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今天聊個有深層意義的話題。
有時候刷短視頻,看到諸葛亮、張良、郭嘉這些人物被剪成“古代職場精英”,彈幕里就會有人問一句:
“這么聰明的人,為什么不自己干?非要找個主公打工?”
這問題乍一聽挺現代的——很有打工人覺醒味道。
但放到古代語境里,其實有點 用今天的邏輯,套古代的世界。
我們可以試著換個視角:在那個時代,謀士“自己創業”,到底意味著什么?真的比跟著一個主公干,更劃算嗎?
在古代,“自己創業” 幾乎等于——造反
咱們今天說創業,開個公司、做個品牌,最多算商業風險。
可在冷兵器時代,一個謀士要是說‘我想自己干一番事業’,基本離不開兩件事:
招兵買馬
占地稱雄
說白了,這在當時的政治話語里就四個字:起兵造反。
你可以想象一下:諸葛亮要是跟劉備說,“不好意思,我不出山輔佐你了,我準備在隆中自己拉一幫兄弟創業,改天中原見。”
別說天下人怎么想,光是周邊郡縣官府就不會放過他。
在那個時代,暴力和統治權是高度壟斷的資源。你不是王侯之后,不是擁兵在外的封疆大吏,要憑一紙謀略起盤,風險不叫大,是九死一生。
謀士不是沒野心,而是他們很清楚:
“創業”不是不能想,但自己做老板,成本高得離譜,還可能被寫進《史記》當反賊。
所以,對很多謀士來說,找一個合適的主公,是在高風險時代的一種“風險對沖”——既能參與權力博弈,又不用自己扛起最高程度的政治風險。
階層固化的時代,“出路”本來就不多
再現實一點說,古代讀書人——也就是我們說的 士 ——真正的理想人生路徑,大致就兩條:
科舉/薦舉入仕,當官治事
懷才不遇時,等待一個“知我者”的主公
你會發現,這兩條都指向權力體系內部,而不是“體系外創業”。
原因也很簡單:
古代的土地、稅收、兵權,幾乎都掌握在國家和貴族手里;
商人被長期壓一頭,社會地位遠不如 士 ;
儒家價值里,讀書人最體面的出路,就是“輔佐明主、兼濟天下”。
在這樣的文化和制度之下,一個謀士如果說“我不想當官,也不想輔佐任何人,我就是想做私營老板”,在當時的人看來,多少有點“想不通”。
你越是有才華的謀士,越清楚——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必須借船出海,而不是自己造一條船。
這條“船”,就是他們選擇的主公。
士為知己者死:他們看重的不只是錢,而是名與義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提一個歷史典故了。
張良輔佐劉邦——運籌帷幄之中的選擇
張良出場的時候,其實是個徹頭徹尾的“憤青”:為了給韓國報仇,刺秦失敗,流落各地。
后來在圯橋遇到黃石公,得《太公兵法》,才慢慢走上“謀士職業道路”。
劉邦剛起家的時候,說白了也不算什么光鮮的老板:地痞氣重、愛喝酒、愛玩,和當時那批氣質高冷的讀書人比起來,非常“不體面”。
可張良為什么跟了他?
