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智超：陳垣和陳門弟子

1947年啟功、陳垣、劉乃和和柴德賡在北海合影（左起）

陳智超 ，廣東新會人，陳垣先生哲孫，1934年4月生于上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歷史文獻學專業(yè)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宋至明代歷史、歷史文獻學，代表作為《解開 <宋會要> 之謎》。

我祖父陳垣先生從1898年十八歲就開始教蒙館，開始了他漫長的74年的教師生涯。1922年，他開始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當導師，先后在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師范大學任教。1926年開始擔任輔仁大學的副校長、校長，1952年院系調(diào)整，輔仁大學跟北京師范大學合并后他改任北師大校長，一直到去世，當校長有46年。借今天這個機會，我想就我所掌握的一些材料，對他的教育生涯做簡單的介紹。

根據(jù)初步統(tǒng)計，祖父教過的學生上萬人，有很多后來都是有名的專家。比如，清史專家鄭天挺，語言學家羅常培，都是我祖父在北京大學時的學生；牟潤孫、白壽彝、翁獨健等是他在燕京時的學生；還有單士元、趙光賢、史樹青、史念海等等，都是他的學生。因受所掌握材料、篇幅等的限制，不能對這些學生都做詳細的介紹，只能選擇性地介紹幾位。

“陳門四翰林”

　　根據(jù)啟功、周祖謨的介紹，抗戰(zhàn)時期，北平淪陷，當時輔仁大學文學院有四位年輕的教師，經(jīng)常到我祖父的住處去請教問題。祖父的住處是四合院，有兩重院子，師生的談話大多在南院。因為老去，時間長了，有人就給他們?nèi)∫粋€外號，叫“南書房四行走”，或者叫“陳門四翰林”。那么這四個人是什么人呢？啟功后來回憶說：“這四個人第一個是柴德賡，第二個是啟功，第三個就是周祖謨，第四個就是余遜。”

　　我祖父到晚年的時候，他字已寫得不太清楚了，寫過一個條子，條子上說：“過去柴、啟、周、余人稱"陳門四翰林"，今柴、啟、周三人皆有題詞，獨缺余，余遜讓之也。”

　　說的是怎么一回事？我祖父收藏有清代學者汪中臨摹王羲之《圣教序》的書法長卷，很喜歡。所以，他讓自己幾個得意的學生在這幅長卷上題字。柴德賡、啟功、周祖謨都有題詞，時間分別是1964、1965、1966年，但沒有余遜的題詞。因為當時余遜已經(jīng)生病了，比較嚴重。就是說，我祖父是肯定“陳門四翰林”（當時開玩笑的說法）這個說法的，認為這四個人是他得意的門生。上一講，我已經(jīng)介紹過啟功，下面我將詳細介紹柴德賡。

史學傳承人柴德賡

　　柴德賡先生1929年高中畢業(yè)，因為仰慕我祖父，所以就考了北平師范大學的史學系。當時祖父兼任史學系主任，在史學系開了兩門課，柴先生各方面表現(xiàn)得很優(yōu)秀，很快引起了我祖父的注意。年終考試的時候，祖父把他列為優(yōu)秀學生的第一名。

到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因為柴德賡先生家庭比較困難，所以祖父就把他介紹到輔仁附中去講課。1933年大學畢業(yè)以后，柴一度回到南方。三年之后，我祖父把他調(diào)回輔仁大學歷史系任教。1944年1月，他離開北平，到了四川的江津（現(xiàn)在屬于重慶），在白沙女子師范學院任教，兼任圖書館館長。1946年9月，祖父把他調(diào)回輔仁大學歷史系。從1946年9月到1955年（柴德賡1955年調(diào)到江蘇師范學院當歷史系主任），一共9年，柴先生一直是我祖父很好的助手。

　　1964年，我祖父承擔了點校《舊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的工作，又把他從蘇州借調(diào)回北京，有兩年是協(xié)助我祖父點校，他主要是負責《新五代史》。柴先生離開北京以后，仍然不斷和我祖父保持著密切的書信聯(lián)系。

