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巍記104：沈巍訪仙游文廟，贊其推崇“為人民服務”有時代特色

11月20日，沈巍與書法家徐雙喜、文物專家張金衛三人，出現在仙游文廟門前，開啟對這座福建小縣城的文廟的探訪之旅。

昨天，他們一行對仙游的自然景觀進行了踏訪，而今天，則對仙游的文化景觀作了拜謁。

文廟前，仙游文旅部門工作人員接待了參觀者。而沈巍注意到一個細節，在文廟的邊上，布置了“為人民服務”的標牌，這意味著什么？

這引發了沈巍的思考，因此，在踏進文廟回答主持人的問話時，他提到了文廟在新時代的意義，那就是文廟的教化功能，與“為人民服務”時代主題是不謀而合的，實際上說明了中國儒家文化在新時代為什么能煥發教化的價值，正是因為這其中價值觀方面有著因循與傳承。

實際上，我們可以注意到，沈巍對孔子的評價比較接近于魯迅的態度，他讀過孔子著作，對孔子的言論，常常掛在嘴邊，但是他也對孔子的理論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警戒與防備。

這也是我們在本系列第一篇中提及的，沈巍的價值觀形成于改革開放思潮洶涌澎湃的八十年代，較多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部分有著強烈的批判意識。這也是一些人認為沈巍是公知的原因。

但是，魯迅就勸中國的青年，少讀中國書，多讀外國書，因為中國的書讓人消沉。沈巍多少持這樣的理念，但是正如魯迅一樣，畢竟受教于中國文化頗多，骨子里還是浸淫著中國傳統精神熏陶，每每話語陳述的時候，仍然是用中國文化的傳統表達方式，來展現內心的理想與企求。

比如沈巍從《論語》中吸吮的語句“行不由徑”、““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經常從他的嘴里很自然地流淌出來，成為表達他內心情懷的一種語言載體。

可以說沈巍的這種態度，正是時代的主流態度，回到儒教文化的體系，這是不可能的。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應物兄》就批判了當代儒家文化的逆流，贊譽那些為國家、為人民獻身的人，才是真正的中華傳統精神的體現者與繼承者。

沈巍在仙游文廟所談及對儒家文化的當代意義，捕捉得很是精準，也指明得契合時代。下面，我們將沈巍的這一段訪談內容轉成文字，這樣的陳述，很有見解，也很有見識，在舉重若輕之中，辯證地解析了儒家文化在當代的意義與價值含量。

主持人：沈老師，其實文廟呢，在古代呢，是古人修身立德的地方。今天咱們來到這個仙游的文廟前，對于當下的這種功利之風，您覺得文廟這個文化呢，對于當代人有什么樣的精神啟發？

沈巍回答道：

——這個問題呢，是最難回答的問題。一個社會不功利是可能沒辦法進步的，但太功利又是會浮華的。

那我這里也想說說，因為這個文廟在全國各地都有，基本上每個縣都有，現在因為經過歷史的滄桑，遺留下來的不多。就像我們上海這么大的一個城市，現在整個上海也就是三座文廟。一座在市里面，就是原來的上海縣所在地。還有一座在崇明，還有一座在嘉定。

那么設立文廟的目的就是為了推崇文化，推崇教育。這個是最關鍵的，在教化人，原先老百姓一般叫孔廟，大概是永樂年間吧，就是規定的，以后就統一的都叫文廟。

歸根到底，我覺得文廟（的作用），歷朝歷代培養的這些志士仁人，他（要通過文廟）一方面光宗耀祖，因為這個是傳統的一種道德規范。但同時還要利他。

就像我們今天到這里來的，很明顯的，是你們這里新設的名宦祠、鄉賢祠，這個是新設立的，過去別的文廟里應該是沒有這個陳列的，這是新時代的【這里沈巍記憶有誤，仙游名宦祠、鄉賢祠均在明清時代就已建立】。

還有一個最關鍵為人民服務，就是新時代的（要求）。我們新時代沒有文廟，但是我們有比文廟更大的文化殿堂在，我們培養出來的所有的人，在為利己的同時，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為他人服務，為別人服務，這個是整個社會的一個最高的道德標準。

