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尸骨比長平之戰還多，好水川之戰宋軍被西夏人打得有多慘

作者｜冷研作者團隊-劍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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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公元1041年二月，李元昊親率大軍侵入宋朝邊境，于今寧夏自治區西吉縣興隆鎮以東一帶遭遇并殲滅宋軍7000余人，這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好水川之戰。當時被人們所草草掩埋的人、馬遺骨，直到今天，在當地還有數次較大規模的發現，其中幾處尸骨坑的厚度和面積，更是超過了秦、趙長平之戰所遺留的“永錄1號戰國尸骨坑”，可謂極其慘烈。那么，如此慘烈的好水川之戰到底是怎么打的呢？

宋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農歷十月十一日，繼位已有6年，在軍事上征服河西回鶻，在政治上則推動并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的改革與建設，做好了與宋朝斷絕外交關系的準備的李元昊，在親信大臣野利仁榮、楊守素等的擁戴下，于興慶府南郊筑壇，正式稱帝獨立，國號大夏（史稱西夏），改元“天授禮法延祚”。

宋仁宗遂于次年（公元1039年）六月下詔削去李元昊官爵，并懸賞捉拿。兩國部署在邊境地區的地方部隊，于是圍繞宋軍設防營寨展開了一系列中小規模的軍事沖突。歷時達三年之久的第一次宋夏戰爭正式爆發。

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三月，李元昊親自領兵進攻北宋，一面派遣人馬佯攻北宋的金明寨（今陜西安塞南部），一面送信給宋朝延州（今陜西延安）知州范雍，表示愿意與宋方和談，制造假象，以麻痹范雍。

同年七月，李元昊率軍包圍延州，采取圍點打援的戰術，于三川口（今陜西延安西北）一帶殲滅宋將劉平、石元孫的數千人馬，一舉擊潰了宋軍1萬余步騎。

同年九月，轉移而走的夏軍又在三川寨（今甘肅固原東南）一帶擊敗宋軍，攻克乾溝、乾河、趙福三堡，迫宋將王遇、劉用等出劉璠堡向夏軍投降，重創宋軍王珪部，取得了殲滅宋軍5000余人的戰果。至此結束了西夏建國以來，對宋朝的第一次大規模入侵。

次年（公元1041年）二月，李元昊再度親率大軍侵入宋朝邊境，好水川之戰就此爆發。

戰前形勢：

好水川之戰的起因，與宋朝的西北邊防，自延州三川口之敗以后徹底暴露無疑的脆弱情形，有著相當程度的聯系。一方面，擊敗劉平等部宋軍，俘虜其大將的戰果，確立了李元昊政權與宋朝對抗到底的信心，而另一方面，當時宋朝在西北的布防條件也委實稱得上是不容樂觀。

數十年來，居安而不思危的對夏外交、防御政策，早已使得宋朝的西北邊區不堪戰事。學者董亞亞，在《韓琦與宋夏戰爭三題述論》一文中對此描述道：

宋朝自太宗晚年提出“守內虛外”的國策，已有意放棄靈州、夏州地區。真宗即位后繼之以“姑務羈糜，以緩戰爭”的對夏策略，實施對靈、夏地區的放棄。景德三年（1006）宋夏雙方就雙方商定部分訂立了合約，宋真宗默認夏州割據政權的地位。

為了茍安與保持邊境寧靜，他有意松弛對西夏的防務，打擊主張抗擊西夏言論的文武大臣。宋夏之間保持了二三十年的友好關系，雙方邊境呈現“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繕、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

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云合，甲胃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景象。劉太后專政時期無視軍備與邊防，仁宗親政不久，邊防與軍備狀況仍未有大的改善。國家承平日久，西北禁軍失于訓練，多疲弱不可用；民兵由于“州縣不復閱習，多亡其數”。

而朝廷大臣多諱言戰事。寶元初，嘗有青州民趙禹上書宰相，言“元昊必反”，請求加強邊備。而被“宰相以為狂，責文學參軍福州安置”。仁宗時期大規模宋夏戰爭爆發前夕，最能反映朝廷對夏政權態度的事件就是“山遇降宋事件”。

山遇是元昊之叔父，在西夏執掌兵權，得知元昊謀劃入侵宋朝，數次規勸，而元昊不聽。山遇為求自保，主動向宋朝延邊將帥約降，愿“自將兵扼黃河南渡，發部落內屬”，宋朝上下自延邊將帥至皇帝，為“務令邊防安靜”競拒而不納，反將其執送給元昊，終令其慘遭元昊殺害。宋朝錯失借山遇防御元昊良機，而元昊則除去內患，最終稱帝建國，不久舉兵侵宋。

