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象 | 誰在塑造誰？技術隱喻中人與機器的雙向互構

智能化隱喻既是理解未來認知形態的重要路徑，又是人類意識邊界的投射，其所揭示的也正是人類、機器與社會三者之間的復雜互構關系。

原文 ：《技術隱喻映射人類、機器及社會的復雜互構》

作者 |南昌師范大學副教授 郭琳

圖片 |網絡

人類社會正處于從數字化走向智能化的進程當中。在技術發展的數字化時期，基于印刷的文化形態逐漸被轉化為數字形態，所謂的智能化則是在社會已基本完成數字化之后跨入的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這樣的社會情境中，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與技術迭代，不僅使計算機器具備強大的數據處理與計算能力，還逐漸具備了學習、推理、決策等能力，體現出更強的靈活性、自主性與交互性。

在計算機器日益智能化的同時，人類自身的認知更需要更新迭代。數據量的指數級增長促使我們不斷提升信息獲取與處理的能力，機器智能的快速發展重塑了人機交互的方式、形態和工具。智能化技術的發展以及由此形成的技術隱喻，在不同層面上深刻影響著我們的個體存在與社會認知。

基于人自身的智能化想象

智能化情境中的技術想象，主要表現為機器人、數字人與超級智能等形態，這也正是技術在當前時代不斷進步并有所突破的幾條主要路徑：實體化、虛擬性與融合性。機器人以機械化的實體為基礎，數字人則更強調其虛擬性的存在形態。當類腦智能領域產生了足以推動社會變革層級的發展之際，實體與虛擬的存在形態的界限也可能消弭，并在進一步的技術融合中逐漸走向通用人工智能，以及在此基礎上可能產生的超級智能性存在。

與狹義的人工智能不同，通用人工智能的形態將更接近人類智能。這種具有類似人類智能中的廣泛認知能力的人工智能系統不再僅僅專注于對特定任務的處理，還能逐漸演化為從形態、能力與自主性等層面都更趨近于人類的存在。超級智能作為社會智能化階段之后發展出來的更為高級的智能性存在，可能會改變人類社會的形態結構與發展模式，也可能給人類的未來帶來巨大風險。

在基于人自身的智能化想象中，機器人與數字人是兩個相對應的范疇，也有著相似的隱喻向度。作為物理性實體存在的機器人，承載著人類的控制論想象，也通過機械操作從不同維度延展或提升人類的能力。數字人則是以虛擬意識的形式存在，在數字空間中投射出人類的心理、記憶與情感。其虛擬特性為人類對自身的認知提供了實驗場域，使我們得以在模擬空間中探索自我的邊界與存在的可能性。

機器人與數字人雖然有著不同的存在形態，但都可被視為人類自我認知的鏡像隱喻，它們從不同層面幫助我們借助技術來理解并重塑自身。在理論著述與科幻文本中，人們對這兩類形象也已經有了較為豐富的想象，譬如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轉圈》（1942）、《我，機器人》（1950）和《雙百人》（1976）中所描繪的機器人以及他所提出的機器人三定律設想；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在《我們可以為你批發記憶》（1966）與《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1968）中所描繪的機器人與人類的身份界限；斯派克·瓊斯（Spike Jonze）執導的電影《她》（2013）對數字人與人類的情感關系的展現；等等。在這些文本中，機器人與數字人不僅象征著技術進步的后果或人類的延伸，而且在構成人類“外化自我”的同時，作為他者拓展了存在的可能形態。這些具有后人類向度的思考，為我們反觀自身提供了必要的思路。在今天，這兩條技術路徑都正處于蓬勃發展的階段，機器人技術不斷邁向具身智能，數字人則在虛擬世界中展現出日益復雜的自我生成能力。理論與技術實踐的演進共同建構起現代技術想象的譜系，且有著更豐富內涵的“人”的概念，為理解更高維度的智能化存在提供了認知框架。

形成一個復雜的生成性隱喻系統

作為社會性技術隱喻的超級智能，可被理解為基于人類自身、機器人以及數字人的融合性投射。在個體層面，它象征著人類對能力極限與認知邊界的探索；在社會層面，則指向人類文明朝向具有共生性、智能化社會演化的可能趨勢。

關于超級智能的社會性想象，我們往往強調技術進化對人類社會結構的復雜影響。譬如阿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在《2001：太空漫游》（1968）中通過超級計算機HAL 900所展示的復雜的人機沖突與倫理問題；劉慈欣在《流浪地球》（2008）中所描繪的智能性存在MOSS，其機械性決策傾向同樣凸顯了智能系統與人類立場之間的矛盾張力；尼克·波斯特羅姆（Nick Bostrom）在《超級智能：路徑、危險與策略》（2014）中提出過多種實現超級智能的可能路徑，并深入探討其社會與倫理影響；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等學者也在《新紀元》（2019）中設想過在人類世之后，超級智能與人類共生的復雜可能性。

