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何以“陌生又熟悉”？

在北京首都博物館的上，西夏文相關展品引人遐思，西夏文與漢字交互體驗屏更是吸引不少觀眾躍躍欲試。

正如一位參觀者所言，這些方塊字乍看像漢字，仔細看一個也不認識。這一感受并非今人獨有。清末武威籍學者張澍曾評價西夏文：“乍視字皆可識，熟視無一字可識，字體方整與今楷書無異。”

西夏文為何給人以“陌生又熟悉”之感？這一文字背后，又藏著怎樣的文化密碼？正值“西夏文物精品展”展出之際，中國民族報記者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西夏學家史金波，共同走進西夏文蘊藏的中華文明。

記者：此次展出的碑刻、印章、雕版等文物，讓西夏文再次走進公眾視野。西夏文與漢文究竟有著怎樣的關聯？

史金波：西夏的建立者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榮仿照漢字創制了西夏文字，用來記錄黨項人的語言，當時稱為“番文”，后世稱為“西夏文”。

西夏文字在創制上全面借鑒和模仿漢字，是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古文字中最接近漢文的一種。西夏文字和漢字一樣，屬表意性質的方塊字，有偏旁部首，由橫、豎、點、拐、撇、捺等筆畫構成，自上而下成行，自右而左成篇。其文字構成受到漢字“六書”影響，有規律可循。西夏文在當時社會應用十分廣泛，從官府文書、法律條令、買賣文契到文學著作、書典辭書、碑刻、印章、錢幣及佛教經典等都曾使用。

▲西夏文“內宿待命”銅牌。 文靜 攝

西夏滅亡后，黨項人與其他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融入漢族及其他民族之中，西夏文也因此成為無人能識的“死文字”。20世紀初以來，在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遺址，甘肅武威、敦煌，寧夏賀蘭山等處陸續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文獻。百余年來，國內外專家不斷解析文字、譯釋文獻，取得了巨大進展，推動了西夏學的形成和發展。

記者：我們知道，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實物，就是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它是如何被確證為木活字版印本實物的？

史金波：印刷術是中國古代科技史上的四大發明之一，對中國乃至世界文化發展影響深遠。印刷術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宋朝沈括在其所著《夢溪筆談》中記載了畢昇發明和使用活字印刷的情況，但活字印刷實物沒有傳承下來。前些年，一些國外的專家質疑中國活字印刷的發明，也往往以此為口實。

在出土的西夏文印刷品中，發現了多種西夏文活字版實物。如在甘肅武威發現的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具有早期泥活字印刷的諸多特點。在寧夏賀蘭山方塔中發現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續》9冊，除版面有木活字印刷特征外，在文中標示頁碼的漢字也有倒置現象，更能確認其為活字印刷品。在黑水城發現的文獻中，更發現有西夏文“活字”二字。

▲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 資料圖片

多種西夏文活字印刷品的發現，確認了與宋朝同一時期的西夏不僅效仿中原地區的泥活字印刷，還成功應用了木活字印刷，為中國發明活字印刷術提供了確鑿證據，得到國內外學者的認可，維護了中國首創活字印刷的地位，突顯了中華文明的創新性。

記者：20世紀初，內蒙古黑水城遺址出土了一本《番漢合時掌中珠》。這本書也被學術界譽為“打開西夏文字之門的金鑰匙”。它為何如此重要？

史金波：凡了解、學習西夏文者，無不從《番漢合時掌中珠》入手。該書由黨項文人骨勒茂才編纂，共37頁，涉及1504個不重復的西夏文字，是一本西夏文和漢文雙解詞語集。

▲內蒙古黑水城遺址出土的《番漢合時掌中珠》封面。 資料圖片

書中序言明確提出“不學番言，則豈和番人之眾；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即主張不同民族間要通過學習對方的語言，深入交流，和合共處。編纂者在內容上將西夏社會中的常用詞語分類編選入書，在形式上則創造性地采用了兩種語言、文字四項對照的方法，即每一詞語都列有四項，中間兩項分別為西夏文和相應意義的漢文，左右兩項分別為西夏文和漢文相應的譯音字。

