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華實驗室到千億產能：華龕生物的“細胞智造革命”

科學家創業 十年磨一劍。在實驗室與廣闊市場之間，橫亙著一條條鴻溝。是誰，能為這些深藏于試管、代碼與公式中的顛覆性力量搭橋鋪路，讓創新的種子穿越險阻，生長為參天大樹？今天，我們正式開啟“讓創新生長”系列專欄，將目光投向一群特殊的創業者——他們是實驗室里的首席科學家，也是搏擊商海的創始人。讓我們記錄科學家創業者從“論文”到“產品”、從“技術”到“產業”的跨越之路，揭開他們披荊斬棘、勇闖無人區的創業故事。
本系列中，我們專訪由中關村資本投資并陪伴成長的科學家創業團隊，面對面聆聽領航者們的初心與夢想，揭開他們從“書架”走向“貨架”的奮斗故事，剖析企業發展的核心亮點，見證技術如何破壁融合，開辟全新市場。我們更將探尋，在這段充滿未知與挑戰的征程上，中關村資本如何以“耐心資本”的姿態，提供超越簡單財務投資的全方位服務——從戰略布局、資源嫁接，到市場開拓、長期陪伴，成為科學家們最堅實的同行者。
讓我們一起，讀懂創新生長的力量，見證資本與智慧共同寫就的傳奇。

“2萬塊，還是130萬？”

華龕生物CEO劉偉記得很清楚，2010年那個秋天，他跟導師杜亞楠說了一句“大話”。

"我想做一個技術，最后能用到病人身上。"

那時他23歲，剛直博到清華，對科研轉化這事兒懵懵懂懂。說完這話，他自己都覺得有點狂。

杜亞楠沒笑他，反而眼睛一亮。

15年后的2025年1月，中國第一款干細胞藥品獲批上市。它用的3D細胞規模化生產工藝，正是劉偉和團隊從清華實驗室帶出來的技術。

這款藥定價2萬元，而美國同類產品要130萬——不是因為中國便宜，是因為美國的生產方式還停在上個時代。

從一句“大話”到改寫行業規則，華龕生物用了15年。這15年里，他們只做了一件事：讓細胞生產從手工作坊，變成智能工廠。

故事得從那場對話開始講起。

第一章：清華十五年——從"頂天"到"立地"的孵化

一、理念碰撞與七年積累

杜亞楠教授在美國做博士后時，他的導師是技術轉化領域的大牛，這讓他看到另一種可能——科研成果不應只停留在論文里，更應走出實驗室解決真實問題。

回國后，杜亞楠確立了獨特的育人理念：培養“頂天立地”的人才——“頂天”是做頂尖基礎研究，“立地”是把成果轉化為臨床技術和創新產品。

那場面試，是一次理念的碰撞。劉偉的“初心”與杜亞楠的“育人方略”不謀而合，這種契合為15年后華龕生物實現的里程碑的誕生埋下了伏筆。“其實那時候還很懵懂，”劉偉坦言，“只是有個樸素的想法——想做一些能真正用起來的東西。”但正是這種理想主義，成為了支撐他走過漫長技術攻關之路的動力。

從2010年到2017年，劉偉和同門鄢曉君博士在清華實驗室度過了七年。表面上看是標準的博士生涯，實際上他們在為未來的產業化積累彈藥。

他們研究的方向是3D微載體細胞培養技術。在傳統細胞培養領域，2D平面培養是主流——細胞只能在培養瓶底部“貼壁”生長，效率極低，完全依賴人工操作，無法規模化。杜亞楠團隊要做的，是讓細胞在三維空間里生長。

這需要設計特殊的載體——微米級的顆粒，表面經過特殊處理，模擬細胞在體內的生長環境。細胞附著在微載體上，可以在懸浮培養的生物反應器里自由生長，空間利用率成百倍提升。

但微載體的材料選擇、表面修飾、孔徑大小、機械強度，每一個參數都需要反復實驗、精密調控。“我們要根據細胞在體內的屬性來設計，"劉偉解釋，"用仿生學的方法，把物理性質、化學性質都復制到體外。”

七年里，他們發表了一系列高水平論文，更重要的是積累了完整的技術體系——從微載體設計、培養基配方，到工藝流程、質量控制，形成了一整套可復制、可放大的解決方案。2015年前后，他們開始有意識地將技術向產業化推進。小試、中試、放大實驗……每一步都在為未來轉化做準備。

