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的熱鬧過后,全球金融危機的寒意開始滲透到這座山區小城。作為縣政府辦副主任,我既要協助陳副縣長聯系科教文衛各個科局,還要分管金融辦、外事辦、檔案局三個內設機構,每天的日程表都排得密密麻麻,連喝口水的時間都沒有。早上七點半到單位,先聽金融辦匯報企業貸款對接情況——縣水泥廠要擴產保就業,卻因金融危機被銀行拒貸三次;上午九點要陪陳副縣長去教體局調研農村高中教學,路上還要給外事辦回電話,確認下周省外事辦考察團的接待流程;中午剛扒兩口飯,檔案局的老張就來敲門,說要整理建國以來的教育檔案,缺人手又缺經費;下午要開全縣金融風險防控會,散會后還要趕回家給上高三的侄子改作文——他是當年那四個清華學子的同校師弟,總說要以師兄為榜樣。
最棘手的是縣水泥廠的融資問題。廠長老王每天都守在政府辦門口,煙抽得滿地都是:“王主任,再貸不到款,300多工人就要失業,其中56戶是貧困戶!”我帶著金融辦的同志跑了三次市工行,把企業的生產報表、環保評估報告、吸納貧困戶就業臺賬擺了一桌子。信貸科的科長翻著報表皺眉頭:“現在金融危機,企業還款能力存疑啊。”我指著臺賬上的貧困戶名單:“這廠要是停了,這些貧困戶的生計就沒著落了,咱們的扶貧工作不就白干了?”最終借著國家“擴內需、保增長”的政策東風,銀行終于同意放貸兩千萬。放款那天,老王握著我的手,激動得說不出話,非要塞給我一車水泥:“王主任,這是咱們廠最好的水泥,給你老家修房子用!”我笑著退回去:“您把廠辦好,讓工人們有飯吃,比啥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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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到年底,我連續一周住在辦公室。桌上的保溫杯里永遠泡著濃茶,抽屜里塞滿了餅干和方便面,胃藥成了隨身必備品。有天凌晨兩點,我正在寫農村高中改革的調研提綱——金融危機導致縣財政緊張,農村高中的經費缺口更大了,師資流失也愈發嚴重。陳副縣長辦公室的燈還亮著,她推門進來,手里端著碗熱面條,面條上臥著個金黃的荷包蛋:“知道你胃不好,別總吃餅干,我讓食堂劉師傅特意做的,加了點山藥粉養胃。”
“農村高中不能再這么被動了。”陳副縣長坐在我對面,手里翻著我寫的調研筆記,“生源被搶,師資流失,再不想辦法就真垮了。你去跑幾個鄉鎮高中,把師資、課程、經費的問題都摸清楚,咱們起草個改革方案,爭取省里的‘災后教育扶持資金’!”那天夜里,辦公室的兩盞燈一直亮到天明,窗外的月光透過玻璃照進來,和桌上的燈光交疊在一起,恍惚間竟和山坳鄉小學的煤油燈光重疊了——當年我就是在那樣的燈光下,給陳冬冬補過語文作業。
接下來的一個月,我跑遍了全縣五所農村高中。最遠的固城高中在冀豫晉三省交界,開車要走兩個半小時的盤山公路,路上還遇到了塌方,只能步行爬山過去。校長老楊領著我看漏雨的教室,天花板上的水漬像地圖一樣:“王主任,年輕老師留不住啊,去年招的三個師范畢業生,今年就走了兩個,漲工資后咱們這和其他地方相比待遇差距更明顯了。”他翻著泛黃的師資名冊,指著上面的名字:“你看,這幾個都是有經驗的老教師,也都往縣城調了。”我坐在教室的課桌上,看著墻面上用紅漆寫的“走出大山”四個大字,字跡已經有些模糊,桌角還刻著“努力學習”的小字,忽然想起陳冬冬凍裂的臉頰,想起他當年握著鉛筆說“要考出去”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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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縣里,我借鑒衡水中學的師資輪崗模式,結合本縣實際,起草了《關于推進農村高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出“城鄉師資雙向輪崗”、“開設地方特色課程”、“設立教育專項基金”三大舉措。方案改了九遍,每一遍都要征求教體局、財政局、人事局的意見。最激烈的一次爭論,是和財政局的王局長爭專項基金的額度。“今年災后重建資金都不夠,哪有多余的錢搞教育基金?”王局長拍著桌子說。我把調研時拍的照片擺出來,指著漏雨的教室:“王局,咱們當年窮得沒書讀,現在不能讓下一代還在漏雨的教室里追夢啊!地震咱們都挺過來了,教育這塊不能垮!”王局長看著照片,沉默了半天,終于松口:“我從災后重建資金里擠五百萬,但是你得保證每一分都用在刀刃上。”
當方案送到陳副縣長手里時,她在“師資輪崗”那一條里畫了三個圈:“這個是關鍵。要制定激勵政策,讓縣城的好老師愿意下去,下去的老師有奔頭,比如優先評職稱、提高鄉鎮補貼。”按照這個思路,我又補充了《農村教師激勵辦法》,把鄉鎮補貼提高了30%,明確輪崗教師在職稱評定中“優先推薦”。2008年12月,省教育廳的調研組到縣里,組長看著改革方案和詳實的調研數據,連說三個“沒想到”:“沒想到你們一個山區縣,能把農村高中的問題摸得這么透,方案這么有操作性,還結合了災后重建和抗危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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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初,喜訊就傳了過來:陳副縣長因在教育改革和抗災救災中的突出表現,被破格提拔為市教體局局長。消息傳來那天,我正在金融辦主持企業融資對接會——彼時國家已出臺四萬億刺激計劃,我正忙著幫企業爭取政策紅利。散會后,陳副縣長把我叫到辦公室,手里拿著一份推薦信,信封上印著市委組織部的字樣:“我跟張書記說了,你做事踏實有思路,她很賞識你。縣委辦缺個副主任,負責服務她,還分管保密局,你愿意去嗎?”
