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國霞‖二十世紀章草藝術發展的四個時代維度

元國霞

浙江財經大學藝術學院學術副院長、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浙江省僑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協會會員。

與朱元思書

二十世紀章草藝術發展的四個時代維度

文｜元國霞

置于章草史，二十世紀的章草書最為繽紛獨特、燦爛輝煌；置于文化史，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章草亦被賦予了特殊的歷史使命，成為漢字存續的關鍵“角色”。與歷代章草的發展迥異，此期的章草藝術烙印著深刻的時代印記：契機、責任、維度和“面相”。本文主要從這幾方面進行考察：

康同璧 草書致通甫公使札

開放：時代變革中的開闊視野

正如陳振濂先生在《定義“民國書法”》一文中所說：

近代書法史與民國書法史，是一個堪比浩瀚五千年古代史絕不遜色的極重要的所在。這五十年書法所經歷的變遷，誠可謂“歷千年未有之奇變”。它所遇到的很多歷史疑問與時代挑戰，都是幾千年古代史所從未遇到的。僅僅用古代書法史的現成經驗，根本無法解讀、解釋、解答這五十年所遇到的新問題。[1]

該“新問題”在章草方面體現為：“面對社會的急速變革所帶來的文化轉型，民國時期的章草書該如何去捍衛傳統文化；面臨空前豐碩的相關資源時，如何合理利用碑版、刻帖、墨跡等多方面的材料；在文字的藝術功能與實用功能中，如何去平衡與發展等。”[2]二十世紀前半期是章草藝術激烈變革、拓展維度的階段；后半期的章草書藝術在前半期的基礎上發展而成，卓有成就者基本成長于前半期，或深受前半期環境的影響，所以該說法適用于整個二十世紀的章草書。

清末民初，社會屢遭變革，封建專制制度瓦解，故宮大量珍稀文物外流，加之簡牘帛書等新資源的爆發式面世，整個古代一直秘藏或塵封的書法資源驟然匯聚于此時，盛況空前。又經西方先進的照相、印刷、出版技術廣泛傳播，二十世紀書家直接面對幾千年的書法資源，其視野是之前任何朝代都無法比擬的。此外，西方文化強勢沖擊著我國的傳統文化，有些文人志士曾一度高呼“廢除漢字”。在維護傳統文化的強烈需求、文字改革的契機和書法自身“碑帖之爭”的發展處境等因素影響下，章草書一躍成為兼具藝術和實用功能的“時代寵兒”。加之新文化運動掀起思想解放的潮流，拓展了人們的視野，其民主、科學的開放思想促使人們以更為開放包容的心態面對古今的書法資源，從而探索出多種迥異常蹊的章草藝術風格并演繹至歷史新高度。

周作人 草書 致籬農札

雙線：藝術與實用交織發展及互動

在拙作《民國中期京津地區章草書研究》一書中，對民國章草書兼具藝術功能和實用功能的現象作了一定程度地梳理和研究。雖然這種“兼具”現象主要出現在民國時期，但也是二十世紀章草書的特色之一。

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強調“若欲復古，當寫章草”[3]的觀念，直接推動著二十世紀章草藝術的發展。《廣藝舟雙楫》的誕生有沈曾植的勸說之功，其中觀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清末康有為身邊一些書家、學者的想法。“章草主力成員羅復堪、羅癭公、梁啟超等都是他的學生……此外，像鄭誦先、卓定謀、林志鈞等人，也曾不同程度地受到康有為碑學觀的影響。而康有為的重要地位，也進一步加強了其摯友沈曾植章草書的影響力。”[4]其次女康同璧的隨手信札中亦時露章草筆意，但此期章草藝術的發展動力并非都來源于書法內部。二十世紀實用章草書推行于漢字存亡的關鍵時刻。文字問題是愛國人士尤其是遺民們極為關注的問題，如沈曾植并非文字改革的主流人物，筆者也難以查到其參與文字改革的具體事跡，但其對此有著明確的立場。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沈曾植在寫給丁立鈞的書信中特意強調不能廢除本國文字，其言：

……萬一果改學堂，猶望公為經學留一隅之地。總之斷斷不可習西文，斷斷不可延洋教習……將來學堂儲備人才，期以任內政，非皆以任翻譯也，何所為而廢本國文字、強學他國文字乎？[5]

王云五 草書致胡適札

這一堅守傳統文化、維護本國文字的立場，比之后進一步提出用章草作為實用文字的章太炎要早七年。由此也可說明，從本國文字體系中尋找一種適合二十世紀文字發展的字體，是維護傳統文化之輩的共識；以字字獨立、筆畫簡省的章草作為實用字體，也是部分文字改革者的期待。

