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一部杰作，今天重溫

路西法爾

本文曾發表于虹膜電子雜志第94期。

一

「我這輩子最值得稱道的事就是逃離了那個地方，我書中的主人公永不離開，我也永不回去。」阿根廷與西班牙合拍影片《杰出公民》的主人公丹尼爾·曼托瓦尼這樣說。

丹尼爾是一位曾榮獲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世界級作家，就像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的馬貢多，這位同樣來自南美小鎮的文學家筆下也有一座以故鄉為原型的架空小鎮——薩拉斯，他畢生都在訴說這座自二十歲后便再未踏足過的小鎮上的故事。

《杰出公民》

文學家對故鄉的感情總是格外復雜，交織著愛恨難分的情緒，例如中國人最熟悉的魯迅，他最杰出的小說都發生在「魯鎮」上，而魯迅本人自1919年之后便再沒有回過紹興老家，即使他晚年就居住在與紹興相距僅一百多公里的上海，一住就是十年也從沒有動過歸省的念頭。

憤世嫉俗的作家總是不善和現實相處。魯迅曾說：「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并不下于學者和軍閥。」（《答有恒先生》）

《魯迅》

雖然從本片中我們無從得知丹尼爾創作的本來面目，但可借片中角色之口做出推測。在領取諾獎時丹尼爾的感言桀驁不遜：「這一獎項也說明，我的作品符合評審委員、專家、學者以及國王的口味和需求。」在滿懷妒意的羅梅羅博士口中，丹尼爾是蓄意抹黑故鄉的「叛徒」、「懦夫」，「把咱們當牲口和變態一樣看待」，稍微純良一點的鄉里則疑惑地問：「為什么您不多描寫一點美的東西？」可見丹尼爾的文學立場與魯迅之間隱隱地有相通之處。

問題是我們該如何理解文學與故鄉間的矛盾？導致作家與故鄉隔膜的責任往往被歸咎于故鄉一方的麻木、落后、守舊、狹隘；作家一方往往被刻畫得孤僻、無奈的啟蒙者，懷揣著詩意的鄉愁卻無人理解，知識分子對故鄉的表述常常變成簡單的二元對立。

文字與影像的表達無疑都是一種權力，運用不當時甚至是一種暴力，《杰出公民》的兩位導演對此顯然有著充分的估計。

影片采用紀錄片式的攝影手法，無論是諾貝爾獎頒獎現場還是薩拉斯的街頭，都一視同仁的粗糲真實，丹尼爾的豪宅并不比薩拉斯的民居顯得更加華麗。

除了飾演主人公和主要配角的奧斯卡·馬丁內茲與達迪·布列瓦之外，影片中的大部分角色都由業余演員扮演——一切努力都是試圖在知識分子和故鄉之間做到平衡。

影片的結尾更安排了一個開放性的結局：丹尼爾在新書發布會上對著記者露出胸膛，一道傷疤赫然在目：「看看這道疤，你覺得是什么？你覺得這是手術造成的？還是騎自行車摔倒造成的？還是槍傷？」之前所有關于故鄉的故事歸結為所有可能的表述中的一種，這便從創作的角度最大程度地消解了單一話語的權力屬性。

這便是我對《杰出公民》的最初理解。

二

直到我讀了齊格蒙特·鮑曼的《全球化：人類的后果》一書，才意識到這種「啟蒙主義式」的解讀還是太先入為主了，帶入了太多中國式的「后文革」印記。

齊格蒙特祖籍波蘭，后又因政治原因而先后遷往蘇聯和英國，并最終成為了享譽世界的思想家。在《全球化》一書中，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觀點：「擁有『全球流動權』已被提升為當今階層劃分要素的首要位置。」

隨著信息交流和交通手段的發達，人類越來越脫離時空的限制，而冷戰的結束又掃除了地緣政治上的全球化阻礙，時空距離對于人類來說已經越來越不是不是問題。

然而「全球流動權」在社會全體成員間的分布卻并不是平等的：對于精英分子來說，全球化意味著把他們「從地域束縛中解放出來」，「預示著史無前例的自由，使他們能夠無視物質的障礙，享有聞所未聞的遠距離移動和行事的能力」。

而對于那些沒有能力晉升到這一精英階層的人來說，別人的自由對他們而言卻意味著難以言說的空虛。「當今之世，有些人可以隨心所欲撤離任何地方，而其他人卻只能無可奈何地看著他們所居住的唯一地區從他們腳下移開。」

這一趨勢一點也不難理解：只要看一看有多少權貴名流悄然把國籍改換成外國就一目了然。然而全球大分化的后果卻是復雜而深遠的。在《杰出公民》中，主人公丹尼爾無疑就屬于精英階層，他雖然生長南美小鎮卻長期旅居歐洲，擁有世界級的聲譽，是舉世矚目的知識分子、文化精英。