張書記是全市唯一的女縣委書記,以雷厲風行著稱。第一次見她時,她正在縣委常委會上部署“建國60周年大慶籌備+應對金融危機后續措施”,說話語速極快,思路清晰得驚人:“既要辦好慶典聚人心,也要抓牢產業保增長,兩手都要硬!”散會后,她握著我的手,目光銳利卻溫和:“陳縣長把你夸得天花亂墜,說你抗災時能頂上去,搞改革能沉下去。縣委辦是中樞,保密局是要害部門,不能出一點差錯。”我握緊了口袋里的英雄鋼筆——那是當年教體局李股長送我的,筆身還帶著體溫:“請書記放心,我一定把事情做好。”
剛到縣委辦的日子,比在政府辦更忙。每天早上七點要給張書記準備當天的日程安排和文件摘要,摘要必須控制在一頁紙內,還要標出重點;上午跟著她下鄉鎮調研災后重建項目,要隨時記錄她的講話要點,中午就得整理成紀要;下午要組織各部門開會落實工作,會后要寫簡報;晚上還要審核保密局的檢查報告,哪怕一個標點符號都不能錯。保密工作容不得半點馬虎,我帶著保密局的同志對全縣各單位進行拉網式檢查,小到文件的收發登記,大到涉密電腦的管理,都逐一核對。
有次發現縣國土局的涉密檔案管理不規范,檔案柜沒上鎖,涉密文件隨意堆放在桌上。國土局王局長找我求情:“王主任,都是老熟人,通融一下,下次一定整改。”我把保密條例和建國60周年慶典籌備的保密要求擺在他面前:“王局,慶典在即,保密工作沒有情面可講。要是出了差錯,咱們都負不起責任!”最終,國土局不僅限期完成了整改,王局長還在全縣保密工作會議上做了檢討。這事之后,再也沒人敢在保密工作上敷衍了事,張書記在班子會上夸我:“小王有原則,能扛事,把保密局交給他,我放心。”
2009年春節前,已是陳局長的老領導來縣里調研,我陪著她去了山坳鄉。山坳小學的臨時板房已經換成了翻新的磚瓦房,玻璃窗擦得锃亮,陽光照在課桌上,映得孩子們的笑臉格外明亮。陳冬冬正坐在教室里做習題,他的桌角擺著一個洗得干干凈凈的書包——是當年我送他的那個,書包帶磨破了,他用針線縫了又縫。倩倩的奶奶拉著我們的手,指著墻上的獎狀,笑得合不攏嘴:“倩倩考上縣重點高中了,說要跟你學,以后也當干部為民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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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局長看著我,眼里滿是欣慰:“當年把你從山坳調出來,沒看錯人。從抗災到奧運,再到搞教育改革,你都扛下來了。”離開山坳鄉時,夕陽正落在山尖上,把漫山的樹木染成金紅色。陳局長忽然說:“當年我帶你推公車改革,就知道你是個能扛事的。現在跟著張書記,要多學多練,以后的路還長。”我望著遠處漸漸亮起的燈火,想起政府辦那些徹夜不熄的燈光,想起調研農村高中時走過的盤山公路,想起保密局里一本本整齊的檔案。口袋里的英雄鋼筆硌著掌心,筆帽上陳局長刻的“堅守”兩個字,在夕陽下閃著光。
回到縣委辦,張書記正在辦公室等我,桌上擺著一份文件:“市里要搞農村教育改革試點,咱們縣要牽頭,這個任務交給你,還要結合建國60周年搞‘教育成果展’。”我接過文件,看見封面上“山坳鄉”三個字被圈了出來,紅筆的痕跡新鮮而有力。窗外的煙花忽然炸開,是縣城里有人在提前慶祝春節,絢爛的光映在文件上,也映在我的臉上。
我想起2007年那個霧蒙蒙的早晨,自己站在山坳鄉黨委公示欄前的樣子,穿著洗得發白的夾克,手里攥著那份任命文件;想起2008年地震時,鄉親們湊來的那一沓沓零錢;想起奧運期間,孩子們舉著奧運五環旗奔跑的身影;想起改革方案通過時,陳副縣長眼里的淚光。從山坳鄉到政府辦,再到縣委辦,那些走過的路、辦過的事、幫過的人,都不是孤立的片段,而是一條通往初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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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條路上的燈火,從來都是兩半的——一半是辦公室徹夜不熄的白熾燈,照亮的是責任與擔當;一半是山坳鄉的煤油燈、孩子們書桌前的臺燈,溫暖的是初心與真情。這兩半燈火交織在一起,照亮了2008到2009年的忙碌歲月,也照亮了我成長的每一步。
春節那天,我收到了倩倩寄來的賀卡,上面畫著一個女干部牽著孩子們的手,背景是山坳鄉的晨霧和縣城的燈火。賀卡背面寫著:“鄉長阿姨,我會努力考上大學,回來建設家鄉。”我把賀卡放在辦公桌的玻璃板下,旁邊擺著那支英雄鋼筆。窗外的鞭炮聲此起彼伏,我知道,建國60周年的慶典在即,新的征程,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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