一九〇八年，章太炎在《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一文中呼吁：“欲使速于疏寫，則人人當兼知章草。”[6]隨后其學生錢玄同、劉復，門人卓定謀等積極響應。尤其是卓定謀與其摯友林志鈞，曾于一九三〇年受聘擔任北平研究院字體研究會的常務委員，他們大力搜集、整理、推廣實用章草書，“于各體中選其筆畫簡單，辨識容易，書寫靈便，又具有歷史與美術之價值者，以供實用。由本會研究結果，咸認為‘章草’實與上開條件頗合。”[7]并編訂《章草字典》《市民千字課》等；在高校、夜校及社會團體等處開展相關課程或講座。與此同時，他們以自青榭的名義出版的八本章草相關著作中便有《用筆九法章草》（分為《章草與中國字體之改革》和《用筆九法是用科學方法寫漢字》兩冊）以及章草字法和史料整理類的書。一九三〇年，錢玄同在為卓定謀《章草考》所作序言中也稱：

提倡章草有兩個觀點，一是要切用，不是要復古；一是求便寫，不是求美觀。[8]

一九三四年，錢玄同在《搜采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中列出了六種簡體字取材方案，章草書便是其中之一。于右任也初選章草作為“標準草書”的底本，但因其“創造之業未竟，定型之質遽成”而將范圍拓展至今草、狂草等。

錢玄同 草書致叔永札

雖然實用章草書推廣的時代和方式等都有局限，最終以失敗告終，但這不能抹去以實用章草為初衷進行研究所取得的豐碩成果，這在客觀上夯實了章草藝術發展的基礎，并大力推動其迅猛發展。關于二十世紀章草書的實用和藝術研究并非非此即彼，一些研究者二者兼備，“將身子保留在傳統文化的藝術領域里，而一只腳邁入注重實用文字的普適性浪潮中。”[9]如常居北京的卓定謀于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停云書畫社舉辦書畫展覽，出版多本個人作品集和鬻章草書，在當時頗具影響力。從“廢除漢字”觀念轉變為支持實用章草的錢玄同，也常將章草藝術留駐在筆下。

在當時激烈的西化浪潮中，卓定謀等在簡化字與書法藝術之間尋找著契合點，將傳統精髓重新用一種簡便的體系，滲入漢字簡化的大潮流中，有著力挽狂瀾的決心與勇氣……雖然由于他們在認識上的一些失誤，沒能實現章草書實用的宏愿，但至少他們踐行“經世致用”的方式擴大了章草書的影響，肯定了章草書的價值。從這一角度來評價，在章草書的歷史長河中應該留有他們濃重的一筆。[10]

此外，章草作為藝術和實用的基礎，章草的字法、歷史沿革等研究也是二十世紀章草成就的重點之一，其成果又反作用于章草藝術和實用兩方面的發展，為此階段實用和藝術密切交織、相互生發起著催化作用，代表者如李濱、王世鏜、卓定謀、林志鈞、羅振玉、王國維、錢玄同、王秋湄、高二適、王蘧常、于右任及其“標準草書”團隊成員劉延濤等，分布于二十世紀各個階段。雖然章草字法、歷史沿革的考究非常復雜且至今定論不一，但研究者們傾注了大量心力，如卓定謀、劉延濤、王蘧常先后撰寫《章草考》，可見難度一斑。

二十世紀章草書的興盛，是在時代契機、文化傳承、文字改革和藝術發展需求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

胡小石 草書臨王羲之豹奴帖軸

普及：“高峰＋群嶺”的時代架構

對彼時章草發展真實狀態的探究

后世觀念中，關于二十世紀章草書的“輝煌”是否是彼時的真實狀態，還需多加探討。沈曾植、王蘧常是公認的章草泰斗，后世研究者頗多，近年備受關注，但他們在二十世紀尤其是民國時期的影響與當下的認知并不一致。葛兆光在《世間原未有斯人沈曾植與學術史的遺忘》一文中明確表達出此類疑惑：

為何被王國維奉若天人的沈氏，竟在后世并不曾享其應享之名？[11]

