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鄉振興遇“安居之困”：政策溫差如何暖透歸心？

兩部委“絕不允許城鎮居民到農村買房建房”的剛性紅線剛被重申，九部門“鼓勵退休人員返鄉振興鄉村”的號召仍在耳畔回響。

一邊是鄉村振興急需人才回流的時代呼喚，一邊是退休人員“歸鄉無居”的現實窘境，政策之間的“溫差”，不僅讓無數懷揣“落葉歸根”情懷的退休人員陷入迷茫，更成為制約鄉村人才振興的突出堵點。

破解安居難題，打通政策銜接的“最后一公里”，方能讓返鄉之路更通暢，讓鄉村振興更有力。

01、政策并行非“打架”：各有初衷的制度考量

看似矛盾的兩項政策，實則蘊含著國家治理的深層邏輯，并非簡單的“文件沖突”。

禁止城鎮居民購買農房宅基地的政策紅線，本質是對農村土地制度的剛性守護。宅基地作為農民安身立命的根本保障，承載著住房、就業、養老等多重功能，其所有權歸集體、資格權屬農戶的屬性，決定了必須嚴防資本無序進入導致土地兼并，避免農民“失房失地”的風險。

從實踐來看，政策矛頭主要指向資源優越、價值凸顯的富庶鄉村，而非人口流失的偏遠村落，這一差異化導向，既守住了農民利益底線，也為鄉村發展留足了空間。

而鼓勵退休干部、教師、醫生等返鄉定居的政策，則精準切中了鄉村振興的“人才短板”。

隨著城鎮化推進，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持續外流，基層治理、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等領域人才匱乏問題突出。

退休人員群體擁有豐富的管理經驗、專業技能和人脈資源，他們既是鄉村振興的“智囊團”，也是城鄉要素流通的“連接器”。政策鼓勵其返鄉，正是希望將個體情懷轉化為鄉村發展動能，為農村注入人才活力。

兩項政策一“堵”一“引”，前者筑牢土地制度根基，后者激活鄉村發展潛力，核心目標都是推動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只是側重不同需有機銜接。

02、歸鄉無門：個體困惑與時代宏愿的錯位

“想回村教書，卻連住的地方都沒著落”“帶著技術返鄉創業，租房不穩定總覺沒有歸屬感”，現實中，諸多退休人員的返鄉熱情，都卡在了“安居”這一最基本的需求上。

對于多數從鄉村走出的退休人員而言，祖屋早已破敗或不存在，政策禁止買房建房，讓他們陷入“想回回不去”的困境。這種困境背后，是個體情懷與制度安排的現實落差。

中國傳統文化中“落葉歸根”的情結，讓土地成為無數人精神歸屬的載體。古代“告老還鄉”制度下，官員退休后可在原籍買田置地成為鄉賢，而在現代社會，農業社會解體與土地制度變革，讓財富與人才向鄉村回流的通道受到限制。

市場經濟的核心是要素自由流通，當住房這一關鍵要素的流通存在障礙，不僅會冷卻個體的返鄉熱情，更會導致城鄉之間形成“無形溝壑”——農村難以獲得急需的人才與技術，退休人員的養老需求與價值實現也無從落地。

當“連一點最后的安全感都沒有”時，個體情懷與鄉村振興的時代宏愿自然會漸行漸遠。

03、破局之路：剛性紅線外的柔性政策緩沖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政策并非只有“絕不允許”的剛性約束，多地已開始探索柔性解決方案，為退休人員返鄉安居提供路徑。

從重慶的實踐來看，盤活農村閑置資源成為破局關鍵：城口縣將閑置敬老院改造為“寫生驛站”，石柱縣把閑置農房改建為民宿，南川區則通過合作模式將高速施工遺留的閑置工棚轉化為水產養殖基地，既避免了資源浪費，又為外來人才提供了居住與創業空間。

這些探索證明，無需突破土地制度紅線，同樣能解決住房難題。

從全國層面看，盡管專門針對退休人員返鄉安居的統一實施細則尚未出臺，但政策導向已逐漸清晰。

《“我的家鄉我建設”活動實施方案》明確提出，要為返鄉人員提供支持保障，這為地方制定配套政策留下了空間。

未來，需從三方面構建解決方案：一是強化村集體主導作用，通過統一規劃將閑置農房、村小、敬老院等資源進行整合改造，以長期租賃、合作經營等方式提供給返鄉退休人員，確保產權歸集體、使用權歸個人；

二是建立規范的租賃市場，明確租賃期限、權利保障等細則，避免“隨時被清退”的風險，增強居住安全感；

三是實施差異化政策，對人口流失嚴重的偏遠鄉村，可適當放寬閑置宅基地利用限制，鼓勵返鄉人員參與閑置資產盤活，而對資源優越的鄉村則嚴守紅線，防止投機行為。

04、妙手物語：安居方能安心，歸心方興鄉村

“農村的未來在哪里，我們的幸福就在哪里”，這句感慨道出了城鄉關系的本質。

禁止城鎮居民農村買房建房，是為了守護農村的“根”，防止土地資源流失；鼓勵退休人員返鄉，是為了激活農村的“魂”，注入發展活力。兩者并非對立，而是需要通過政策銜接實現“1+1>2”的效果。

剛性政策劃定底線，柔性措施溫暖人心，這是破解矛盾的核心邏輯。

當退休人員返鄉后，能通過規范渠道獲得穩定住房，既能實現“落葉歸根”的情懷，又能安心投身鄉村振興，城鄉要素才能真正雙向流動。

唯有讓“歸者有其居”，才能讓“智者盡其才”，讓個體的歸屬感與鄉村振興的宏大目標同頻共振，讓這片土地上的夢想真正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