　　前面已經(jīng)介紹了，祖父是把柴德賡作為“陳門四翰林”之一嘛，就是他的入室弟子，他是我祖父在史學上的主要傳承人之一。

　　如何傳承？第一個就講講柴德賡先生的《史籍舉要》這本書。1920年代開始，我祖父在北大等大學開了“中國史學名著選讀”、“中國史學名著評論”這兩門課。有時他把這兩門課合起來，叫“史學要籍解題”。

　　柴先生在北師大講過這個課，后來在江蘇師范學院都是把這兩門課合起來講，叫“中國歷史要籍介紹及選讀”。他的《史籍舉要》這部書，就是這門課中關(guān)于史學要籍介紹這一部分。柴先生1970年去世以后，他的學生根據(jù)他的講稿和油印的講義，整理成書，就叫《史籍舉要》。

　　啟功先生和劉乃和先生多次強調(diào)，柴先生是多次聽過我祖父的史學名著評論課的，以后他又講這門課。我祖父有這門課的講稿，從保留的講稿可以看到，我祖父是把他的講稿交給了柴先生。柴先生在講這門課的時候又做了一些補充。所以他們兩位都強調(diào)，這本書的主要內(nèi)容源于祖父的講課和講稿，我覺得他們這樣說是對的。

　　我祖父對柴德賡一直都非常關(guān)心。抗戰(zhàn)后期，我祖父在北平，柴先生在四川，我父親當時在貴州遵義的浙江大學任教。當時，北平跟大后方通信非常困難，家書都是很珍貴的，但在家書中，祖父多次提及柴先生。

　　1945年1月31日，祖父在給我父親的家書中說：“青峰兄（編注：柴德賡字青峰）有通信否？聞他已到白沙，遵儉（陳注：我姑父）已見之，博識多聞，于遵儉大有裨益，汝等能圖一晤，亦甚佳也。”

　　抗戰(zhàn)勝利后的10月7日，當時柴在白沙，我父親還在遵義，要到第二年，浙大才從遵義復原回杭州。祖父在給我父親的家信中還說：“青峰兄常有信否？余極念之……余極愿他回輔仁也……青峰走后，余竟無人可商榷也。”

　　抗戰(zhàn)勝利后，柴先生任教的白沙女子師范學院有學生舉行罷課游行，柴因支持這些學生而被學校開除。當時我祖父并不了解具體的情況，只聽說白沙女子學院解散。所以，在1946年3月8日的家信中說：“白沙師院解散，青峰未知何如？此等風潮，加入固不妥，不加入亦甚難處，所謂無可如何也。”3月25日：“青峰情形，殊可念，吾甚欲其北來，未知途中易走否也？”一直對他的處境很關(guān)心。1946年9月，祖父把柴德賡聘回輔仁當老師。因為祖父對柴的感情很深，所以柴先生1970年去世，這個消息一直到我祖父去世的時候都沒有告訴他，我祖父一直不知道。

私淑弟子方豪

　　方豪，字杰人，浙江杭州人，1922年入杭州天主堂修道院。1935年晉升為司鐸（神父）。1941年起，先后在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和輔仁大學當教授，后來到臺灣任臺灣大學教授。

　　應(yīng)該說方豪是我祖父私淑弟子里面最突出的一個。他是通過寫信和我祖父建立聯(lián)系并請教，得到我祖父的指導，這么一步步成長起來的。

　　他到臺灣以后，1970年代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與勵耘老人往返書札殘剩稿》，文章中他講：“我第一次冒昧地寫信給陳先生，是在民國十五年十一月，我在杭州天主堂修道院肄業(yè)。當時修道院的教育非常落伍，而禁令最嚴的是絕對不許和任何人自由通信。我和陳先生通信，很顯然的，是犯了修道院極嚴重的戒條，但我又如何能做到呢？因那年先兄正在杭州天主堂附設(shè)的啟悟小學教書，往返信件，即由他代為偷送。”

