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失蹤已久的彭加木“現身”美國，中央嚴令：無論如何要找到他

1980年6月24日凌晨一點，北京西長安街的燈火仍未熄滅。新華社夜班編輯室里，電報聲突兀響起，短短幾十個字——“彭加木羅布泊失蹤，已第七日”，被緊急加密傳送。 一行老記者先是愣住，隨后幾乎同時抬頭：“羅布泊？出事的是副院長？”一句低聲驚呼，劃破夜色。

消息并不算長，可炸開的漣漪瞬間鋪向全國。先是中國科學院專線電話打爆，接著外交部也收到了歐美媒體的追問電報，冷戰氣氛下，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被放大。

為什么是彭加木？這一位1933年就進了上海國立中央大學，后來在國民黨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做實驗，解放后又主持上海生化所。1956年聽說新疆要建分院，他一句“去最需要我的地方”便踏上西行火車。

到新疆后的第一件大事，是親手安裝中國第一臺高分辨電子顯微鏡。高溫低壓的實驗車間里，他把四百多種動植物病毒一一鎖定，國際同行訝異地稱那臺機器為“會說漢語的顯微鏡”。

1970年代末，羅布泊尚被紅色禁區籠罩。沙暴、干涸鹽殼、舊核試驗靶場交織，外界對那片無人區幾乎一無所知。彭加木偏要去——不是探險狂熱，而是要弄清區域環境演變，為南疆水資源調配做論證。

1980年5月，他拉起十人小隊，三輛車、一臺測深雷達、若干野戰醫療包，北向南縱貫羅布泊。線路走通的那一天，他在營地笑著朝助手招手：“寫下來，中國人第一次完成縱穿?！?/p>

突變出現在6月17日上午。太陽才升到沙丘半腰，彭加木在車廂里留了一張半頁紙，“往東找水井”，簡單六個漢字，筆跡略顯凌亂。接著，他獨自背上測向儀和水壺，步入漫天白光。

午后他未歸。小隊逆風追蹤，太陽下去又升起，卻只找回一串足跡在鹽殼邊緣戛然而止。無線電里不斷出現一句話：“找不到任何遺留物。”

中央得報后，要求立即擴大戰區搜索。“空軍、民航、科研力量都要動。”當天下午的緊急會議上，有負責人語氣堅定。隨后四輪搜救，飛機、直升機、駱駝隊輪番上陣，羅布泊被“梳頭式”地劃分出數百條航線。

然而沙丘像移動的墻，剛標好的坐標常常隔夜即被風改寫。地面隊員回報：“昨天的輪胎印被砂石抹平，像從沒來過?！?/p>

就在第三輪搜救最緊張的時候，一封來自美國洛杉磯的“周光磊”信件飄到上海。信里說，他在中餐館“偶遇”彭加木，對方與兩名美國軍方人員同桌，還匆匆叫了他一聲“老周”便離開。此事被境外媒體渲染得繪聲繪色。

“真見了人怎么不合影？”有人私下嘀咕。很快，公安部技偵部門查出：信封郵戳模糊、寄信地址系虛構，所謂周光磊的留學檔案也不存在。更離譜的是，信中把彭夫人名字寫成“淑芳”，連朋友都叫錯。顯然是拙劣拼湊。

抹黑動機不難猜：冷戰間諜戰喜歡把科學家出走與政治并列。謠言若坐實，不僅彭加木聲譽掃地，還會給我國科研保密工作帶來陰影。于是四次搜救的理由里，多了一條“必須終結外界揣測”。

搜尋仍舊空手，羅布泊的嚴酷讓最硬朗的軍人也吃不消。七月中旬，地表溫度接近七十攝氏度，有士兵靴底融化后被迫退下。同期衛星云圖顯示，沙塵在空中形成巨型渦旋，半小時即可把一處低地填平。

有意思的是，考察隊分析過多種可能：突發疾病、流沙掩埋、沼澤陷落、野獸襲擊，甚至敵特綁架。排來排去，前三種概率遠高于后者。彭加木兩度患癌，接受過復雜手術，醫生曾提醒隨時可能復發。這或許是答案的一部分。

老隊員夏訓誠回憶：“他走的時候穿灰藍勞動布，跟鹽殼顏色幾乎一樣，要是帶件信號橙的外套，飛機或許能看見?！币痪湓?，說者平靜，聽者心酸。

時間沒為謎案提供新證據，卻把羅布泊的另一面推到前臺。1995年，地質隊在干涸湖盆北部鉆出高品位鉀鹽層；自給能力由此提升，我國化肥對外依存度隨之下降。這一發現源自當初彭加木繪制的初步水文圖。

多年后，羅布泊探區拉出了一條條柏油路，科考站里裝起基站和氣象雷達。每次新隊伍進入無人區，都會在簡報里加上一行：“沿線留意辨認個人遺骸特征?！敝两?，線索為零。

198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認彭加木為革命烈士；2009年，他入選“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一紙榮譽無法解釋失蹤，可它昭示了他在學界與國家心中的分量。

沙漠仍舊寂靜，風聲卷著鹽粒撞擊廢棄鐵桶發出細碎金屬聲。若有行人路過，偶爾會讀到一行被補刷的標語：“緬懷彭加木，科學無畏。”字跡早被曬得發白，卻依舊清晰。

故事還沒有終點，只是暫時斷了線索。比起聚焦神秘傳言，更值得注意的是，科研需要怎樣的勇氣與代價。羅布泊會一次次吞噬足跡，也會不斷吐出資源與數據。彭加木留給后人的，或許正是那張寫著“往東找水井”的字條——方向簡短，卻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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