沈曾植不僅沒能在后世擁有“應享之名”，在他所處的時代也是如此，雖然“被王國維奉若天人”，弟子不少，但也并非如時下認知那般受萬人追捧。因癡迷收藏沈曾植的書法，取齋號為“寶寐閣”的蔡晨笙在《記沈寐叟先生書法》中也說：“革鼎后，先生避地海上，始訂潤鬻書，甫數年，遽歸道山，故楮墨流傳較少，近則片紙只字，珍同理鑒矣。”[12]關于此點，筆者查閱了《申報》《東方雜志》《益世報》《民國日報》《國學論叢》等幾十種自一八七三年至一九四八年間有代表性的報刊，除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沈氏相關文章、簡訊發表火熱一些（四十年代也主要載于龍榆生主編的《同聲月刊》），其他時間傳播力度有限，甚至不及其學生謝鳳孫或一些二三流書家。這雖是因沈曾植視文藝為末事，并認為“士大夫，而為海上俗論轉移，則失其所以為士也”[13]不愿廣泛宣揚以獲利益，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外界對其關注并非十分密切。章草泰斗的處境尚且如此，他者的情況可能也與我們的認知相去甚遠。

當然，也有章草書家在后世的影響力不及當時者，如被譽為“現代章草第一人”的羅復堪，啟功也稱譽道“當時習章草者共推羅復堪先生”，但時下已知之甚少；有著“南王北鄭”“章草王”之譽，且于一九五六年在京城與張伯駒等人發起“北京書法研究社”，并任秘書長的鄭誦先，也未能在后世延續已有的知名度，等等。

研究者們往往將目光聚焦于每個時代的泰斗、巨匠，于把握時代的高度和特色而言，注重“掐尖”研究、剖析典范無可厚非，但綜合上文所述，若后世只關注“峰尖”、經典個案，缺乏對二十世紀章草書“拉網式”的研究，則無法客觀了解此期章草藝術的生態環境和立體架構，也就無從探尋二十世紀章草興盛的真實原因和發展狀態。

簡經綸 草書五言聯

“普及”般的火熱狀態

若要客觀且清晰地了解時代的整體面貌，對高峰之下，托起高峰的高原、平原、山溝、深谷等都要有所剖析。二十世紀章草書的“普及”現象也是其重要的時代特征之一。除了耳熟能詳的沈曾植、王世鏜、高二適、王蘧常等大家外，此期有一定章草成就者經筆者統計遠超百位。這其中有于近年受到世人關注卻研究不多者，如曾熙、李瑞清、喻長霖、葉爾愷、卓定謀、林志鈞、余紹宋、梁啟超、陳陶遺、錢玄同、羅復堪、章梫、謝鳳孫、簡經綸、王秋湄、王榮年、馬一浮、胡小石、張繼、鄭誦先、沈從文、沙孟海、李苦禪、朱復戡、謝瑞階等；有貢獻卓著卻基本被忽視者，如于右任“標準草書運動”的得力助手劉延濤，其擔任《草書月刊》的主編及輔助編訂《標準草書》，《草書月刊》中載有他的數篇文章，其背后默默為草書事業作出重要貢獻，但因于右任的光環太閃耀，迄今為止研究劉延濤草書貢獻的文章不多。“標準草書運動”團體具有較為龐大的規模，成員較多，但受到后世熟知者甚少。

另有許多被后世關注較少的章草書寫者，如任堇、魏建功、靳志、黃太玄、鄭沅、黃七五、洪陸東、關春草、程明超、陳荊鴻、關友聲、莫仲予等，還有一大批不以章草為能事，卻對章草信手拈來的書畫家、學者等，如汪康年、李叔同、康同璧、豐子愷、劉復、周肇祥、陳師曾、高時豐、溥儒、馬公愚、張伯駒、王云五、方人定、劉采年、鄧散木、黃賓虹、于省吾、蔣庭曜、謝玉岑、張默君、來楚生、吳玉如、周作人、徐生翁、夏承燾、徐無聞、張大千等。于一九一一年離世的汪康年的信札中，亦帶有濃郁的章草筆意，較沈曾植要早。就連極少寫章草作品的吳昌碩也時常在行草書作品中露出章草的波磔，與其他筆勢相較，有些波磔并非慣勢而為，而有特意表達對章草波磔的眷念之感，《多事為君聯》如《金粟玉京聯》（一九二三年）[14]（一九二二年）[15]等。

王榮年 草書致葉恭綽札

上述諸家不論聲名隱顯，筆者都查到過相關作品和相關資料，只是多寡虛實有別；但另有一些章草書家，在彼時的報刊上也能查到一些線索，卻難以找到更多與之相關的信息。如一九三五年五月七日在《申報》上刊載的《海上各大名家書畫扇廉潤》一則中列有：“沈繇章草，一元。”[16]與任司法官的宣南畫社成員胡祥麟的篆書同價位，可見其在當時的聲望，但筆者未能找到更多關于沈繇的章草資料。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申報》載《女子書畫廉潤》中列有“陳韞靈女士章草”[17]，其情況也是如此。

