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如果造反能成功嗎？

文章來源為文史宴，作者為周祿豐

很多朋友對歷史的看法還是受到“唯力是視”、“成王敗寇”等庸俗劣質思維的影響，對名分力量、宗教追求的認知不夠，像看待曾國藩沒造反這個問題，一般就會認為原因只能是無法成功而不能是別的。其實，宗教追求高于現世追求，在各文明中都是存在的，中國文明這方面雖然相對薄弱，但曾國藩作為“圣賢”，其思路與一般人不同，宗教虔信在他考量問題時占到很大比重。

01滿清根本沒有收拾曾國藩的能力

近人常持有一種奇怪的觀念，討論前人在重大關頭的決策時，常否定他們特有的價值觀和倫理約束，將一切決策都付諸馬基雅維利式的功利考量，將歷史人物的所有抉擇，認定為從功利角度理性博弈的結果。

對于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后不肯造反一事，既然不相信儒家的“綱常”能夠約束曾國藩，就只能先預設了曾國藩無實力造反的立場，再設法去湊論據。

一種說法是，清朝已為預防曾國藩造反做好了軍事布置，曾國藩一旦反清，必遭清朝雄壯之兵力淹沒。

據此說法，清廷軍事布局頗為妥當，揚州、鎮江，有忠于大清的富明阿、馮子材兩路人馬牽制金陵，安徽、湖北交界有僧格林沁鉗住湘軍。在曾國藩身后，還有官文所率號稱二十萬的湖北清軍把守武昌。這被認定為曾國藩不敢犯上作亂的原因。

考之史實，富明阿原本是揚州都興阿部將，都興阿赴陜甘后，令富明阿以江寧將軍身份坐鎮揚州。馮子材原是江南大營張國梁舊部，江南大營崩潰后率殘兵困守鎮江。

都興阿在揚州時，坐擁兩萬兵馬，被李秀成部下偏師陳坤書所部打得魂飛魄散，富明阿能力遠不及都興阿，揚州兵馬又多隨都興阿遠征陜甘，他那一萬潰兵，擋得住湘軍十幾萬虎狼之師？馮子材軍事能力較強，但江南大營兵強馬壯時尚且被太平軍打得灰飛煙滅，他那點人馬怎么能抵擋擊敗了太平軍的湘軍呢？

僧格林沁素稱驍將，但他的兵馬，先大敗于太平天國北伐軍之手，后來又在八里橋遭英法聯軍殲滅，重建之后南下作戰，又被太平軍、捻軍幾度重創，戰斗力非常有限。

僧格林沁麾下最強的兵團是陳國瑞的紅孩兒，紅孩兒與淮軍劉銘傳火并，一個上午就被劉銘傳零傷亡殲滅，須知湘軍鮑超部在尹隆河一戰，表現出的戰斗力遠勝劉銘傳。陳玉成尚且不擋鮑超之一擊，富明阿、僧格林沁又算得上什么？何況僧軍正被捻軍牽制，根本顧不上鎮壓湘軍，僧格林沁不久后就要被十幾歲的捻童張皮綆割去腦袋。

清廷的王牌僧格林沁根本不堪一擊。

如果說僧格林沁、馮子材還算有幾分軍事才能，武昌的官文純粹就是廢材，胡林翼尚在之時，官文比照湘軍規模擴軍，但從不出隊打仗，遇到太平軍進攻就只得求湘軍救命，他在湖北的軍隊，最多可算流民，哪里算得上軍人？湖北清軍號稱二十萬，除去吃空餉的，實數最多五六萬，其中一半還是胡林翼留下來的人馬。

如果僧格林沁這幫清軍將領有能力消滅曾國藩，他們自己就把天京拿下來，把李秀成抓住了，何苦以東南半壁交付曾國藩，養出湘軍這個心腹大患來？他們就是因為打不過太平軍、捻軍，才讓湘軍坐大，又哪兒來消滅湘軍的本事？他們戰斗力不但不如湘軍、太平軍、捻軍，連太平軍裹挾的雜牌天地會武裝都不如。