事實上，當時的宋夏邊境，甚至連烽火臺這樣的基本設施，恐怕都不甚完備，仝相卿在《宋朝烽火臺考論》一文中明確指出：

宋夏邊境設置烽火臺的建議，在宋太宗、宋真宗朝臣僚上疏中雖有討論，但似乎并未落實。宋朝著手修筑烽火臺，就及見材料而言始于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三川口之戰宋軍大敗后，時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的韓琦上奏朝廷在對西夏的前線設置烽候，加強防御。

康定元年三月，宋朝下詔：“鄜延至鄜州，環慶至邠州，涇原至涇州及秦州本界各置烽候。先是，但走人偵報，韓琦以為請，乃從之。”這與韓琦行狀的記載頗為吻合：“公輒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杰，與之計議，檄諸郡守城郭如河北，始設烽燧以候虜。”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宋朝方面不得不在疑慮之下，改變自身對西夏的方針。時由中央前往邊地任事的韓琦、范仲淹分別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兩人皆以為，宋國于境內各處布防，兵力分散而不集中，若李元昊發大軍來攻，則難于抵擋，甚至于會為夏軍騎兵所長驅直入。

然而與范仲淹所不同的是，在韓琦看來，諸路分戍備邊乃前事之失，國家用兵當以合勢為良策。僅務分守，則空耗資費不可勝計，宋為大國，出兵與戰未必不便。事實上，早在韓琦與范仲淹的爭論開始前，于延州三川口之戰戰敗被俘的劉平就曾上過與韓琦相同的平夏方略：

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言：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軍馬分為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昊之眾三倍居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二十五》

而另一邊，范仲淹則認為，當前情況宋朝應該著力于加強守備，與西夏軍決戰的時機，目前還遠未成熟：

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后，乘風揚砂，一日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系難制之虜，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二十七》

其后，朝廷欲用韓琦攻夏之策，范仲淹又上言稱：

正月內起兵，軍馬糧草動蹄萬計，入山川險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眾。況廊延路已有會合次第，不患賊之先至也。賊界春暖，則馬瘦人饑，其勢易制，及可擾其耕種之務。縱出師無大獲，亦不至有他皮。……侯春暖出師未為失策。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三十》

此前已論定要采用攻策的宋仁宗，這次選擇了尊重范仲淹的意見。不久后，宋朝方面的出兵日期定在了二月十五日以后。然而，就在宋朝方面加緊備戰的同時，西夏方面也同樣在戰略上作出了回應。

李元昊一邊遣使向宋朝請和，另一邊則于折姜會（今預旺鎮）聚集兵力。韓琦對范仲淹的上策使得出師之日被拖延感到非常不滿，上奏朝廷稱：

陛下省群臣之難一，為大事之當謹，知其異議，已阻師期。且令諸路置辦軍須，訓勃兵馬，侯及秋初，若仲淹招懷未見其效，則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須討擊，即乞斷在不疑，克日降旨，則庶事易辦，便可進兵。——《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軍不斷遷延往后的出兵時日，給了李元昊主動進攻，入寇宋朝境內的機會。據司馬光《涑水記聞》記載，慶歷元年二月十二日以前，西夏軍即已“遣游兵數千騎入塞，侵掠懷遠寨、靜邊寨、籠竿城”。

應該說，韓琦無疑也是了解夏軍戰斗力的。此前宋軍在延州三川口、鎮戎軍三川寨的兩次大敗，足以讓任何人做到認清現實。有關西北素無精兵、良將這一點，韓琦和范仲淹的看法也基本一致。

因此，實際面對夏軍時，韓琦決定以招募自民間，無邊兵陳鄙之氣的“敢死士”8000人作為軍隊中堅，集合諸軍，交由宋將任福統領，且“指圖示之，令并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德勝寨，至羊牧隆城出賊（此處指夏軍數千游騎）之后。

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糧草足供。如未可與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后邀擊之。”如“茍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然而，之后的戰局發展，卻完全超乎了韓琦在戰前所做的一切預料。

