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獨身女子腦出血,有百萬存款和重疾險卻不能用來救命,令人唏噓

錢為何物？生死關頭竟成廢紙一張！上海46歲獨身女子因病危在旦夕，可她的百萬存款和重疾保險卻在生死攸關之際無法拿來挽救自己的生命，只因沒有一個可以簽字的人。

近日，一起發生在上海的突發事件，以其冰冷的現實感，深深刺痛了無數都市獨居者的神經。

現年46歲的蔣女士的生活狀態是典型的獨身模式，她獨自一人居住在上海這座繁華的大都市里。

她擁有穩定的工作或百萬積蓄，還具備風險意識，購買了重疾險，生活獨立自主。然而，她的人生狀態是典型的“三無”：無配偶子女（未婚）、無雙親等直系親人在世，像叔叔、舅舅這類較為親近的血緣親屬也一個都沒有、而且無法律意義上指定的監護人。這正是這場悲劇的關鍵伏筆。

10月14日上午上班前，蔣女士頭暈得厲害，甚至無法走路，于是向單位請了假在家休息。

幾小時后，公司同事有事卻聯系不上她，擔心出事，便上門查看。

發現蔣女士已經意識模糊，癱倒在地，話都說不清了。

同事迅速將她送往醫院。醫生診斷為腦出血，必須立刻手術，但需要家屬簽字和繳費。

可蔣女士根本沒有直系親屬在身邊，而且手術費用也無人繳納，醫生們陷入了兩難境地。

同事和醫院翻遍了蔣女士的通訊錄，能在上海聯系上的，只有遠房親戚吳先生。

蔣女士的父親是吳先生爺爺的姐姐的兒子，蔣女士和吳先生的親戚關系可以說很遠了，兩人也只是一年聚一次吃年夜飯的關系。

吳先生很快就來了，簽了字，還和蔣女士單位一起墊付了3萬元手術費。

手術順利完成，蔣女士暫時脫離了生命危險。可幾天后又出現了“煙霧病”，被轉入重癥監護室（ICU），依靠呼吸機維持生命。

不到一個月，醫療費用已經超過21萬元，且每天以5000至1萬元的速度增長。

作為普通老百姓的吳先生難以承受了，感覺“壓力山大”。他知曉蔣女士銀行卡里存著百萬積蓄，還購買了重疾險，應該能夠覆蓋她的醫療費用。

因此，吳先生和醫院聯系銀行，希望能夠取出錢來支付蔣女士的醫療費用。

但銀行有著嚴格的規定，不是本人操作在沒有相關授權和手續的情況下，錢根本取不出來。

吳先生還咨詢了法律人士，被告知：由于兩人是遠親，沒有法定繼承關系，一旦蔣女士未來病情惡化，吳先生無法用蔣女士的財產來還款。還建議由屬地居委成為其監護人再去操作。

吳先生于是向屬地居委和街道求助。

居委會介入后，派出所只能出具“未查到親屬記錄”的說明，無法滿足銀行要求的“無其他親屬證明”，仍然無法取出蔣女士的存款，整個流程陷入死循環。

更讓人寒心的是保險公司的態度。明明腦出血屬于重疾險理賠范圍，卻以“需被保險人本人或法定監護人申請”為由拒賠。

吳先生四處奔波后才得知，想要動用蔣女士的財產和保險，必須先通過法院申請宣告她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再指定監護人——這套流程即便加急，也需要半個月以上，可蔣女士的病情根本等不起。

目前，唯一的希望是蔣女士遠在蘭州的姑媽的孩子，不知他們是否愿意承擔監護人責任。但是法律上表親屬也不屬于近親屬，情況依然不樂觀。

如今仍在ICU的蔣女士不知是否會悔恨當初沒有結婚生子，選擇了獨身。

我們都知道，金錢不是萬能的，但在危難時刻，它卻可能成為生命的唯一希望。蔣女士的存款原本可以用來支付高昂的醫療費，可以讓她在最危急的時刻得到救治，可現實卻如此殘酷：銀行拒絕支付，保險公司也拒絕賠償。理由就是她沒有法定的監護人，沒有直系親屬的授權，甚至沒有任何可以代表她的法律代理人。

這背后，折射出的是我們社會制度的盲點和制度設計的缺陷。我們習慣了把錢存進銀行，認為那是自己未來的保障，卻忽略了在生命的關鍵時刻，個人的權益究竟能否得到保障。更令人震驚的是，很多人都未曾意識到：在法律上，個人的存款、保險權益在沒有明確監護人或代理人的情況下，竟然會成為“死角”。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期待這場血的教訓能推動真正的改變，讓金融機構多些人文關懷，讓社會支持體系更趨完善，讓每個選擇獨居的人都能安心——即便無親無故，也不必在危難時刻獨自面對絕望，更不會因為“沒結婚、沒孩子”，就失去被拯救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