社會性想象中的超級智能往往在烏托邦與反烏托邦敘事之間搖擺。在烏托邦敘事中，技術往往被視為推動人類文明的力量。如伊恩·M.班克斯（Iain M. Banks）在《文化》系列小說中所構建的“思維體”文明，呈現了一個由智能機器主導、人機平等共生的社會圖景。在《終結者》（1984）和《黑客帝國》（1999）等反烏托邦敘事中，超級智能則象征著技術對人類的反噬，甚至帶來社會失控的危機。無論是怎樣的具體敘事形態，在這些文本所呈現的技術焦慮背后，都是對技術發展中的倫理風險以及人機關系失衡的社會性后果的關注與思考。這些超級智能的社會隱喻也讓我們意識到，技術不再是外在于人類的工具，而是如庫茲韋爾所言的日益與我們相融合的正在重構存在、社會與認知秩序的重要力量。

從更深層來看，超級智能的社會性隱喻不僅是對技術發展的描述與闡發，更是社會心理與人類認知的象征性綜合表達。它連接起個體與群體、認知與情感、技術與倫理等多重維度，進而形成了一個復雜的生成性隱喻系統，使我們得以從不同層面上對未來進行模擬，并提供理解和應對不確定性的認知方式。超級智能因此不僅是技術發展的方向與目標，還是人類存在與社會發展的推理模型，以及一種關于未來社會結構、知識體系與人類位置的哲學隱喻。

智能化隱喻的新形態與認知閾限

當前，數字技術的智能化發展仍在不斷產生新的技術隱喻，其主要形態仍然可以從基于個體或社會這兩個層面來把握。依托于腦機接口、增強人類以及數字孿生等在現實中有著長足發展的人機交互技術形式，基于個體的智能化想象超越了傳統的生物學與計算技術的分隔，從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到凱瑟琳·海耶斯（N. Katherine Hayles）、羅西·布拉多蒂（Rosi Braidotti）與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技術后人類主義不斷拓展人類主體的范疇與內涵，同時基于技術共同體等概念逐漸形成了以“混合性存在”（Hybrid Existence）為核心的人機智能隱喻體系。

從哈拉維的“賽博格”隱喻到海耶斯和布拉多蒂的“后人類”，再到克拉克的“延展心智”，智能不再被視為封閉的人類主體進程，而是不斷被技術延展與重組的人機共構開放系統。人類認知在通過技術得以擴展的同時，也因過于依賴外部計算系統及算法邏輯與物理基礎設施而逐漸喪失對自身的掌控?；诩夹g想象的摸索并不能必然或準確地預測未來，這也意味著人類與機器智能之間的關系變得更為復雜，我們在技術中延展自我的同時，也可能在技術中迷失自我。特別是當人工智能的學習能力與決策過程超出人類的理解范圍，技術隱喻也就從認知工具轉化為認知極限的象征。

從社會層面來想象智能化未來的新形式，作為對“智能社會”的系統性想象，具體體現為人工智能的技術研究與商業化領域中出現的各類“世界模型”。世界模型作為一種新的智能化隱喻，是指人工智能系統通過學習外部世界的數據、情境預測與因果建模，形成對環境的抽象理解與自我更新機制。其在一定意義上模擬了人類認知的表征與推理方式，但在速度、規模與復雜度等層面上又遠超人類個體。甚至可以說，當世界模型的演化超出人類語義的解釋能力范圍時，技術系統就會生成與人類截然不同的思維邏輯，人機之間的認知可譯性由此開始崩塌。

這正是智能化隱喻的認知閾限之所在。當機器已經可以構建自身的世界圖景，人類就無法完全理解其所描繪和創生的世界，技術隱喻的有效性也因此不復存在。而在當前基于生成型智能模型的知識生產中，基于人類想象與隱喻認知的可解性正在被不斷侵蝕。智能化進程所造成的隱喻意義鏈斷裂，與人類基于智能化技術發展與算法治理所構建起來的不對稱認知架構進一步同構并在循環中加速失衡，機器的計算思維日益擠壓人類自身的思維空間，我們在依賴機器智能的同時逐漸喪失了基于隱喻的想象、理解與闡釋能力。

當智能系統的運作邏輯超越人類語言的解釋能力，隱喻便不再能生成意義。也正因此，智能化隱喻是理解未來認知形態的重要路徑，也是人類意識邊界的投射，其所揭示的也正是人類、機器與社會三者之間的復雜互構關系。人類通過技術延展認知，技術通過算法反饋塑造人類，社會結構在此過程中不斷被重組。技術自身成為了認知、意義與文化的生成機制。這既是我們在當前所觸達的認知閾限，又是促進我們保持技術反思的重要信號。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7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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