“杜老師給了我們很大自由度。”劉偉回憶，在保證順利畢業的同時，還能有更多時間深入轉化研究，逐步實現創新想法的落地。

二、從實驗室到公司的“驚險一躍”

2017年劉偉博士畢業，2018年華龕生物正式成立。三位創始人——杜亞楠、劉偉、鄢曉君，全部來自清華同一實驗室。這是一次典型的“清華系”創業，但從一開始就走規范化路線。

第一步是完成清華大學科技成果轉化。清華以知識產權作價入股。“這個過程非常重要，”劉偉強調，“它完善了成果歸屬，保證了后期商業化的合規性。很多科研成果轉化出問題，就是因為產權不清晰。”

截至最新融資，清華仍持有華龕約4%股份。這不僅是股權關系，更是品牌背書——“清華技術轉化”的標簽，為華龕在融資、市場拓展中帶來了天然信任優勢。

第二步是引入天使投資，完成天使輪和A輪融資。“他們看中的，不只是技術，更是我們團隊在清華七年的積累。”

第三步是建立GMP生產廠房。要把實驗室技術變成可商業化的產品，必須符合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這一步很多創業公司會拖很久，甚至不愿意投入，”劉偉說，“但我們很清楚，如果不解決生產合規性，技術再好也只能停在實驗室。”

2020年，華龕獲得里程碑式突破：全球首款細胞微載體藥用輔料資質，中美雙認證。在此之前，藥用輔料目錄里根本沒有“細胞微載體”這個品類。華龕的申報和獲批，填補了空白，也為整個行業樹立了標準。

從2018到2020，兩年時間，華龕完成了從實驗室到產業化的"驚險一躍"。因為有前期七年的技術積累、規范的成果轉化路徑、以及清華品牌背書，華龕的起點比大多數創業公司都高。

三、“引路人”與“頂天立地”

在華龕故事里，杜亞楠教授是繞不開的名字。他既是技術發明人、首席科學家，也是股東、董事；既是劉偉的導師，也是創業伙伴。

“杜老師是個非常好的引路人，”劉偉評價，“不論是上學期間的言傳身教，還是華龕創立早期的指導，都給了我們巨大幫助。”

杜亞楠的引路，體現在兩個層面。第一是科研思維的培養。“他教會我們的，不只是怎么做實驗、發論文，更是怎么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做科研和做產業化，底層邏輯是一樣的。”第二是轉化思維的引導。“杜老師在美國的經歷，讓他很清楚技術轉化是怎么回事，從一開始就鼓勵我們往這個方向想。”

但杜亞楠也很清楚邊界在哪里。“前兩三年，他給了我們很多指導，”劉偉說，“但隨著公司成熟，杜老師主要在技術方面、科學方向、大戰略上把關，日常管理、業務運營以全職團隊為主。”

這種“既支持又放手”的方式，讓華龕避免了很多“教授創業”常見的問題。如今，杜亞楠雖不再參與日常運營，但依然是公司的定海神針。

從2010年到2025年，十五年時間，杜亞楠團隊從三人實驗室發展成擁有數百名員工、年營收破億的企業。“頂天立地”的育人理念始終貫穿其中。

“他用自己的方式，證明了一件事，”劉偉說，“在中國，做基礎研究和做成果轉化不是對立的，而是可以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

這或許正是華龕生物故事最大的啟示——不是每個教授都適合創業，但如果能找到合適的模式、合適的團隊，“頂天”與“立地”完全可以兼得。

第二章：技術革命——從“農耕時代”到“工業4.0”

一、傳統細胞培養的困境

要理解華龕生物的技術革命性，必須先理解傳統細胞培養方式的困境。

劉偉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傳統細胞培養就像農耕時代，農民拿著鋤頭在地里播種、澆水、除草、收割——全靠人工，效率極低。”

在傳統的二維細胞培養中，操作員需要穿著潔凈服、戴著口罩和手套，站在超凈臺前——一個大約一平米的密閉操作臺，通過過濾空氣保持無菌環境。他們的工作是對著塑料培養瓶反復進行手工操作：加液、換液、吸液、加細胞、消化、收獲……每一個步驟都需要極其小心，任何失誤都可能導致污染，整批細胞報廢。

“你可以想象，一個人的操作能力是有限的，”劉偉說，“那些塑料瓶的表面積非常小，一個人生產出來的細胞數量，可能還不夠一人份用的。”