富明阿兵不滿萬，馮子材有兵一萬，僧格林沁有兵二萬六千，加上官文，各部兵力累計最多十萬，怎么能消滅三十多萬湘軍呢？江南太平軍殘部還有數十萬之多，湘軍無需對他們動手，只要收縮戰線，讓開通道，幾十萬太平軍就能把這些清兵消滅。

如果湘軍舉旗反清，清王朝要面臨的可不只有湘軍。若無湘軍鎮壓，江南太平軍殘部數十萬就能縱橫江淮，淮北十萬捻軍更是所向披靡，其他如廣東、貴州、云南、四川、西北，到處都是反清武裝，基本靠分兵救援的湘軍撐住場面。

遠非起義中心的貴州，苗民軍隊一次就擊敗了湘軍席寶田所部一萬人，湘軍屢次增兵才平定貴州。如果湘軍反清，清王朝在貴州的武力瞬間清空，必須同時對付湘軍、苗軍、“大明國”。己方力量全部喪失，敵人憑空翻了一倍，難道大清還能撒豆成兵不成？

清廷手握三十萬湘軍，才能勉強與各地上百萬起義軍對峙，湘軍造反后，此消彼長，清軍少了三十萬勁旅，反清一方多出數十萬精兵。靠僧格林沁這幫廢材，同時鎮壓三十萬湘軍和上百萬義軍，這是何等艱巨的任務。

不敢想象，安史之亂時郭子儀、李光弼全部叛變，唐軍還能成功平叛。正如無法想象幾十萬湘軍叛亂后，清朝還能維持統治。

連湘軍都反清自立，朝廷平叛的主力反叛，這會給清王朝的“威信”極大的打擊，各地還在堅持打仗的清朝軍隊頃刻之間就會陷入絕望、猜忌之中，到時就是抽心一爛，崩潰決裂了。

曾國藩若有二心，甚至都無須自己和清軍交戰，他只需要把圍攻天京的曾國荃撤走，把安徽的李續宜、唐訓方撤走，太平軍和捻軍就能掃滅所有清軍。

第二種說法，是曾國藩真正的嫡系只有十二萬，其他湘軍未必完全聽從他的指揮，清王朝已設法分化出了李鴻章、左宗棠兩個派系，足以構成對曾國藩的牽制，淮軍裝備了大量西洋槍炮，舉手之間就能消滅湘軍。

這種討論，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關鍵，即如果曾國藩沒有對朝廷的忠誠，他真的想做皇帝，他不可能等到打下天京才開始布局。作為一個老謀深算，走一步看三步的政治家，他若有取而代之的念頭，最遲在安慶會戰擊敗陳玉成，證明了湘軍的戰斗力后，就會開始布局。

清代很多野史中，勸曾國藩做皇帝的人，甚至還包括了安慶會戰時就病故的胡林翼。湘軍還未下江南，上海的術士就在傳言，曾國藩將在江南做皇帝。足見在民間傳聞里，安慶會戰之后，曾國藩就有當皇帝的資本了。民間尚且如此認為，曾國藩真有野心，肯定在安慶會戰時就開始布置一切。

然而李鴻章和左宗棠的崛起，恰恰是在安慶會戰之后，曾國藩為了減輕朝廷對他的猜忌，分散自己的權勢，刻意扶持出來的——李、左兩軍的崛起，恰能證明曾國藩從未謀劃過造反。

如果曾國藩有不臣之心，他就不會給李鴻章組建淮軍的機會，也不會將左宗棠推上浙江巡撫的寶座。如是又何來左、李二軍牽制曾國藩之說呢？

就事實而言，并非清廷為牽制曾國藩，分化出左、李兩派，而是曾國藩為表忠心，主動制造了左、李二派。他要是有心皇位，不但不會扶植出左宗棠、李鴻章，更不會打下天京，他會“玩敵養寇”，留著太平軍去替他消滅江南清軍，自己調頭先拿下上游全部省份，在南方造成太平天國、曾國藩、清朝三股勢力并存的局面。