在返回薩拉斯之前，觀眾們已從丹尼爾的助理口中得知世界各地的大學、政府和圖書館等公立機構都在向他敞開大門，他屬于第一代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公民」——康德在1795年最初提出了這個概念時，「世界公民」意味著超越狹隘的地方立場去追求適合人類整體的價值，而在今天，這個詞如字面所言意味著享有全球流動的權利。

而薩拉斯鎮的居民來說無疑屬于在全球化進程中被動掉隊的一方：他們被牢牢束縛在這塊與世隔絕狹小的土地上，無論情愿以否都必須日復一日重復著死氣沉沉的生活。在影片中丹尼爾最忠實的粉絲要數茱莉亞，她和偶像上床的動力就是「我想離開這破地方，我不想一輩子耗在這里，過我老媽那樣的苦日子。」

「『上層』與『下層』之間的一定差別是前者可以把后者甩在后面，而不是相反。當代城市是反向種族隔離之所：有能力者紛紛逃離那些骯臟污濁之地，而沒有能力移居者只能固守那些污穢之處……在華盛頓，在房屋市場無歧視可言。不過，沿西部的十六街和西北部的波托馬克河有一條無形的界線。那些被拋棄到后面的人倒很明智，從來沒有越雷池一步……邊界兩邊根本沒有交流。生活經歷是如此地迥異不同，即使兩邊居民真的相遇并駐足交流，也不知道他們相互間能談些什么。正如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所言：『假如獅子開口說話，我們也聽不懂它們。』」齊格蒙特如是說。

大作家與鄉民無法溝通只是表象，言語鴻溝的實質是全球與本土的鴻溝，兩個世界、兩種精神既無交流的能力，也無交流的渴望。

諷刺的是，丹尼爾之所以狼狽不堪完全是因為他走錯了地盤，倘若不是他心血來潮回鄉領受「杰出公民」勛章，父老鄉親本該繼續以他為榮下去。

三

因此我們必須回答一個問題：主人公丹尼爾與故鄉的關系究竟是怎樣的？諾貝爾獎得主究竟作了什么才激怒了生養他的小鎮？

表面上看丹尼爾被逐出小鎮的原因有兩個：一是薩拉斯的居民本來就對他的文字缺乏共鳴，他們只是天真地相信了自己就是丹尼爾筆下的角色，再受了羅梅羅博士的挑唆后，鎮民們便相信丹尼爾在書中對他們又做了大量惡毒的歪曲以討好「歐洲人」，于是對他群起而攻之。

而丹尼爾招惹上羅梅羅博士的原因則是沒有在繪畫大賽上相中這位當地名流的得意之作；二是丹尼爾和舊情人艾琳以及艾琳的女兒茱莉亞的曖昧關系令自己引火上身。

艾琳的丈夫安東尼奧本是丹尼爾的兒時玩伴，丹尼爾離開小鎮后他便娶了艾琳。當他剛回到小鎮時算得上是對他最為熱情的人，卻也不時地流露出醋勁兒和敵意。以上兩個原因，無論哪一個都指向了嫉妒。

問題是僅僅是羅梅羅和安東尼奧兩個人直接有嫉妒丹尼爾的理由，可是彌漫在整座小鎮空氣中的嫉妒又怎樣解釋呢？更奇怪的是為何丹尼爾本人也對現實中的故鄉懷有奇怪的內疚——既然他以逃離薩拉斯為豪，那么他這種愧疚又從何而來？

這當然不是因為他無意間和初戀情人的女兒上了床或拒絕了殘疾青年買輪椅的要求所帶來的。丹尼爾的愧疚爺不應該被曲解為羅梅羅博士拙劣的陰謀論：他把故鄉的見聞改頭換面，以一種扭曲而夸張的方式販賣給位于斯德哥爾摩的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

丹尼爾說過自己創作的源泉是想象，如果認為諾貝爾獎得主尚需依賴寫生素材來創作，未免太小看文學的構思了。對一個大作家來說，這種愧疚更加神秘，更富有本體論意味。

更為合理的解釋是，虛構的故鄉與現實的故鄉本來是兩個世界，就如同丹尼爾所生活的世界和薩拉斯居民所生活的世界一般涇渭分明，而且這兩個世界是獨立存在的，彼此之間并沒有交流的必要。

當兩個世界的邊界被打破時，真正令人不適的并不是作家的虛構歪曲了現實故鄉的樣子，而是現實的故鄉正像虛構一樣荒誕，甚至比虛構更荒誕。

就如同丹尼爾正在當地電臺上接受采訪，主持人突兀地插入了一段飲料的廣告，在作家看來這當然是毫無常識的粗魯舉動，然而這種反常識對于薩拉斯人來說卻正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常識」。這一刻，丹尼爾已經意識到了自己已經無法融入這片土地了。

