始。

四、結語

蘇格拉底留給后人的啟示是豐富的。他代表了一種清醒，讓我們明白追求真理應當始于一種謙遜的態度，從“自知無知”出發，如此反倒可以激發人們去批判虛假和偽善，振奮不斷進取的強大動力。他代表了一種人格，就是以倫理上的善德與正義為基點，去評判現實制度和人性中的是非善惡，這種理性和正義感在每個人的心中，就看我們敢不敢對抗人間的各種世俗偏見。他代表了一種博大的智慧，讓我們從中西方文化的源頭，發現一些相似的精神源泉，比如，蘇格拉底如同孔子，信守自己的道德立場和倫理準則；他也像老子，知曉福禍相依的辯證法；他又有莊子的灑脫和曠達，蔑視權力、蠻橫、苦難與死亡。閱讀東西方經典，我們感嘆“天涯何處無芳草”，智慧就在身邊，正義就在人間。蘇格拉底代表了一種可敬的生活態度。

蘇格拉底樹立了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的形象。他生活于伯里克利治下的雅典民主制黃金盛世，身邊充斥著政治技藝的傳播者——智者。但是他在繁華和虛夸中看到危機，他的可貴之處，在于樹立了絕對的正義準則，并敢于憑借一己之力去改變久積成弊的亂象。他深感無論民主派還是貴族派都在衰落，都在破壞正義的法律。他繼承了荷馬史詩的傳統，以正義原則為著眼點，解釋政治生活中的諸多重大問題。他的特點是側重從行使權力的主體角度出發，把權力的行使與執政者自身的品質聯系起來，從道德、知識、技藝等幾個方面，強化執政者自身的嚴格標準。他相信城邦的公民應當忠誠并服從法律，自覺承擔起法律規定的義務，如同受神的感召不容逃遁。他又敢于批評逞強違法的行為，無論這種力量來自統治者或是民眾，留下一個負責任的公民應有的道德人格。這些影響到柏拉圖的哲學王主張、亞里士多德推崇的才德要素，更影響到后世的城邦道德目的論，以及城邦是個教育機構的理論。

蘇格拉底的價值不僅于此。細細考究蘇格拉底的所有言語和活動，可以說他思考的中心都是城邦的榮譽和美德。換言之，他在教導個體公民如何學會在政治共同體中生活，其底線就是抑制私人或小團體的私欲，學會按照公共人格的生存方式思考問題。這樣說，不是要求個體和社會團體絕對服從國家，蘇格拉底恰恰敢于發表個人的聲音，肯定少數人可能掌握真理；也不是要求國家僅僅充當個人權益的工具，蘇格拉底就沒有在從政中攫取官職和金錢，反而將國家置于個人的幸福與生命之上。政治哲學有了這個起點，便有了以后兩千多年思想發展的基本路向，即探討與公民和國家相關的一切課題、概念、命題和理論。有了這個起點，我們才容易理解柏拉圖的理想國出自防止貧富分化的初衷；霍布斯的利維坦包含了自由主義的因素；盧梭的人民主權共和國試圖調和自由與服從這對矛盾；黑格爾“倫理理念的現實”綜合了特殊性與普遍性。蘇格拉底揭示了政治哲學的宿命，為它以后的發展開啟了豐沛的源頭，他的確稱得上是政治哲學的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