這帶來三個連鎖問題：產能極低、質量不穩定、成本居高不下。要滿足臨床需求，要么一個人反復勞動很多次，要么多個人同時勞動。一個患者可能需要4次或8次細胞注射，這些細胞來自不同批次、不同操作員的生產，質量如何保證一致？每一批細胞都要檢測各種指標，不合格的就得報廢。而檢驗本身就是巨大成本——設備、試劑、人工、時間，層層疊加。

“人是最貴的，”劉偉說得很直白，“多人、多次、手工操作，每一個環節都在燒錢。再加上高昂的檢驗成本、報廢成本，最終所有成本都會轉嫁到藥價上。”

這就是為什么美國那款干細胞藥品要賣130萬元人民幣——不是因為技術難度有多高，而是因為生產方式太落后。更致命的是，這種方式根本無法規模化。細胞是活的，需要在一定時間內使用，不能像化學藥那樣大批量生產后儲存。

“所以我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劉偉說，“如果細胞治療要真正普惠大眾，生產方式必須革命。”

二、3D微載體：為細胞定制“土壤”

華龕生物的解決方案，核心是讓細胞從二維平面培養變成三維懸浮培養。但這個看似簡單的創新，背后是極其復雜的科學問題。

“做好一個農作物，不只是靠種子，更要靠土壤，”劉偉用農業做類比，“為什么北方大米好吃？因為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的種子，需要更適合它的土壤。”

細胞也是如此。在人體內，大部分細胞不是懸浮在血液里自由漂浮的，而是附著在特定的“細胞外基質”上生長。這些基質提供了物理支撐、化學信號、生長因子……細胞在這樣的“土壤”里，才能保持最佳狀態。

華龕的3D微載體，就是在體外復制這種"土壤"。首先是物理性質，不同的細胞在體內周圍的組織有的硬、有的軟，華龕根據細胞的屬性，設計微載體的硬度、孔徑、表面結構。其次是化學性質，細胞外面是什么樣的蛋白、什么樣的細胞外基質，就在微載體表面修飾相應的成分。

這種仿生學的設計，讓細胞“認為”自己還在體內。“特定的種子遇到了更適合它的土壤，第一步就是會更喜歡，更容易生根發芽，"劉偉說，"也就是細胞的貼附、增殖會更高效。”

但光有“好土壤”還不夠，還需要“好肥料”——華龕開發了專門針對三維培養的細胞培養基。傳統的二維培養基是為平面培養優化的，但在三維懸浮培養中，細胞的代謝方式、營養需求都不一樣。華龕的培養基針對3D環境重新設計配方，讓細胞在三維空間里也能"吃得飽、長得好"。

更關鍵的是，這套體系是可以定制的。“不同種類的細胞，對微載體和培養基的要求完全不同，”劉偉說，“我們可以根據客戶的需求，定制專屬的解決方案。”這種定制能力，來自清華實驗室那七年的深厚積累。“我們不只是做出了一個產品，而是掌握了一套設計方法論，”劉偉強調，“這才是真正的核心競爭力。”

三、自動化生產：從手工作坊到工業制造

有了“土壤”和“肥料”，華龕開發的是一整套自動化生產線，涵蓋細胞培養的全流程：自動化的細胞接種設備精確控制細胞數量、接種密度，避免人工操作的誤差；生物反應器實現全封閉培養，自動監測溫度、pH值、溶氧量等參數，實時調節培養條件；自動化的細胞收獲設備可以連續流式地清洗、分離細胞，效率是手工操作的數十倍；自動化分裝系統在無菌環境下完成細胞的精確分裝，減少污染風險。

“就像現代農業的播種機、施肥機、收割機、包裝機，”劉偉說，“每一個關鍵步驟都用自動化設備實現，整個過程可以做到少人式甚至無人式。”

這套自動化生產線帶來了三大突破：產能飛躍、質量穩定、成本驟降。傳統方式下，一個人可能連十人份細胞都做不出來，華龕的設備單次生產可以達到數百人份甚至上千人份。自動化設備的參數是固定的，不像人工操作會有波動，每一批細胞都在相同條件下生產，質量一致性大幅提升。人工成本、檢驗成本、報廢成本都大幅下降。“這就是為什么我國的首款干細胞上市藥品能做到2萬元定價的根本原因，”劉偉說。

更重要的是，這套系統是全封閉的。傳統的超凈臺操作本質上是半封閉的——操作員的手要伸進去，空氣要流通，總有污染風險。而華龕的生物反應器，從細胞接種到收獲，全程在密閉容器里完成，大大降低了污染概率。