雙方兵力對比：

同時代的宋朝高官，好水川一戰的見證者尹洙，再其文集《河南集·卷三》中曾提到：“二月已丑，（韓琦）至髙平堡，報賊逼懷遠城。公盡發鎮戍軍，先募勇士總萬一千人”、“（戰兵）搃二萬三百，死者六千馀人，指揮軍校死者數十人”。即宋方兵力總計有20300人，我認為這是較為可信的數據。

其中，11000人是任福等人最初從鎮戍軍（高平）出發時的兵力。而20300人則是戰役打響時，算上編制為5000人（實際4500人參戰），駐扎在羊牧隆城的王珪部，編制為3000人（實際2200人參戰）的趙津部，及其它匯入主力部隊的宋軍地方部隊（如常鼎、劉肅部）后，實際上投入戰場的宋軍作戰人員數量。

李元昊一方的兵力，戰前韓琦的說法是夏軍傾國入寇也只能出動4、5萬人：

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己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元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三十一》

同時代尚且年輕的司馬光，所聽聞的說法為“數萬”：

賊陰引兵數萬自武延川入據姚家、溫家、好水三川口。——《涑水記聞·卷十二》

按意圖逃亡宋朝尋求政治庇護的嵬名山遇的說法，西夏一國精兵僅有8萬人，余等皆不堪戰斗：

昨賊界投來山遇，嘗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才及八萬，余皆老弱，不任戰斗。——《范文正集補編·卷一》

另外，于延州三川口之戰被夏軍俘虜的劉平，戰前對西夏兵力規模的判斷是如宋國能出兵20萬，則足以“比元昊之眾三倍居多”，認為夏軍兵力不足7萬：

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言：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軍馬分為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昊之眾三倍居多。——《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二十五》

綜上所述，西夏方于此役投入的作戰兵力，大概在4萬-8萬人左右。

▲隴西各處宋軍堡寨的位置

宋、夏雙方初期動向：

如前所述，據司馬光《涑水記聞》，慶歷元年二月十二日以前，西夏軍即已“遣游兵數千騎入塞，侵掠懷遠寨、靜邊寨、籠竿城”。又據《宋史·列傳卷二百四十四·夏國傳》的記載，可知明目張膽寇略懷遠的夏軍游騎，正是之后在張家堡南，與任福所指揮的宋軍主力交戰的部隊——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李元昊的“誘敵”部隊。

▲戰役所涉及的宋軍堡寨

▲夏軍小股游騎初期襲擾的堡寨

與此同時，李元昊首先以“閱兵”的名義大聚兵于宋、夏邊境的折姜會（今預旺鎮）一帶。隨后夏軍南下進入宋境，一部（即寇略懷遠所部游騎）翻越隴山以后，過懷遠城（今偏城鄉）往東、南寇張家堡（今張易鎮，在籠竿城北）。不久后，夏軍主力部隊亦越過懷遠，往西、南寇羊牧隆城（今興隆鎮火家集村）：

▲夏軍主力的動向

▲夏軍偏師的動向

宋軍方面，韓琦原本給任福制定的計劃，是過懷遠以后經得勝寨至羊牧隆城：“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諸砦相距才四十里（約18公里），道近糧餉便。”據《宋史·志卷四十·地理三》及《武經總要》，羊牧隆城北至得勝寨三十五里（約15.7公里），得勝寨東至懷遠城三十里（約13.5公里），可知韓琦所言基本無誤。

▲韓琦原定計劃

實際執行中，由于任福在二月十一日，率軍屯于距懷遠城四十里左右距離的定川寨一帶時，偵知懷遠城一帶的游騎往東南方向而去，于是“翌日，（令）諸軍躡其后”。二月十二日，任福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合兵，“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按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二》的說法，宋軍所獲首級數量，是有頭有尾的510級——至此脫離韓琦原先制定的作戰計劃，開始自行決定戰時的行進路線。

按《西夏書事·卷十五》的說法，這支部隊是“猝遇福軍而駭，欲奔所聚之地”，在遭遇敵人以后完全失去了控制，然而任福卻也“不知虛實，乘勝尾追”，于是“遂陷大陣”。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任福的行動對于西夏軍而言，同樣是超出了原先預料的。

▲任福實際執行

就在任福指揮宋軍主力越過懷遠，朝東南方向追趕之后不久，李元昊也率大軍越過三川寨、懷遠，朝羊牧隆城進軍。懷遠距離羊牧隆城不過六十五里（約33.7公里），三川寨與懷遠寨之間的距離也應在四十里（約18公里）左右。可見李元昊在越過懷遠城后，只需一日一夜，即可急行軍越過宋朝各處堡寨，直抵羊牧隆城城下。