彼時人認為的章草名家亦多有不同，如陳柱的《章草詹言》（一九四〇）及錢振锽的《近代章草書家評林》（一九四四）中都羅列了彼時代表性的章草書家，卻差異較大。這一方面說明當時章草高手較多；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當時章草書家風格各異，不易分辨優劣。此外，名列“江南三大儒”的錢振锽雖少寫章草但能整理時人的章草成果并發表，可見彼時章草的興盛。

侯開嘉在《關于王蘧常章草書史定位的斷想》一文中說：

在民國期間，章草這種古老書體，一時風行起來，大凡善書者，都能寫章草，而章草名家也輩出。[18]

此語真實不虛。也只有在“普及”般的章草氛圍之中，才能出現二十世紀章草這般成就。當然，并非說每位章草書寫者、研究者都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旨在說明彼時的章草現象與后世認知有差距，研究者們需要有開拓之意。

鄭誦先 草書七言聯

貴變：藝術風格的極古極新

“相兼”“相雜”方式的探索

二十世紀的時代環境極為開放，章草書風格豐富程度遠超以往任何時代。有著書法成體系以來幾乎所有的主要資源，尤其是自漢代以降的數種經典章草碑帖真跡及其不同版本的拓本、簡牘墨跡等。這一體量龐大、豐富多元的書法資源呈現在二十世紀書家學者面前時，有主動探索意識者較易發掘各自不同的取法對象和糅合演繹方式。何況是在書法碑帖融合的大環境中之時，如沙孟海在《隸草書的淵源及其變化》（一九三〇）一文中所描述那般：

近今所謂書家者流，天天摹習古碑。正式的碑刻，當時是先用毛筆書丹，然后鐫刻的，拿來摹習，當然不礙。此外如六朝造像買地莂之類，獷率一路的東西，當時石工拿刀亂鑿，他們還用柔軟的羊毫一筆筆小心地去學它，無怪要弄得一場沒結果。”[19]

雖然沙孟海是從工具差異的角度來談論的，但也道出了碑帖糅合的困境和突圍的迫切性。此時書家對篆籀而下至新近出土的書法資源皆有涉獵，紛紛走上如沈曾植所說的“物相雜而文生，物相兼而數頤”[20]的路徑。

馬公愚 草書毛澤東詞浪淘沙·北戴河軸

二十世紀章草書風脈絡發展并非是循序漸進的，除個別書家如謝鳳孫、李苦禪等的章草書風，能被明顯看出有沈氏的面貌；大多章草書家深受“相兼”“相雜”糅合方式的影響，演繹出各自的獨特面貌。如曾熙、沈曾植、王世鏜等在多件作品款字中直接闡述用《流沙墜簡》的筆意書寫《爨寶子碑》之類的糅合手法，彼時深受《爨寶子碑》影響的書家還有李瑞清、李叔同、豐子愷等。這些書家既是從《爨寶子碑》等碑版、簡牘帛書、經典法帖的糅合中尋找自我，同時也是在構建新的時代面貌。王蘧常遵沈師囑“勿走常蹊，必須覓前人窮絕之境而攀登之”，在其早年糅北碑筆勢入章草的勁利瘦硬的面貌基礎上，發展出以篆籀、古隸入章草的沉雄大氣風格。高二適等在宋克章、今草結合的基礎上進一步恣肆拓展，如在題自臨《宋克書張懷瓘論用筆十法真跡》中言：

四體書，宋仲溫始為之，吾今又大昌其妙，此俟知之者。[21]

這一時期的章草書呈現出極古又極新的取法跨度以及“相兼”“相雜”的糅合方式，雖然有刻意“嫁接”之感，但這也是此期章草資源異常豐厚、碑帖融合階段的“面相”。

陳素 草書杜甫詩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軸

古隸章草與八分章草：章草藝術風格分類

二十世紀的章草藝術風格極為復雜多元，由于資源異常豐富，書家學者思想開放，人員流動性強，章草相關的師承、境遇等方面較以往任何時代都要復雜，后世很難較為明確地概括其風格脈絡。如余德泉在《章草大典》的前言中表示：“以其純正程度，章草大致可以分為七個類型”[22]，如原始型、簡章型、標準型、章今型、今章型、正章型、章篆型。這是從大的章草風格發展史角度進行劃分的，不能完全適用于二十世紀章草風格特點，如未能體現出碑帖差異與融合方面的成就。侯開嘉曾將民國時期的章草書風大致分為兩大類：“一類為雄渾古拙，一類為典雅流美。”[23]筆者也嘗試將民國中期京津地區的章草書風大致分為：“以章草刻帖與漢晉碑刻為基奠”“糅合宋克章草與漢晉碑刻風格”“衍化簡牘章草與寫經體面貌”三大類[24]等。這些關于彼時章草風格的分類，在不同時間、地域范圍中有其合理性，但不能契合時代的特點，過于概括而有所遺漏或欠妥。