李秀成曾說，因為清廷的規矩是不肯赦免廣西人，所以很多廣西將領雖已萌生投降之心，也不得不戰斗到底。一旦清廷肯寬縱兩廣之人，就會有大面積的投降出現。曾國藩若要當皇帝，完全可以不受此約束，他一旦大赦兩廣之人，旬日之間，麾下精兵何止增加十萬？

即使曾國藩笨到等打下天京，李鴻章和左宗棠已經崛起，再考慮做皇帝，也絕無可能出現曾國藩反清，而李鴻章、左宗棠消滅曾國藩的局面。

曾、左、李三人中，曾國藩是篤信儒家價值觀的理學家，儒家的綱常倫理對他影響極深，李鴻章是拼命做官的功利之士，左宗棠是不拘一格的豪杰。如果儒家綱常名教連曾國藩都束縛不住了，左宗棠、李鴻章又怎會愚忠于清朝呢？

正如新莽末年，劉秀舉旗起義，南陽群雄說，連謹小慎微的劉文叔都起兵了，我們還怕什么呢？于是也紛紛舉旗。同理，連曾國藩這樣的道學先生都舉兵了，李鴻章、左宗棠還忍得住嗎？

世傳咸豐駕崩前留有遺言，克服金陵者可封王，但清朝終究賴掉了曾國藩的王爵，而且一直在打壓曾國藩。那左宗棠、李鴻章看來，我們費盡心力替清廷鎮壓了曾國藩，能封王嗎？能不被打壓嗎？

功到雄奇即罪名，有了曾國藩造反的前例，左宗棠、李鴻章這些手握雄兵的湘淮軍首領，還能得到信任嗎？

曾國藩的湘軍兵隨將有，會協同他造反，左宗棠、李鴻章的軍隊又何嘗不是兵隨將有呢？假使曾國藩造反了，朝廷還能信任左、李嗎？

滅了曾國藩，他們恐怕也只能解甲歸田，回家戰戰兢兢度過余生。既然如此，當曾國藩舉起大旗，他們有什么理由不跟隨呢？從龍開國的功臣，所得收益，遠遠高于鎮壓曾國藩，畢竟像朱元璋那樣的皇帝只是少數。

就算純看利益而不論道德，從左、李的利益來看，為清廷鎮壓曾國藩，相當于要同時對付曾系湘軍，李秀成率領的太平軍余部（曾國藩反清自然會招撫、釋放李秀成），張宗禹、任化邦率領的捻軍，擊斃多隆阿的西北叛軍等一干反清力量，兵敗身死的可能性極大，而戰勝的最好結果，亦不過是回家做個富家翁。

他們有何理由鎮壓曾國藩？

李鴻章的淮軍最高峰有七萬人，但其骨干八千，超過一半是曾國藩的嫡系湘軍改編，他的親衛營即是曾國藩的親衛營。其他淮上健兒，也近半是曾國藩招募的安徽籍湘軍。

李鴻章麾下最能打仗的程學啟部，是安慶投降的太平軍。他擴軍時招降納叛，大量士卒是投降的太平軍、捻軍，以及江南一帶為匪的槍船勢力。這些兵馬對清廷本無忠誠，程學啟部更是反清多年的義軍。

除了劉銘傳等少數嫡系，大多數淮軍要么是曾國藩的故舊，要么是被湘軍打怕了的降軍，見威信最高，軍力最強的曾國藩反清，他們會不會蠢蠢欲動？李鴻章還能號令他們打湘軍嗎？

湘軍的派系林立，根本就不是曾國藩不敢反清的理由。只有國家承平日久，中央集權非常穩固時，朝廷正規軍才不會派系林立。無論敢冒著誅九族的風險舉兵的義軍，還是從北方草原崛起的游牧軍隊，向來就是派系林立，劉邦集團、李世民集團、李自成集團都是多股軍隊聯盟博弈的結果，開國金軍、蒙軍、清軍更是內部矛盾重重。