他絕非有意識地在作品中攻擊薩拉斯，是薩拉斯自己出賣了自己，可是薩拉斯人自己卻對此渾然無知，這種無知也成為了薩拉斯揚名世界的理由。

作家的羞愧來自「外面」世界的規訓，來自對于「人應當怎樣生活」的期待，一句話，來自他的世界公民身份。別看丹尼爾在領受諾貝爾獎時表現的憤世嫉俗，但他也同樣深受普世文明的規訓。

齊格蒙特認為全球化創造了「旅游者」和「流浪者」兩種人，前者就是自由自在享受全球化之利的「世界公民」的別名，后者則是被動卷入全球化的本地人的別名，前者自由自在，后者顛沛流離。流浪者是旅游者的噩夢，又是旅游者的必要補充，流浪者的景觀化為旅行者增添了額外的樂趣：「流浪者的命運越不鮮美可口，旅行者的旅程就越美味芳香。流浪者的處境越糟，做個旅行者的自我感覺就越好。要是沒有流浪者，旅行者倒還得創造他們一些出來呢……」

齊格蒙特的觀點乍聽起來太過偏激，然而就像薩拉斯人投向丹尼爾的目光中難免慘雜著嫉妒，丹尼爾投向故鄉的目光中難道沒有一絲慶幸？嫉妒和羞愧正是兩個階級的居民突然意識到越界后的不同反應。

貧窮帶來嫉妒，富有帶來羞愧，然而無論是貧窮還是富有都不是「原罪」，「原罪感」本身正是被各自身處其中的文明規訓的后果。《杰出公民》最杰出的地方就是將這種雙方理智情況下絕不會坦然承認的罪惡感展示出來。

四

在羅梅羅博士的策劃下，薩拉斯的居民發動了一場迷你的地方抵制運動，驅逐了丹尼爾。這讓薩拉斯越來越接近當今世界的縮影：

「如果你自認為是一個世界公民，你就不是任何地方的公民。」新任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在英國保守黨大會上如是說，臺下的聽眾對她的發言報以了熱烈的掌聲。

她的前任卡梅倫因脫歐派在公投中勝出而引咎辭職，此次公投也拉開了最近一輪歐美國家民粹主義回潮的序幕。面對咄咄逼人的獨立黨，擔任內政大臣期間原本對留歐持中立態度的梅首相一步步改弦更張，「硬脫歐」的調門也一日高過一日。

比起英國脫歐，特朗普的勝選對于全球化的沖擊更大，分析者普遍把這場史上最具爭議的大選結果歸因于鐵銹區白人藍領階層的報復。

選民的分布清晰地呈現出了美國經濟的分布——人口密集、經濟發達、移民眾多的城市化地區傾心民主黨的開放政策，而沒有從全球化中得到任何好處卻不得不承擔全球化的后果的共和黨選民卻情愿把票投給有史以來最夸夸其談的候選人，因為他承諾給這個讓人膽戰心驚的全球化進程踩一腳急剎車。

大西洋兩岸的同時刮起的民粹主義風暴清楚地證明了當今世界正站在十字路口上：一半人認為全球化是互利的，要求這個世界更加流動開放；另一半人則把全球化看作一場零和游戲，要求國家首先保衛本土，贊同與反對全球化的人恰好是百分之五十對百分之五十。

民粹主義又一次撕碎了普世主義的玫瑰色夢想，卻無法從根上制止全球化的擴張。民粹主義的興起折射的是全球化運動的黑暗面，發達國家抬高移民門檻阻止不了擁有全球流動權的超級精英階層的大遷移，只會進一步加劇了原有的兩極化趨勢。

與十九世紀民族國家的勃發期不同，民粹主義在全世界范圍內抬頭恰恰是民族國家普遍衰落的結果，新一輪民粹主義運動的主題并不是不同民族間的群體對抗，而是作為群體的民族與個體間的對抗。

遺憾的是，作為一門技術、資本與意識形態高度結合的藝術，電影并沒有及時跟上時代的腳步。如《杰出公民》一般讓人們在這個問題上有耳目一新之感的影片很大程度上多半并非自覺為之，自由主義所熱衷的多元平等敘事仍是將民族作為集體單位來表述的，好萊塢還在為不同人種間正面形象的分配而爭論不休，刻板的理念使得當代電影越來越缺乏時代感。

在全球化的得益者和失意者之間，分裂之墻已經筑成。墻的兩側遵循不同的規訓機制，變得越來越難以溝通。要克服這無聲無息、無處不在的自動規訓并不容易，這更加凸現了丹尼爾這樣的藝術家的作用，因為當前混亂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格外地呼吁同理心。

影片的最后一幕，靈感枯竭了五年的丹尼爾出版了新書，通過寫作他返回了自己原本屬于的那半個世界。

可想而知，他的著作只能在歐洲知識分子之間才能受到關注，而現實的薩拉斯，對于作家、讀者、觀眾來說，依舊是一個黑箱，這是影片中最為無奈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