華龕生物有一個口號：“讓世界上沒有難養的細胞，讓細胞生產像養菌一樣簡單。”“養菌”指的是微生物發酵——人類已經掌握了上百年。發酵罐可以做到幾噸、幾十噸甚至上百噸的規模，全程自動化控制，成本極低、效率極高。

華龕的3D微載體技術，恰好讓細胞培養變成了“類發酵”過程，可以用發酵工業的成熟技術來管理和放大。2024年，華龕發布了“千億級一次性細胞制造工藝”，標志著這個目標正在逐步實現。

“未來，我們希望做出‘移動方艙’式的細胞制備站，”劉偉描繪著愿景，“在緊湊高效的空間里，實現隨時隨地的細胞生產。病人在哪里，我們就在哪里生產，用最新鮮的細胞，達到最好的療效。”

從“農耕時代”到“工業4.0”，華龕用15年時間，走完了傳統制造業上百年的進化路徑。“這不只是華龕的技術革命，”劉偉說，“更是整個細胞治療產業的生產方式革命。”

第三章：商業智慧——“專注”的戰略定力

一、戰略定位：專家而非平臺

市場上經常有人把華龕生物比作“細胞治療領域的藥明康德”。這個類比看似是一種認可，但劉偉的態度很明確：“我們不是CXO企業。”

“首先，藥明康德是一家非常成功的企業，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劉偉說，“但華龕和藥明，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

藥明康德是平臺型CXO企業，提供從研發到生產的全鏈條服務。它擁有疫苗、抗體、小分子、大分子等所有主流生物制藥技術平臺，可以承接各種類型的代工業務。這是一種“大而全”的平臺模式，追求的是業務廣度和規模效應。

華龕則不同。“如果非要給我們定義個CXO標簽，我們是CDRO——委托研發與工藝開發服務，”劉偉說得很直白，“我們是一家技術產品公司，服務只是我們業務的一部分。”

這種“專一”，看似限制了業務范圍，實則是一種戰略定力——在自己擅長的領域深耕，而不是什么都做、什么都不精。

這個定位差異，決定了華龕和藥明康德在商業模式、客戶關系、競爭策略上的根本不同。華龕向往的不是“CXO紅海”，而是要在細胞培養這個細分領域建立技術壁壘。

二、服務背后的產品邏輯

既然不以服務為主業，為什么還要做這CDRO業務？劉偉的回答很實在：“我做服務，其實是為產品做服務。”

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商業邏輯。目前，中國有100多個干細胞項目處于臨床I/II/III期，大部分采用傳統的人工二維培養方式。這些項目一旦要商業化，必然面臨工藝變更的壓力——因為手工生產根本支撐不了大規模上市。

“工藝變更是個大工程，”劉偉說，“需要采購設備、論證耗材、重新申報，這都是我們的業務機會。”但華龕要的，不只是一次性的服務費。

“做一個工藝開發客戶，我短期可能有一些項目收入，”劉偉說，“但我更看重的是，這個客戶未來會長期采購我們的試劑、耗材、設備。”

這才是華龕做CDRO的真正目的：通過服務，與客戶深入合作于華龕的技術體系上。“一旦他們的藥品采用了我們的工藝、用了我們的微載體和培養基，后面就很難換了，”劉偉解釋，“因為細胞藥是活的，核心物料一旦變更，需要重新做臨床驗證、質量檢驗，時間成本、金錢成本都非常高。”

這種上下游深度合作的關系，讓華龕的客戶粘性極高，也避免了價格戰的泥潭。“我們不會亂漲價，客戶也不會惡意壓價，”劉偉說，“雙方都清楚，這是一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

更重要的是，華龕通過CDRO服務，可以在客戶最早期就介入。“很多新藥研發企業，一開始可能還在用傳統方式，”劉偉說，“如果我能在他們起步階段就提供技術支持，把我們的3D工藝植入進去，未來就是一個完整的深度合作。”

這種“早期卡位”的策略，讓華龕在市場拓展中占據了先機。服務不是目的，而是建立長期客戶關系的手段。背后真正的商業模式，是持續的產品銷售。

三、客戶金字塔：從當下到未來

華龕的客戶群體，可以分為三個層次，構成一個“客戶金字塔”。

塔尖是商業化客戶。睿鉑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藥品已經上市，正在大規模商業化銷售。這類客戶帶來的是穩定營收。

但華龕的商業化客戶不只鉑生卓越一家。“我們還有一些其他領域的客戶，比如疫苗企業，”劉偉介紹，“特別是獸用疫苗，它的工藝變更和審批都比較快，我們可以直接引入工藝，快速走向商業化。”