這也是為什么西夏大軍明明是從折姜會而來，然而任福卻對李元昊主力部隊的蹤跡毫無把握的原因——因為任福在李元昊率主力侵入河谷以前，就已一頭扎進六盤山以西的群山之中，徹底失去了自己的戰場視野。

傳統觀點認為，李元昊軍由天都山南下，沿武延川（今葫蘆河）進入羊牧隆城附近設伏的說法，這在我看來，其實并不能站得住腳。這一判斷的史料依據，是李元昊在好水川之戰結束以后攻堅不克，于是夏軍“還屯天都山”——很顯然，夏軍戰后“還”于何地并不能證明戰前他們經過何地。

事實上，宋方史料（《東都事略·任福傳》、《隆平集·任福傳》）提及西夏大軍的集結處，僅見戰前韓琦“聞元昊閱兵折姜”的說法，未有李元昊集兵于其它方向的史料。因此，戰前李元昊軍的出發陣地，只能是“折姜會”（今預旺鎮）而不能是其他地方。

▲宋軍主力先過懷遠，與之后同樣路過懷遠的夏軍主力失之交臂 任福

從任福的視角上來看，此時入侵至宋國境內的，實際上只有數千夏軍游騎而已——此時的任福，對于李元昊主力部隊的威脅及存在，還是沒有什么意識的。考慮到懷遠一帶的敵人已經被己方擊潰，那么剩下要對付的，也不過只是寇略籠竿城、靜邊塞的殘敵罷了。

而如果要截住位于籠竿城、靜邊塞兩地夏軍游騎的退路，那么，抄近道由張家堡往西直奔羊牧隆城，顯然就是很有必要的——盡管比起返回懷遠，再由懷遠寨至于得勝寨的原定計劃，走這條路線很可能會遭遇糧餉不足的困境，畢竟當地老百姓可沒有足夠的存糧供給這支意外經過的王師。

然而，如若放著張家堡南一帶的夏軍游騎不管，待其逐步恢復士氣以后，恐怕在羊牧隆城一帶即使截住了敵人，也很難將其全部殲滅。這就是任福基于敵人目前只有數千游騎入寇所作出的戰略判斷。

任福的追擊路線（紅箭頭），初期入寇宋朝境內的夏軍數千游騎的集結路線（黑箭頭）

顯然，任福卻也太過低估李元昊主力的行軍速度了！他恐怕以為宋軍主力過懷遠時，遠在天邊的李元昊主力絕不會那么快就進入到六盤山以西。這就導致任福于二月十二日往懷遠東南方向追擊至二月十四日這三天的時間里，宋軍完全失去了對李元昊主力動向的掌握，使李元昊有時間將他的主力部隊機動至武延川（今葫蘆河）河谷一帶。

那么，李元昊的計劃又是什么呢？我認為，應該是在脫離任福所部宋軍主力的視線以后，突然深入敵境擊破宋軍各處堡寨，掠取軍資，掃清外圍敵軍以后再與其主力部隊決勝負——也就是說，在越過懷遠以后，李元昊的第一目標仍然是攻克宋軍軍堡，掃清外圍，至于宋軍的主力部隊，應以牽制、襲擾為主。

從之后的戰斗來看，夏軍在戰力上相對于宋軍，事實上并無明顯優勢可言。加之李元昊深入敵境，戰役主動權完全掌握在宋軍一方，應該說李元昊在初期是不愿與任福軍爆發主力會戰的——萬一雙方的戰斗延續數日，各處堡寨的宋軍趕來完成合圍，夏軍恐怕得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才能突圍逃走。

然而，李元昊主力在越過懷遠以后，已經也失去了對任福軍動向的掌握——正如任福也同樣失去了對李元昊主力動向的掌握一樣。

過懷遠東南至于張家堡附近一帶，正與常鼎、劉肅所部宋軍對峙的夏軍游騎“猝遇”宋軍主力，臨陣被斬首510級，大敗而走，驚懼之下一路向西、南方向逃往戰前約定的諸軍集合處——武延川（今葫蘆河）河谷。宋將任福亦貪功冒進，沒有及時調整路線，引兵返回懷遠寨——得勝寨——羊牧隆城一線，反而率軍一路窮追。