一方面,劉邦的確愿意聽勸、能采納意見;
另一方面,更關鍵的是——劉邦尊重他。
劉邦后來封功臣,曾說: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這話對一個謀士來說,比給多少金銀還要重要。
在張良的價值觀里,
他要的是‘成就一番大事業’;
同時在史書中,留下“智謀之士”的名聲。
自己單干,不一定沒機會,但跟著一個有潛力的主公打天下,能放大他的才華,也能放大他的“名”。
哪怕最后劉邦稱帝的是別人——張良自己不做皇帝,他照樣被載入史冊。 對很多謀士來說,【名】有時候比【權】還重要。
不是沒有“自己退場”的謀士,只是他們更清醒
既然說到謀士為啥不自己當老板?我們再看另一個方向:有些謀士壓根兒不稀罕當老板。
典故二:范蠡助勾踐,再「功成身退」
春秋時期,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打得幾乎亡國。后來臥薪嘗膽、東山再起,背后最大的功臣之一,就是謀士范蠡。
范蠡幫勾踐復國、滅吳之后,看著這位曾經‘吃苦耐勞’的老板,性格越發鋒利,心里其實很明白:
“此人可以共患難,不可共安樂。”
于是他干了件今天很多人都想干卻很少真能做到的事——主動離職。
而且是連夜走人,改名換姓跑去經商,成了“陶朱公”,古代著名的商圣。
你說范蠡聰明不?聰明得很。
他完全有機會繼續做越國的權臣,甚至左右朝政,但他清楚:
做謀士,是輔佐權力;
自己稱王,得重新背負另一套風險與代價;
留在勾踐身邊,遲早被猜忌,可能死無全尸。
所以他選擇了第三條路:功成身退,隱入市井,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去賺錢而不是奪權。
你看,這其實也是一種“創業”,只是他沒有在政治上創業,而是在人生上創業。
和今天很多在體制里打滾十幾年,最后裸辭創業的中年人,心態未必有太大差別。
為什么謀士普遍更愿意“借勢”,而不是“造勢”
總結一下古代謀士的處境,你會發現一個共同點:
他們的智慧在謀略,而不是在資源原始積累。
簡單說三點現實考量:
資源門檻極高要當一方諸侯,你得有兵有糧有地。謀士通常只是讀書人,沒有家族積累,說白了,你會下棋,不等于你自帶一盤棋子和棋盤。
政治合法性很關鍵古代講天命、名正言順。一個謀士若貿然舉旗,別人憑什么認可你? 反而是輔佐有一定身份的主公(皇室宗親、地方豪強),更容易找到“出師之名”。
分工本來就不同在古人的認知里,君主要有‘德’與‘勢’,謀士則提供‘智’與‘策’。 這是一個約定俗成的分工。 你突然要謀士去扮演君主角色,就像讓一個頂級產品經理,轉行去當“從零賣貨的微商大V”,他未必沒有能力,但那不是他最擅長、也不是社會最認可他的位置。
說到底,我們為什么會對“古代謀士不自己創業”這件事耿耿于懷?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把自己代入了他們的處境。
我們看到的是:聰明人給別人打工,好可惜
但他們看到的是:借著一艘大船,去比個人力量更遠的地方
如果把古代謀士放到今天,大概率也分三種:
跟著大公司干,做【張良式】的戰略大腦
在關鍵時刻看清局勢,像【范蠡】一樣急流勇退,去做自己的小生意
極少數人,既有資源又有野心,也敢玩命,可能真的會去當一方“創業梟雄”
但不能因為第三種在我們心目中更“燃”,就否定前兩種選擇。
每個人的風險偏好、價值排序、人生階段都不一樣,古代謀士也一樣。
我的一點真人觀點:別用 創業崇拜,綁架每一種才華
我個人并不覺得:
“聰明人就應該創業,不創業就是浪費才華。”
這種想法,在現代職場已經夠讓人窒息了,更何況用來評判兩千年前的人。
對古代謀士來說,
輔佐明主,是一條在當時制度下最現實的成才路徑;
在亂世中尋找一個愿意信任和尊重自己的主公,本身也是一種能力;
在合適的時機選擇退出、轉身,也是一種清醒的智慧。
創業,從來不是聰明人的唯一出路。在合適的時代做合適的選擇,能把自己的才華放在一塊恰當的棋盤上,這本身,就是一種極高的【謀】。
所以,下次再看到“諸葛亮為什么不自己創業”“張良為什么不造反當皇帝”之類的問題,不妨換個角度想一想:
在那個時代,做一個好的謀士, 也許本身就是他們慎重選擇之后的【最優解】。
而我們在今天,能自由地在打工、創業、轉行之間做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古人羨慕不來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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