從龍之兵，一邊與敵交戰，一邊不斷分化組合才是常態，派系林立的湘軍能勉強黏合在一起消滅太平軍，就未必不能消滅清軍。

因為晚清留下的史料極為豐富，所以后人常能看到湘淮集團內部的各種沖突，以為湘淮軍內部矛盾極深。實際上，湘淮軍是志同道合的同鄉、同窗、同門、血親聚合在一起，上下級將領之間存在嚴重的人身依附，士兵也是出自營官自招，湘淮軍內部的關系，遠比歷史上很多打天下的軍隊密切。

湘軍內部的分分合合，與歷史上劉邦與韓信，李建成與李世民，忽必烈與阿里不哥，乃至李自成與羅汝才，多爾袞與豪格相比，算得上什么?

退一萬步講，即使通過各種計算，得出曾國藩手中的力量還不占據絕對優勢，這也不是他不敢反清的原因。歷史上哪有完全占據絕對優勢才敢舉兵的豪杰呢？如果擁有了百分百的優勢，就不再是起兵而是接管。曾國藩的力量再弱，能比剛起兵時的劉邦、朱元璋弱嗎？洪秀全在金田舉義時只有幾千人。

02 慈禧的權謀也根本沒用

因此，曾國藩沒有黃袍加身，實在是他沒有這個想法，而不是實力不足，更不是“太后圣明”，以高超的手腕穩住了湘軍。清廷針對清軍所作的軍事布置，如富明阿、馮子材、官文、僧格林沁，只不過是事到臨頭總得做點什么，求個盡心罷了。

清廷最多抱有危機來臨，就算毫無希望也不能什么都不做的心態。這些布置聊勝于無，真正決定國運的不過就是當事人曾國藩的抉擇罷了。因為湘軍最終裁撤，曾國藩做了大清忠臣，就倒放電影，認為這些布置多有效，是不可取的。

值得指出的是，后人頗有慈禧太后政治手腕高超，分化平衡的手段得力，削弱、打擊湘軍集團，最后成功解決湘軍，未釀成大亂的說法。這是典型的“貪天之功為己有”。

古來手握重兵的將領，完全不受禮教約束，成了曹操、司馬懿、隋文帝乃至安祿山的只是少數，這幾位皆是數百年一出的梟雄，乃是罕見的特例。歷史上更多實力雄厚的大臣，最終做了諸葛亮、郭子儀甚至岳飛。

慈禧太后那些對湘軍挾制、打擊乃至侮辱的手段，并無實際用處。曾國藩無自立謀逆之心，這些手段就毫無意義，只能徒做小人，寒了忠臣之心，離間了君臣之義。曾國藩真欲做安祿山，這些小伎倆又如何抵擋數十萬雄兵？止增笑耳！

以權謀馭下，只有臣子遵守游戲規則才有效果，如果權臣決定把這天給捅破，把舊有的規矩全部打爛，到“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時候，就只看誰掌控的兵力更多，權術幾無用武之地。

天子的權威，來自道統、宗法，天子的力量，來自士林、軍隊，從來與陰謀詭計無關。大清朝那些老謀深算的欽差，遇到了不講理的農民楊秀清，擅權術的慈禧太后，對上用槍炮說話的八國聯軍，是何種下場？

慈禧的“權謀”對曾國藩而言也只是過家家。

如果把湘淮軍的忠誠，看作是慈禧太后的豐功偉績，那安撫不了七國的漢景帝，彈壓不住三藩的康熙帝，乃至逼反戾太子的漢武帝，不能預防侯君集謀反的唐太宗，無法和平解決世侯李璮的元世祖，統統都比不上慈禧，或許只有殺害名將岳飛的趙構稍勝她一籌。