這一戰場上的前提，使得會戰在慶歷元年二月十四日這一天，以一種均出乎雙方預料的形式驟然爆發了。

當時，任福所部與朱觀、武英等部分別駐扎在好水川、龍洛川河谷。這一分兵舉動，應該是在河谷地帶，為提高行軍速度而采取的決策。事后證明，這次分兵將會導致災難性的結果。

戰場地勢與遺址分布：

如圖所示，好水川（今什字路河）古戰場的遺址，絕大部分位于今天的“好水河”沿岸：

這里要注意的一點是，今天的“好水河”實際上在當時應該被叫作“龍洛川”。《宋史·列傳卷八十四·王仲寶傳》提到：“朱觀被圍于姚家堡。”姚家堡極有可能就是今天地圖上的“姚杜村”。

朱觀、武英等人所在位置即龍洛川——“龍洛川”和“三川口”（當地數條河流的交匯處）二者，在史料里明確是慶歷元年二月十四日的戰斗發生地點，宋時龍洛川沿岸必然會有大量人、馬骸骨遺址分布。據《中國文物地圖集·寧夏分冊》西吉縣文物部分的介紹，在該縣好水鄉紅旗村、紅星村南50米處，也確實發現“地下遺留大量人骨、馬骨，曾出土銅鏃、劍、盔甲片、弩機等”。

戰場遺物的分布范圍達東西12公里，其中好水鄉紅星村南50米處出土了最多的古代遺物。

而如果說今天的什字路河才是“龍洛川”，今天的“好水河”是宋時好水川的話，那么，就很難解釋理論上應是宋時龍洛川的今什字路河，明明朱觀等宋將是一路向東逃跑，為什么沿岸除興隆鎮一帶以外，再沒有其它地方發現戰爭遺址。

▲南岸戰場的遺址分布情況

因此，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任福等人與西夏軍的交戰地點，應在宋時好水川（今什字路河）河谷西部出口附近的三川口一帶。而事實上，在這里也確實發現了大量與箭矢一同被埋葬的戰爭遺骨。

▲放大圖片后，顯示的興隆鎮遺址（任福軍作戰處）與單北村、陳田

與興隆鎮以南方向，由西至東遍布整條河谷的遺址分布情況不同，今什字路河河谷周圍所發現的遺骸，基本集中在今興隆鎮鎮區的狹小范圍以內。尚平在《宋夏好水川戰場位置再探》一文中，指出這里應是任福與其部眾軍敗身死之處。

夏軍與宋軍任福部的戰斗，從史料上來看，宋軍步兵基本是在山地戰中被殲滅的，而宋軍騎兵則處于被夏軍包圍的狀態。因此，宋、夏雙方的戰士尸骨集中于這一狹小地域，也就不足為奇了。

據蘇正喜《宋夏好水川之戰主戰場遺址再考證》一文介紹，興隆鎮當地民眾，曾分別在糧庫、政府大樓位置發現大量相互疊壓的人、馬尸骨。

其中，修建糧庫圍墻時意外發掘的尸骨坑長度有100多米，厚度有1米有余；而在興隆鎮政府駐地位置修建房屋時，意外發掘的人、馬骨疊壓層亦厚達1米左右。

大量人、馬骨相互疊壓的現象，也與《宋史·列傳卷八十四·任福傳》中所謂：“俄伏發，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的說法相符——宋人恐怕是親眼目睹過當地人、馬尸身疊壓覆蓋在地面上的恐怖情景的。

作為興隆鎮糧庫發現的長100余米，厚度1米有余的尸骨坑的對比對象，發現于今山西省高平市市內的永錄1號尸骨坑，北壁殘長9.4米，東、西兩壁殘長分別為1.3米和2.7米，南壁則被完全破壞。破壞的斷崖邊長9.9米。從斷面看，坑的現有深度為0.7米到0.9米。其內部保存的個體，現推測約有130個左右。

由此看來，僅興隆鎮糧庫遺址內所發現的遺骸個體，或許就有1000人左右，是名副其實的“千人坑”。

西吉縣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過程中，在西吉縣興隆鎮王溝村北紅崗子發現古代構建的戰爭工事，命名為“紅崗遺址”。個人認為似乎是西夏軍臨時設立的一座具備哨所功能的寨子。