　　方豪給我祖父的第一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表達對我祖父的欽佩與尊敬。在信中，他還開了一連串書單，希望我祖父給他寄去。雖然我祖父當時已有很高聲望，但還是很快給這名修道院的小修士回了信，并且盡量滿足了他的索書要求。從那以后，兩人就不斷通信，現(xiàn)在看到的一共有四十多封信。

　　當年方豪年少氣盛，有時講話不怎么客氣，講話容易過頭。1935年12月29日，方豪在給我祖父的信中說：“來教謂"見聞不可不廣，著書尤不可輕易下筆。"應(yīng)該是我祖父在給他的一封信中跟他說，見聞要廣，著書尤不可輕易下筆，不要輕易下結(jié)論。可惜這封信我沒有找到。

　　方豪接下來說：但是我現(xiàn)在看到你的《李之藻傳》、《元西域人華化考》都比第一次發(fā)表時增加了很多。他的意思是：你教我見聞不可不廣，著書不可輕易下筆，你自己不是老改嗎？方豪拿這個來反駁我祖父。由此可見，方豪比較直率，有時候也比較自負。

　　其實他是誤解了。我祖父下筆是很謹慎的，但也不可能沒有一點錯誤。所以，他發(fā)表一篇文章之后，如果發(fā)現(xiàn)有新的過去沒有看到的材料或者有新的看法，在第二次發(fā)表的時候，他都要加上去，這對于我祖父來說是個正常的現(xiàn)象。

　　在這封信中，方豪還請我祖父為他寫一副對聯(lián)，還寄了一元郵票作為紙墨費。我祖父把郵票退回去了，并有回信。方豪原來以為是絕交了，但是后來又看信中祝賀他當神父了，而且寄給他油印的著作目錄，才放下心來。祖父這封信沒有保留下來。

　　抗戰(zhàn)后期，方豪在貴州遵義，一方面是天主堂的神父，一方面在浙大教書。我父親原來在香港，1943年初也輾轉(zhuǎn)到了遵義，在浙大任教。那時，他和我父親是同事，我們都稱他方神父。

　　祖父和方豪從1926年開始通信，那么兩個人什么時候見面呢？1946年6月23日，抗戰(zhàn)勝利了。那個時候我們家還在遵義，祖父給父親寫信說：“昨日方司鐸由青飛平，廿年通信，一旦晤面，喜可知也。”而且方豪還向祖父介紹在遵義的時候跟我父親交往的情況。這是20年以后兩人的第一次見面，后來他就留在輔仁大學教書了。解放前夕，方豪到了臺灣。

秘書兼助手劉乃和

　　劉乃和，河北武清人（現(xiàn)劃歸天津市），1918年生于北京，比祖父小三十八歲。她的外祖父名徐坊，在1910年京師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前身）開辦時，與繆荃孫分任正、副監(jiān)督，相當于后來的正、副館長。

1939年，劉乃和二十一歲時考入輔仁大學史學系。1943年畢業(yè)，又考上祖父的研究生。1947年研究生畢業(yè)，留校任助教，并擔任祖父的助手，一直到1971年祖父逝世，歷時二十四年。這期間，她由助教升為副教授、兼校長辦公室秘書。1952年輔仁與北師大合并，師大黨委正式指定劉乃和為校長秘書，兼顧校長的生活。劉乃和不僅是祖父的學生、忘年知己，也是他晚年的得力助手。

　　祖父生前的學生很多，但他們都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不可能經(jīng)常在他身邊幫助、照顧他。祖父原先也有過幾位助手，如1920年代的樊守執(zhí)，曾協(xié)助祖父清點文津閣《四庫全書》，1924年又曾受祖父委托，在福州為伯希和查找摩尼教的二宗三際經(jīng)碑，并自稱“受業(yè)”。但他們同祖父的關(guān)系，類似賓主，感情色彩較淡。

　　劉乃和與他們不同，她是由學生而成為助手，長期以來，主要工作就是為祖父當助手。劉乃和雖然1939年就入輔仁史學系，但她真正能從學術(shù)方面協(xié)助祖父，是在研究生后期，特別是工作以后。