如果把曾國藩未能舉旗自立的因素，不歸結于禮教的束縛，道德的自律，而歸結于清廷權謀算計的結果。順著這個思路，我們還可以編出類似諸葛亮未能篡位，是因為劉禪是權謀大師，算盡了諸葛亮的一切布置，吃定了這位托孤老臣的陰謀論。甚至還可以編出曹操未能稱帝是因為漢獻帝早有妥當的布置，而曹丕最終開創新朝，是因為曹丕比他父親和漢獻帝更高明。如此論事，豈不繆哉！

03 曾國藩不造反是因為宗教虔信

曾國藩本人是追求“天理”的理學夫子，幾十年的修身養性皆以“三綱”為本，“忠君”的思想已經深入骨髓，他怎會生出謀逆之心。他當初號召湖湘士人組建湘軍，是以保衛“名教”為號召，他又如何能違抗“名教”對他的約束？

曾國藩畢生以“誠”為安身立命之本，倘若打下天京后黃袍加身，他就變成了不“誠”的騙子，背叛了讀書立德的本心，將一生的學問和事功否定了。

在后人眼中，曾國藩征戰半生，卻未能登上權力巔峰，“愚忠”于腐朽的清朝，非常不值。但曾國藩這樣的儒生，他的人生價值卻另有歸止。

傳統政治家有豪杰和儒士之別，豪杰的盡頭是皇帝，如劉邦，儒士的盡頭是圣賢，如朱熹。曾國藩選擇的是圣賢之路，在這條路上，追求的是“存天理，滅人欲”，是通過“立功、立德、立言”而進入人生之不朽。

在世俗的層面，圣賢亦是君王的臣子，而在“天理”的層面，龍袍又怎比得上春秋大義？圣賢不必追求至高權力，為天地立心，為萬世立法的圣賢，在“窮理盡性”的道路上，世俗權力不過是夢幻泡影。

虔誠的儒教信仰才是曾國藩不造反的主因。

最能理解曾國藩的，反而是與他交惡半生的左宗棠。

曾國藩初戰靖港，在銅官兵敗跳水，幸得幕僚章壽麟救援，才保住了性命，有了后半生的功業。其他湘軍故人都因曾國藩的提攜一路升遷，他卻終生未提拔救命恩人章壽麟。為此郁郁半生的章壽麟，晚年作《銅官感舊圖》，圖寫他救曾國藩性命的場景，遍尋湘軍故人題詞留念。

曾國藩不肯提拔章壽麟，因為章壽麟既無濟世之能，也無赫赫之功。湘軍元老們晚年也不禁抱怨曾國藩過于死板，他們認為章壽麟有大恩于主帥，有大功于天下，“救一人而救天下”。

左宗棠卻題詞說，我不認為章壽麟于曾國藩于天下有多大的功勞。如果曾國藩不幸死于靖港，湘中豪杰將會持續戰斗，不能說曾國藩死了，天下就完蛋了，歷史的發展不能推于曾國藩一人，所以章壽麟談不上救一人而救天下。

至于曾國藩個人的生死榮辱，左宗棠分析說，曾國藩是個理學夫子，他從未追求過要做到這么大的官，掌握這么多軍隊，也從未追求過要建立這么大的功業。他畢生的追求是認識理，實踐理，捍衛理，當他覺得自己捍衛的“名教”受到了威脅，他就不惜生命去戰斗，當曾國藩走上戰場的那一刻，他的人生就已經圓滿了。就算不幸死于靖港，他的理想已經實現，他的人格已經圓滿，他的人生已經無憾，那章壽麟又于曾國藩何加呢？

泰山巍巍，權勢虛名于斯人無粘無著，清白高潔方是儒者一生追求。

先秦儒家講究“亂邦莫入”，鼓吹“湯武革命”，并不要求愚忠。宋明以來，道學家多講“忠臣不事二主”，顯得比孔孟時代的儒生要“愚忠”。但他們也講王朝興衰、天命流轉的道理，我效忠于皇帝，與這個皇帝是否還有合法性，這個王朝是否行將就木沒有聯系。因此，曾國藩“愚忠”于清朝，不代表他看不到清朝氣數將盡。