遺址遺留一處古代野戰工事，該野戰工事建在山頂，北有三道戰壕，每隔30米一道，寬7米，深6米；東西各有戰壕兩道，每隔15米一道，深9米，寬7米；內分三階，站在城中最高一階，往東可以瞭望到好水河（宋時龍洛川）一帶，往南可以瞭望到興隆鎮玉橋、甘肅靜寧（宋時靜邊塞）一帶，西可以瞭望到興隆鎮至火家集（宋時羊牧隆城）、硝河城（宋時得勝寨）一帶。

可見其視野良好，夏軍于此可以輕易監測到宋軍主力的位置。《宋史·列傳卷二百四十四·夏國傳》曾提到過宋軍斥候“言夏人有砦，數不多”，其所發現的應該就是這處寨子。李元昊也正是憑借這一為其所提前占據的地利，才得以及時掌握任福所部宋軍主力的動向，從而在會戰正式打響之前取得此次戰役的主動權。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尸骨坑中還發現了疑屬于西夏方面的遺物，這似乎說明，此戰夏軍的傷亡亦不在少數。

《宋夏好水川之戰主戰場遺址再考證》：“據單家集群眾反映，早在七十年代中期，生產隊在東山后灣組織社員開挖水渠時，發現了大量的人骨和馬骨，一坑一坑地埋著，最厚疊壓骨層達2米左右（已經是當地目前所發現的疊壓骨層最厚的一處尸骨坑了）。

1984年文物普查時，從白骨中還發現了成捆的鐵箭頭、鐵質兵器和西夏銅頭盔。西夏銅頭盔在拍攝電視劇《賀蘭雪》時，并作為西夏軍頭飾藍本。”

▲西夏頭盔

▲戰地遺骨

如果說“紅崗”一名多少有些名不副實，那么，紅崗子附近的山崖處，以“紅崖”之名稱呼就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了。紅崗遺址以東500米處發現的大量人、馬尸骨，無疑是宋、夏兩國在此發生激烈交戰的證明。

其中插入頭骨的鐵箭，有的長達6公分左右。沿紅崗遺址山崖邊耀州窯豆綠瓷盞、四系灰陶背壺、將軍罐（一種罐器，其蓋頗似將軍的頭盔，故而得名）、陶燈、鐵琉球、瓷片、銅（鐵）箭簇、馬刺、瓷蒺藜、鐵甲、鐵泡飾和一把鐵刀。遺址內出土的精美陶瓷器，與直接被用作戰斗的陶蒺藜、鐵甲、刀劍、弓矢一同埋葬于此，作為將士、文臣以身殉國的證明。

除此之外，在好水河沿岸的王溝村、陳田玉村一帶被發現的遺址，是當地最早受專家所注意到的古戰場遺址，遺址內發現的大量人、馬頭骨均帶有鐵質箭頭，從位置上來看，應是死于夏軍亂箭之下的朱觀所部人馬。

王溝村以西的單家集北山一帶，當地農民修整農耕梯田時，亦在山坡位置發現一處古戰場遺址。遺址內推出人、馬骨，疊壓層厚達60公分，可能是一股突圍上山以后，即被夏軍包圍的一股宋軍騎兵的遺骸。

王溝村南灣遺址與紅崗遺址正面相對，中間有好水河相隔。據當地農民馬林講：“2003年，西吉縣扶貧辦在機耕平田整地時推出長20多米，寬3米多，深1米左右的深渠，全是人、馬骨，有些馬頭、人頭上還插有鐵箭頭。

鐵箭生銹后大概有一大拇指粗，最長的大概有7公分左右，頭里面插進去有3公分左右，鐵箭多的是三棱子。”陳田玉村東500米處，農民打莊、整地、挖渠開溝常會翻出成堆的白骨。

其余戰場遺址分布在楊茂村、姚杜村、馬家嘴村等地，同樣有遺骨和兵器被發現。從今天所發掘出的這些歷史遺物中，我們也可以一窺當時宋軍將士所面臨的慘烈戰況。

戰斗過程：

宋、夏兩軍的決戰，于宋時好水川（今什字路河）與武延川（今葫蘆河）的交匯處。按照司馬光的說法：“賊陰引兵數萬自武延川入據姚家、溫家、好水三川口。”李元昊的軍隊戰前應是從南方趕來的。

也就是說，李元昊在戰前召回了位于籠竿城、靜邊塞一帶的游騎，隨后在重新得知任福主力的位置以后，從靜邊塞以北一帶北上返回羊牧隆城，準備與宋軍決戰。

夏軍與任福軍的交戰，從當日辰時（7：00—8：59）開始，至當日午時（11：00—12：59）結束。史載具體經過，則多小說家言，唯“遂前格戰。（桑）懌馳犯其鋒，（任）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眾傅山欲據勝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桑）懌、（劉）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后。”可以采信，即：