　　劉乃和對祖父在學術(shù)上的幫助，一是協(xié)助祖父撰寫《通鑒胡注表微》以后發(fā)表的論文，如收集資料等，但為數(shù)不多。二是修訂舊著。新中國成立后，祖父先后有八種著作修訂出版。修訂工作包括加標點符號，修改個別文字，核對出處，看校樣等。在這方面劉乃和做了不少具體工作。三是《舊五代史》的點校工作。

　　學術(shù)工作之外的行政事務(wù)方面，劉乃和作為助手，為我祖父提供了不少幫助。祖父作為輔仁大學、北師大校長，新中國成立后又先后任北京市政協(xié)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等，要出席許多會議，發(fā)表講話，批閱文件等等，這些方面的具體工作，是由劉乃和協(xié)助完成的，但是大政方針、關(guān)鍵問題，都是祖父最后拍板的。

　　更重要的是生活方面的照顧。在生活方面，祖父在北京有共同生活多年的妻子徐蕙齡；做飯、洗衣等有保姆，應(yīng)該是無需他人插手的。但是，在劉乃和由研究生成為祖父助手的前后，祖父夫妻之間的感情裂痕越來越深，最終導致兩人分居。兒子仲益雖在北京，也不在一起居住。我祖父胞弟的三個子女曾經(jīng)住在東廂房幾年，但他們都在大學念書，不可能太多照顧祖父。新中國成立后，輔仁與北師大合并，北師大黨委決定讓劉乃和照顧祖父的生活，并讓她住進興化寺街五號，以便就近照顧。同時，還為祖父配備了一名公務(wù)員，一名專職護士（男性）。可以說，祖父的晚年，直至“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前，他的生活比較安定、平靜，心情比較舒暢，其中有劉乃和的一份功勞。

　　當然，祖父對劉乃和的幫助也很多。劉乃和發(fā)表的文章，幾乎每篇都得到他的悉心指導，精心修改。劉乃和的第一本論文集，書名就叫《勵耘承學錄》，她在自序中說：“（集中文字）在陳先生1971年逝世以前所寫，都是經(jīng)他親自指導或修改。其中《三國演義史征緣起》和《顧亭林畫與顧亭林之得名》二文，都是我初學寫作時，在他具體幫助下寫成，在此二文中可看出他對我學術(shù)成長的關(guān)心及所傾注的心血”。

　　祖父還給了她以往任何人都沒有的待遇，這就是親手為她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鮮明的印記。原來，祖父的每種論著，凡是得到過他人（不論是前輩，還是學生）提供資料，或是提過意見，他必定在文中說明，表示感謝。但是，對于劉乃和，他的道謝，采取了特別的方式。主要表現(xiàn)在《史諱舉例》和《通鑒胡注表微》的重版中。《史諱舉例》是祖父的重要著作之一，最初發(fā)表在1928年的《燕京學報》，1958年，修訂后交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祖父在“重印后記中”說：“今本系劉君乃和校本。劉君于本書用力至深，曾將全部引文一一檢對原書，正其謬誤，其須加卷數(shù)及引號者并加注卷數(shù)引號。今特用其本重印，以便讀者。”這部新排印本中，多次出現(xiàn)“乃和按”的小注，這是祖父著作中，未出現(xiàn)過的做法。其實，祖父自己也多次校過這本書，“乃和按”等等的小條，有許多也是祖父親自起草讓劉乃和謄改在書中的。在《通鑒胡注表微》的“重印后記”中，祖父也特別聲明：“標點符號，勘對原書和征引書目等等，多靠劉乃和同志，特此附記。”

　　祖父逝世后，劉乃和對祖父的學術(shù)道路、成就貢獻及勵耘精神，繼續(xù)總結(jié)、宣傳，作出了貢獻。劉乃和先生是校長秘書、學術(shù)助手兼照顧祖父的生活，這就是她的定位，也是北京師范大學歷任領(lǐng)導的共識。

本文來源：南方都市報 2012年0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