那么每次來，因為仙游，你雖然是小地方，但是一走進來，因為歷史的遺存，所有的官員，所有的當年從這里走出去的人，最終他在歷史上留下名字，都不是僅僅因為他官做的大，或者狀元考上了，而是他對社會、對他人做了貢獻。

這個是我印象，特別是我說還是（第一個（看到）文廟邊上有“為人民服務”的，那么這個好，這是新時代的產物，就需要這樣。

還有呢，再順便講一下，我們中國一般這個孔廟呢，實際上還分南宗北宗，本來沒有的，本來就一種脈，那么后來因為到了宋朝，金兵打開封的時候，衍圣公就抱著牌位，跟著宋朝皇帝南遷了。所以我們現在這里浙江衢州就有一個孔廟，我們一般都認為南宗。

還有一個呢，就是全國的孔廟是根據當地風格來的，我們一到這里，就感受到福建建筑的風格，這是在其它的孔廟是看不到的，我們回去之后，可以帶著大家把上海的三座孔廟也看一看，看看跟這里是有什么區別。

當然規模最大的是山東曲阜的孔廟了。孔廟的目的，一般老百姓們看的好像是熱鬧。我們稍微看點文化，還有就是看它建筑。像這座孔廟，歸根到底，因為它有宋代的遺存，相對來說安逸一點，所以你看門廊、柱子都是老的，沒有被拆掉。那么現在一般新的孔廟呢，看不到這些老的。——

在文廟里，沈巍繼續用他的“串”、“補”、“點”三個慣用的招數，介紹了孔廟的布局、建筑、文化，他與導游形成了良好的互補功能，讓四平八穩的景點解說辭，變得引人入勝。

“串”，就是從眼前的文廟內的擺設，能“串”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比如，從孔廟里陳列的編鐘，他能串到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演奏的《東方紅》樂曲就是用編磬演奏的，使眼前的靜止的擺設，具有了鮮活的時代價值。

“補”，就是為眼前的陳列，補上更大的文化背景。比如，從文廟柱子上雕刻的龍形象，他補充了這一雕刻有著福建工藝美術全國數一數二大背景的支撐，由此聯想到了工匠精神，提拎出仙游工匠文化的全國首屈一指的地域強項。

“點”,就是提拎出知識點。在文廟內的孔子圣跡圖前，沈巍點到為止地提拎出每一幅圖影中的事跡要點，并作出了評點，使聽者很為受用。

在沈巍的介紹下，仙游的這座文廟，擁有了它在全國范圍內的特異性，包括它建成時間之古老、室內藻井的高深結構，都在全國同類型的建筑面前，有了新異感。到此拜訪，的確能讓人大開眼界。

而沈巍更是從這座古老的司空見慣的文化建筑里讀出了時代的精神主題，賦予了儒家文化也蘊涵著“為人民服務”的時代主旨，并大加禮贊，不能不說沈巍有著對傳統文化的敏感感悟，更有著對時代要求的深刻把握，從而在走近歷史文化深處的時候，他才能浸潤其中，縱橫捭闔，又能跳脫出來，跟上時代的節奏。

走得進去，跳得出來，這就是沈巍在進行文化傳播時能夠讓人聽得進去并有所啟發的原因。

在接下來參觀蔡襄紀念園、楓亭鎮萬壽塔及三福博物館、沉香博物館時，沈巍都有獨到的講述。

短短兩天的仙游行，沈巍用他的與眾不同的講解方式，把仙游講述得如同站在世界中心，這就是沈巍的獨到的講述巧妙所生成的效果。

而這種效果，恰恰是正規媒體所不能達到的。包括同行的書法家徐雙喜與文物專家張金衛，都對沈巍這種演繹能力贊不絕口，這兩位在正規傳媒里經常亮身的專家學者，面對記者無數，但他們卻慨嘆自己“我們沒有流量，我們沒有影響”，一語可以出反襯出沈巍的能量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