任福軍先以騎兵沖突，然而宋軍步兵卻無法在如此激烈的戰斗中立足，戰前未能成陣，陷入激戰以后，各級軍官也無法有效指揮部隊。少數人意圖突圍上山“據勝地”立足，以為驚亂的友軍提供一個可以聚兵自保的安全位置。

然而，早有準備的西夏軍，行動比宋軍更加迅速，一支夏軍部隊（應為步兵）突然殺出，“自山背下擊”，徹底擊潰了這股意圖突圍上山的宋軍步兵。而任福等人，也只得在夏軍騎兵的重重包圍中，絕望地迎來了死亡。

遺址中出土的尸骨大多帶有箭傷，應是宋軍將士為夏軍以弓矢射殺的證明。然而有趣的是，此役宋軍大將任福的死因被明確記載為：“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這說明，西夏軍投入此戰的部隊，應是一支弓騎、突騎皆有，步、騎兵種齊全的大軍。

李元昊在殲滅任福等人所指揮的宋軍步、騎以后，又轉而攻擊位于龍洛川一帶的宋軍朱觀、武英等部。與李元昊率眾圍殲宋軍任福部的行動同時，駐守羊牧隆城的王珪部，也拉出了總計4500人的機動兵力為友軍提供支援，試圖對夏軍形成夾擊之勢。

然而，與王珪對陣的夏軍實可謂之精銳，王珪雖多次組織突擊，“軍校有顧望不進者，斬以徇”，仍未能攻破夏軍陣地，號稱“陣堅不可動”，破壞了王珪部的解圍意圖。

夏軍與宋軍朱觀、武英部的戰斗，從當日午時（11：00—13：00）開始，至申時（15:00—17:00）結束。

據尹洙《河南集》所言，其部與任福軍敗身死之地相距15里（約7公里），是以“敗不相聞”。戰斗的具體過程沒什么好說的，記載僅有“東陣步兵大潰，眾遂奔”一句而已——和任福那邊一樣，又是宋軍步兵先一步在敵人的猛攻之下潰敗，進而帶動了宋軍騎兵的潰敗。王珪眼見友軍部隊敗績，無奈下令鳴金收兵，以免羊牧隆城被夏軍攻破，眾人死無葬身之地。當天夜晚，此前在戰斗中為流矢中目的王珪，由于傷重不治而英年早逝。

夏軍騎兵以平均每小時5公里以上的速度進行追擊，從河谷西口一路殺往河谷東端，與殘余的宋軍步、騎多次發生激烈交戰，最終在今隆慮縣紅星村以南約50米一帶，殲滅部分宋軍以后停止追擊。期間，宋軍的一次成功反擊，似乎讓不少西夏騎兵的尸體都留在了今單家后灣村一帶。

然而，這次失利顯然并未使夏軍的作戰意志發生動搖。盡管朱觀、武英等宋軍將領奮勇組織抵抗，但在夏軍步、騎的猛攻之下，宋軍仍然是不可避免地崩潰了。朱觀召集殘兵千余人保聚“姚家堡”（疑今姚杜村），為夏軍所包圍。

幸運的是，經過一日鏖戰，此時夏軍也已失去了再與宋軍交戰的能力。不久，宋將王仲寶率部趕來救援，成功救出了朱觀麾下的千余人及許多丟盔棄甲的宋軍戰士。至此便結束了這一天的廝殺。

戰斗中，亦付出相當傷亡作為代價的李元昊軍，在殲滅任福部以后未能于宋朝境內攻克其軍事要塞，只殺略百姓5900余人，熟戶（即協助宋軍守衛堡寨的羌戎）1400余口以后，便撤出宋朝國境，還軍西夏。

此戰中，宋軍總計陣亡7000人，如按《宋史·列傳卷二百四十四·夏國傳》則是陣亡10300人——后者可能是額外包含了一部分事后傷重不治的士兵，及司馬光所提到的1400余“熟戶”以后得出的數據。

對宋、夏雙方的評價：

戰前，宋軍在任福的指揮下偏離原定路線，連日追擊夏軍游騎，導致主力部隊與懷遠、得勝、羊牧隆城等堡寨之間聯系斷絕，甚至還造成了“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日”的后勤短缺，可以說在戰略上已經輸了一半。