實際上，曾國藩自己要做忠臣，但他并不打算干預他的學生、子弟在幾十年后的選擇。

曾國藩在金陵刊印了王夫之的文集，《船山全集》里有很多在朝廷看來大逆不道的言論，曾國藩并未修改其原文，只是欲蓋彌彰地打上了空格。他在安慶刻印李秀成的回憶錄，里邊更有很多“逆賊”的行狀和思想。他后來派遣學生去美國留學，也多選幼童，而不提前教他們學完四書五經。

他似乎只想把一切的知識呈現給下一代，至于大事臨頭如何抉擇，你們可以根據形勢自己的本心決定。他自己入仕了清朝，就只能畢生忠于清朝，后人不是清朝的官，也就無所謂忠誠。他在自己盡心力保護大清的同時，并不打算逆轉形勢，干預未來。

曾廣珊說李秀成勸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 “不敢”，后人常以為“不敢”是因為為曾國藩忌憚清朝實力。其實“不敢”，可以是“不敢”違反“綱常名教”，也可以是“不敢”面對未知的恐懼。退一萬步說，如果不認為曾國藩安分守己是因為倫理道德的約束，更適合的理解是他不敢面對未知的將來。

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湘軍所造殺孽甚多，曾國藩自我的內心安慰是，“吾輩不幸生于亂世，又不幸而帶兵，日以殺人為事，可為寒心”“吾家兄弟帶兵，以殺人為業，擇術已自不慎……庶幾于殺人之中寓止暴之意”。

曾國藩一直認為自己帶兵殺人，是以殺止亂，如今戰亂幾近平復，如果他為了當皇帝再擴大延長戰爭，又怎么面對自己的內心？如何確保心中的“至誠”？“英雄一朝拔劍起，又是蒼生十年劫”，曾國藩已不敢再面對延綿的戰爭。

曾國藩身逢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數千年的文明禮教面對工業文明，已露出潰敗之象，前方的路在何處，他自己也不知道。手無金針，如何度得世人？

如果曾國藩只是個總督、巡撫，他沒有為天下指明方向的責任，他在地方上做的每一件好事，減賦也好，辦工廠也好，都是政績，都為國家的前進提供了增量。而如果他天下之權在握，他的責任，就不是辦幾個工廠，造幾臺機器，而是要為這個天下指出一條前進的路來。他看不清來路，就不敢去接過這個天下。

正如胡林翼去世前說，西人來華，此事非我能知。

裴士鋒在《天國之秋》里分析曾國藩的心態說，曾國藩“知道勤于政事的皇帝終日活在戒慎恐懼之中，整個國家的重擔全壓在他身上。從即位至死他的一生全在上天明察秋毫的目光注視下”，權力在握的曾國藩，盡管“那種重任還比不上皇帝肩負的責任之重，那段日子是他有生以來最苦的日子”。

這是極為精當的分析，古來立業做皇帝的人，都有那種不管不顧的“混不吝”的作風，像曾國藩這種謹小慎微，苦心孤詣的人，在看不清來路時，是不敢承擔皇帝的責任的。

實際上，曾國藩已經隱隱摸到了面對這個亂世最重要的一個工具，“科學”，以“科學”的精神，逐步從實踐中探索，是國家前進的一條道路。可惜他已經年老體衰，精力消退，也無壯年時的大志，很難扛起天下之任了。

現代人常說，人們不敢走出自己的“舒適區”，有時候只需要勇敢走出一步，困境就會解脫，前方的迷霧就會退散，人們就是不敢踏出那一步。其實，人們不敢走出的，不一定是因為現在所處是“舒適區”，而是因為前方是“未知區”。

站在現在的區域，一切皆是熟悉的，是習以為常與生俱來的，而遠方卻充滿了各種不確定。人類既對未知好奇，又對未知感到恐懼，死生之間有大恐怖，是因為死亡是未知的，反過來說，未知和死亡一樣可怕。

精力消退的曾國藩，已無勇氣面對未知，清朝的一切都是他習以為常的，他無法面對沒有了清朝的世界。

他只能給自己的門生故舊一副對聯：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