這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雙語雙解四項詞典，是西夏時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見證，為認識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歷程提供了珍貴史料。

記者：從這本工具書可見，西夏對中原文化的推崇。西夏在翻譯漢文著述方面有哪些成果呢？

史金波：可以說，西夏文創制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翻譯漢文著述，傳播中華文化。據文獻記載，西夏文創制后，便“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所謂“蕃語”，即指番語、西夏語。西夏持續從中原地區引入文化典籍。西夏第二代皇帝毅宗曾向宋朝“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宋朝賜予的《九經》包括《易經》《書經》《詩經》《左傳》《禮記》《周禮》《孝經》《論語》《孟子》，為中華文化中重要儒學經典的總匯。而宋朝也樂于賜予，這既是友好往來，又可對屬國進行教化。從出土的西夏文文獻可知，西夏時期翻譯了多種儒學典籍，如《論語》《孟子》《孝經》等都有西夏文譯本。此外還翻譯了史書《十二國》《貞觀政要》，兵書《孫子兵法三注》《六韜》《黃石公三略》《將苑》，類書《類林》等。

西夏人不僅翻譯、學習儒學經典，還將其應用于實踐。如在漢文和西夏文對照的詞語集《番漢合時掌中珠》中，就有審理案件時引用《孝經》的內容。西夏仁宗時期的宰相斡道沖是黨項人中的一位儒學大師，他不但翻譯中原地區的《論語注》，還加以發揮闡述，撰寫論語解義二十卷，名為《論語小義》，卓然一家。他又通曉《易經》，著有《周易卜筮斷》。可見西夏文起到了傳播、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橋梁作用。

記者：除了漢文史料之外，研究西夏歷史自然離不開對于西夏文字的釋讀。西夏文的發現和釋讀經歷了怎樣的過程？多年來，我國的西夏學研究都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

史金波：20世紀初，俄國人科茲洛夫等從黑水城遺址掘走大批文獻，包括大量西夏文文獻、漢文文獻和部分藏文文獻等，其中就有《番漢合時掌中珠》。20世紀70年代，我國學者只能借助影印本、摹抄本開展研究。這一狀況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有了重大轉機。中、俄兩國學者合作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獻，《俄藏黑水城文獻》于1996年開始正式出版，至今已出版32冊。

近50年來，是西夏學發展最快、成就最突出的時期，出版著作數量達百部。這些研究涉及語言文字、社會風貌、科學技術、文獻整理等各方面，內容不斷深化、領域不斷拓寬，大大加深了人們對西夏王朝的認識。就我個人研究成果來說，《西夏文教程》一書，是國內外首部體系完整的西夏文教學與研究標準教材；《西夏經濟文書研究》《西夏軍事文書研究》，皆利用了大量西夏文草書文獻，揭示出鮮為人知的西夏社會、經濟和軍事情況。

今年8月，我國專家歷時8年編撰的《西夏通志》正式出版，填補了國內外大型西夏歷史著作的空白。這套史學巨著共11卷400多萬字，包括西夏史綱、地理志、經濟志、職官志、軍事志、人物志、部族志、風俗志、語言志、文獻志、文物志，其中每一卷都充分利用了西夏文字文獻。

▲《西夏通志》。資料圖片

隨著西夏陵入選世界文化遺產，神秘的西夏文字也吸引了更多目光。我們期待更多年輕學者加入進來、更多研究技術應用進來，讓“冷門絕學”有人繼承、有所發展，為認識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提供西夏學智慧。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由文靜拍攝）

監制 | 肖靜芳

統籌 | 安寧寧

編輯 | 周芳 吳艷

制作 | 魏妙

來源 |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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