塔腰是臨床階段客戶。這是華龕當前最重要的客戶群體——那100多個處于臨床I/II/III期的干細胞項目。“他們現在大多用傳統方式，但都面臨工藝變更的壓力，”劉偉說，“他們找我們，主要是討論怎么把工藝升級到3D自動化。”

“他們中的一些，可能就是未來第2個、第3個、第5個上市的干細胞藥，”劉偉說，“我們現在幫他們做工藝開發，未來他們商業化了，就是我們長期的大客戶。”更重要的是，這些客戶更接近商業化，時間窗口更明確。

塔基是臨床前研究客戶。這些是剛剛起步的新藥研發企業，有想法、有初步研究基礎，想做細胞藥物的臨床申報。“這類客戶現在規模不大，但他們代表著未來，”劉偉說，“如果能在他們起步階段就綁定我們的技術，未來的合作空間是巨大的。”

華龕為這類客戶提供的是“從零開始”的全套解決方案——3D微載體、培養基、自動化設備，以及配套的技術支持。“我們不只是賣產品，更是在培養未來的客戶，”劉偉說。

這三類客戶之間，還存在著流動性。今天的臨床前客戶，可能就是明天的臨床階段客戶；今天的臨床階段客戶，可能就是后天的商業化客戶。“我們不是做一錘子買賣，”劉偉說，“我們要做的是陪伴客戶成長，在他們的每一個階段都提供價值。”

從當下的收入到未來的增長，華龕用這個金字塔結構，既保證了短期現金流，又布局了長期發展空間。這不是簡單的客戶分類，而是一個完整的商業生態系統。

第四章：新賽道的中國機會

一、彎道超車：不重蹈“卡脖子”覆轍

“傳統生物藥領域，我們已經吃過一次虧了。”

三四十年前，中國生物醫藥產業在疫苗、抗體等傳統藥物的開發中，走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路線——先學習海外技術，再逐步創新。但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精力都放在了藥物研發上，生產工藝完全依賴進口。結果就是，從生產設備到核心物料、核心耗材，幾乎全部被海外巨頭壟斷。“我們把藥做出來了，但生產線是人家的，”劉偉說，“這就是為什么現在要喊‘國產替代’。”

但在細胞治療這個全新賽道，情況不同了。“這是一個全球都在探索的領域，海外也沒有斷層式的成熟技術，”劉偉說。美國那款干細胞藥至今還在用手工生產，說明他們也沒找到工業化解決方案。

這給了中國一個彎道超車的機會。華龕的3D智能制造技術，填補的正是這片空白。更重要的是，這套技術已經實現了90%以上的國產化率。“試劑耗材完全國產，設備上只有少量傳感器、電極等元器件依賴進口，而且都是市面上常規的通用型產品，”劉偉說，“這在傳統生物藥領域是不可想象的。”

從“被卡脖子”到“自主可控”，華龕走出的是一條與傳統路徑完全不同的道路：不是跟隨式替代，而是原創式超越。劉偉說：“未來，我們要把這套中國原創技術輸出到國外。”

這不是空想。目前，華龕的技術已經引起海外上市藥品公司的關注。從過去的技術追隨者，到如今的技術輸出者，中國在細胞治療這個新賽道上，正在書寫一個不同的故事。

二、未來三年：從深度到廣度的擴張

站在2025年的節點，劉偉為華龕設定了未來三年的三個核心目標。

第一是拓展全細胞領域的3D智能化工藝平臺。“我們要把技術拓展到更多種類的細胞”劉偉說，“每成熟一種，就商業化一種。”

目前華龕在干細胞領域已經做到領先，但細胞治療的市場遠不止干細胞。免疫細胞治療、基因治療，都需要上游工藝支撐。“我們的技術體系可以快速復制到不同細胞上，這就是平臺的力量，”劉偉說。

第二是保證高質量產品的穩定供應。“規模化生產、產品穩定性、交付及時性，這是立身之本，”劉偉說，“尤其對商業化客戶，任何供應中斷都不能容忍。”隨著上市藥品的銷售的放量，以及更多藥品即將上市，供應鏈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顯。

這不僅是生產能力的考驗，更是質量管理體系的考驗。華龕需要在快速增長的同時，保持產品質量的穩定性和一致性。“我們現在就在擴產能、優化流程、加強質量管控，”劉偉說，“要確保每一批產品都符合最高標準。”

第三是實現智能化無人式生產。“我們要打造移動方艙細胞制備站，”劉偉說，“通過AI和自動化深度融合，實現真正的無人式操作，讓細胞生產可以在任何地方快速、高效地進行。”