沈曾植在《菌閣瑣談》中闡述：

《急就》是古隸章草，《月儀》是八分章草，右軍父子則今隸今草也。《急就》止右波，《月儀》左方起處收處皆有作意。[25]

沈曾植該說法并非專門就章草整體風格進行分類，但若是按古隸章草、八分章草兩大類來區分二十世紀的章草風格也可適用，既有具體的風格指向和區分，又可以觀照到二十世紀章草書以隸為基而輻射至篆籀、魏碑、今草等多樣生長的大致屬性。

曾熙曾在對學生朱大可分析隸、分之別時說：改易篆體，歸于整齊者，隸也。依據隸書，加以波磔者，分也。[26]

古隸由篆演化而來，王蘧常以篆籀、古隸體勢入章草，可在前二者的基礎上并列單設一類，亦可籠統歸于古隸章草類。此外如沈曾植以北碑入章草，高二適參雜今草之章草，乃至率意爽捷、意氣風發、皆極盡波發之變態的，亦可歸為八分章草之類。誠然，任何分類都有各自的標準，無法照顧到所有個例，但相對而言，沈曾植的這種分法更為契合二十世紀的章草特征。

溥儒 草書致子勤札

余論

后世在討論該階段章草成就時，往往較多關注其他書體對章草書的影響，而不大強調章草書對其他書體和篆刻的影響，若要客觀評價這一時期的成就，這種雙向的影響便如硬幣的兩面，不可或缺。彼時的書家學者亦多是畫家，也將繪畫的元素融入章草，如黃賓虹將墨法和繪畫筆法自然融入章草書寫中；曾熙也曾表示在畫中題跋用章草筆意作畫等。章草對其他書體和篆刻的影響，如沈曾植等用《流沙墜簡》的筆意書寫《爨寶子碑》等魏碑，從而直接影響魏碑書風的發展；同時章草也被用于篆刻，如章草、篆刻兼善的簡經綸、魏建功等常將章草用于印文和邊款之中，尤其是魏建功的《天行山鬼印蛻魏建功印譜》中刊載著數枚以較為純粹的章草入印的作品，從其規模和深入程度來看，并非只是文人書家的戲作。這些方面的相關研究有待進一步拓展。

鄧散木 草書臨急就篇軸

注釋

[1]陳振濂.定義“民國書法”[J].中國書畫，2016(12):124.

[2][4][9][10][24]元國霞.民國中期京津地區章草書研究[M].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18:14,15-16,102,102-103,76-89.

[3]崔爾平.廣藝舟雙楫注[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233.

[5]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M].北京：中華書局，2007:247.

[6]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M]//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章太炎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601.

[7]國立北平研究院.國立北平研究院概況[M].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1933:105-106.

[8]錢玄同.章草考序[M]//錢玄同文字音韻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80.

[11]葛兆光.世間原未有斯人——沈曾植與學術史的遺忘[J].讀書，1995(9):64.

[12]蔡晨笙.記沈寐叟先生書法[N].申報，1944-2-4(3).

[13]沈曾植.海日樓遺札——與謝復園[J].同聲月刊，1945(4/3):49.

[14][15]吳昌碩.吳昌碩全集：書法卷三[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8:33,292.

[16]華商書局.海上各大名家書畫扇廉潤[N].申報，1935-5-7(9).

[17]華商書局.女子書畫廉潤[N].申報，1935-1-31(18).

[18][23]侯開嘉.關于王蘧常章草書史定位的斷想[J].中國書法，2016(8):16,16.

[19]沙孟海.隸草書的淵源及其變化[M]//沙孟海原著，朱關田選編.沙孟海論藝.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0:38.

[20][25]沈曾植撰，錢仲聯輯.海日樓札叢：海日樓題跋（二）[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324,308.

[21]紀如彬，呂華江.高二適先生年譜[M].南京：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8:225.

[22]余德泉，孟成英.章草大典[Z].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34.

[26]王中秀，曾迎三.曾熙年譜長編[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6: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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