盡管如此，在戰場上面對夏軍時，宋軍騎兵也打出了相對不錯的表現，單家村后灣遺址內發現的一頂西夏銅胄，就是宋軍當時浴血奮戰的證明。

然而，宋軍步兵的戰場表現應該說是相當差勁的，發生于早上和下午的兩次戰斗，宋軍戰敗的直接原因都是己方步兵部隊的潰敗——當然，倒也不必過于苛責這群可憐的士卒，畢竟在這些日子里，他們可是一直在以兩條腿追趕四條腿。

與之相比，作為夏軍統帥的李元昊，在戰略上明顯展現出更為高明和周全的謀劃。他充分利用了宋軍急于求戰、輕視敵情的心理，在戰役初期成功以數千游騎分散了宋軍的注意力，為后續夏軍主力快速翻越隴山取得了寶貴的時間窗口。

而在戰役執行層面上，夏軍也無疑展現出了卓越的信息感知和機動作戰能力。通過前出的游騎與設于紅崗等制高點的觀察哨，李元昊始終努力掌握宋軍主力的動向。于是，當任福部因追擊夏軍偏師而偏離原定路線、形成“兵分為二”的危勢時，他便成功捕捉到了這一稍縱即逝的戰機，并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戰法，實現了在預定戰場對宋軍主力的分割、包圍與殲滅。

應該說，李元昊的成功并非全無風險，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宋軍主將任福的決策失誤。任福的貪功冒進和后續的分兵，使得原本具備一定戰斗力的宋軍主力陷入了被各個擊破的絕境。從這個角度上看，夏軍的勝利既有其主動謀劃的成分，也帶有一定的偶然性在里面。

至于夏軍步、騎在戰術層面上的表現，則可以說是中規中矩。既沒有表現得太過出彩，也沒有表現得過于糟糕。我認為，如果任福不貪功冒進——甚至只要在戰前，宋軍沒有如現實歷史一樣分兵兩路，李元昊要吃下這支宋軍都要耗費更多的功夫。其在夜幕降臨以前，能否取得決定性的戰果，避免為后續增援而來的宋軍（如王仲寶部）攻擊的風險，恐怕也還是未知數。

結語：

好水川之戰，作為宋夏戰爭中的一場關鍵戰役，不僅因其慘烈的傷亡規模震驚后世，更以其精彩的戰役過程，而成為中國古代軍事史上不可忽視的一頁。

此戰中，宋軍以2萬精銳之師，在統帥任福的冒進決策與戰場分兵之下，遭遇西夏李元昊精心設計的伏擊與分割，導致了最終近乎全軍覆沒的結局。西夏方面，則憑借出色的情報掌握、靈活的機動戰術與有利的地形利用，成功給予宋軍主力以毀滅性的打擊，使黨項國家的勢力愈發壯大起來。

從更廣闊的歷史視角看，好水川之戰暴露了北宋中期在邊防策略、軍事指揮與情報體系建設上的嚴重缺陷。宋軍雖在局部戰斗中表現出騎兵的頑強戰斗力，但步兵體系的脆弱、后勤保障的脫節以及將領輕敵冒進的作風，共同釀成了這場軍事災難。而西夏則通過此戰進一步鞏固了其政權合法性，展現出李元昊作為軍事統帥的卓越謀略與戰場把控能力。

今日，通過考古發掘出的層層疊壓的人馬遺骨、箭簇兵器與戰爭工事，我們得以窺見那段血與火交織的歷史。好水川不僅是古代戰爭的見證，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戰略決策的重要性、軍民生命的脆弱與和平的珍貴。

此戰的教訓，也為后世治國安邦、強軍戍邊提供了深刻的歷史啟示——唯有謀定而后動、居安而思危，方能在復雜多變的局勢中立于不敗之地。

參考資料：

《宋史》

《涑水記聞》

《西夏書事》

《東都事略》

《隆平集》

《武經總要》

《河南集》

《續資治通鑒長編》

《范文正集補編》

《韓琦與宋夏戰爭三題述論》

《宋朝烽火臺考論》

《宋夏好水川戰場位置再探》

《宋夏好水川之戰主戰場遺址再考證》

《宋、夏好水川之戰的進軍路線與地名考釋》

《再論宋夏好水川之戰》

《宋夏堡寨調查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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