華龕已經在和AI公司洽談合作，內部軟件工程師團隊也在開發中。未來，細胞生產可能就像外賣一樣——患者在哪里，設備就部署到哪里，用最新鮮的細胞達到最好的療效。“細胞是活的，它的活性、治療效果都與制備時間有關，”劉偉解釋，“如果能在醫院附近甚至院內快速制備，患者用到的就是'最新鮮'的細胞，治療效果會更顯著。”

“三年后，我們希望華龕能在更多細胞種類上站穩腳跟，服務更多商業化藥品，”劉偉說，“推動整個產業向更高質量、更低成本方向發展。”

想象一下：一個集成了播種、培養、收獲、分裝全流程的智能設備，只需要輸入參數，就能自動完成細胞生產。操作人員甚至可以遠程監控，真正做到“無人工廠”。

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

當然，從百億到千億的躍升，需要的不僅是技術突破，還有資金支持。最新一輪B+融資，正是為此而來。

這輪融資的投資方陣容堪稱“豪華”：北京市國資、國家級AIC基金、招銀國際、中關村資本……既有國資背書，又有市場化基金助力，還有銀行金融機構的支持。

三、中關村資本：不只是錢的故事

在華龕生物的股東名單里，中關村資本是個特殊的存在。

“我們跟中關村資本的合作，其實經歷了好幾個階段。”劉偉回憶，“最早是通過北京市引導基金合作，后來他們又用自己的市場化基金繼續投資。這種陪伴式的支持，對我們意義重大。”

對于創業公司來說，錢當然重要。但劉偉更看重的，是錢之外的東西。

“中關村資本給我們帶來的，不僅是資金支持，更是全方位的賦能。”他細數著這些“賦能”：客戶對接、市場推廣、融資資源、品牌背書……

客戶對接，是最直接的價值。“孫總、韓總他們幫我們對接了很多客戶，有些直接轉化成了營收。”劉偉說，“這對我們這種技術型公司來說，太重要了。”

技術再好，沒有客戶也是空談。而作為政府引導基金的管理機構，中關村資本在北京乃至全國的生物醫藥圈子里，有著天然的資源優勢和信用背書。

“他們推薦的項目，客戶會更信任。”劉偉說。

除了客戶，中關村資本還幫華龕對接了其他市場化融資資源。“他們在資本圈的人脈和影響力，幫我們打開了很多門。”

更重要的是，中關村資本的品牌本身，就是一種背書。“國資背景、專業團隊、長期投資理念，這些都讓我們在跟客戶、跟其他投資人溝通時，更有說服力。”

劉偉用了一個詞來形容這種合作關系：“幸運”。

“在我們發展的關鍵階段，能夠跟這樣一個優秀的團隊、優秀的基金合作，能夠獲得這么多資源支持，這是華龕的幸運。”

這種“幸運”背后，其實是中國硬科技投資生態的逐步成熟。政府引導基金不再只是出錢的“財務投資人”，而是深度參與企業發展的“戰略投資人”；市場化基金也不再只看短期回報，而是愿意陪伴企業長期成長。

華龕生物與中關村資本的故事，正是這種新型投資生態的一個縮影。

四、一個“立地”者的理想主義

談起這一路的艱辛與成績，劉偉再次想起了15年前那場談話。

“我跟杜老師說，我想做一項能用到病患身上的技術，”他說，“十五年過去了，我們做到了。”

從清華實驗室的一個想法，到助力中國首款干細胞藥品上市；從“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研究生，到帶領數百人團隊的創業者——劉偉和他的華龕生物，走出了一條從“頂天”到“立地”的完整路徑。

但這個故事還在繼續。劉偉預計，未來3-5年，至少會有10余款干細胞藥在中國上市。“睿鉑生只是開始，我們希望未來有更多藥品用上華龕的技術。”

在中國生物醫藥產業從“仿制”走向“創新”的大變局中，華龕生物的故事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樣本：不是簡單跟隨海外技術路線，不是滿足于低水平國產替代，而是用原創性的顛覆式創新，重新定義產業標準。從"被動挨打"到"主動出擊"，從“技術追隨”到“技術輸出”，華龕代表的是中國科技創新的一種新可能。

窗外，北京的秋日陽光灑進來。這個從清華園走出的“立地”者，眼神里閃爍著堅定的光芒。那是理想主義者的光芒，也是技術革命者的光芒。而這束光，正在照亮更多患者的生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