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 | 劉力生：只是在做應該做的工作

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

“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是心血管醫學博物館精心打造的特別欄目，該欄目誠邀百位心血管領域資深老專家進行歷史口述采訪，以完整稿件形式發表出版，讓這些珍貴的歷史見證和醫學智慧得以廣泛傳播，為行業發展提供寶貴參考。

全文約12000字，閱讀需要25分鐘

本文基于《麗笙傳》，結合既往資料與實地采訪整理而成

編者按：采訪劉力生教授，是一次穿越半個世紀醫學史的對話，也是一場意外的“老鄉”相遇。

當得知劉教授的母親是如皋人，與我的家鄉緊挨著，這位近期頤之年（97歲）的醫學家眼中閃過一絲親切的光芒。她笑著用一句地道的家鄉話“什里搞子”(什么東西)和我打趣。那一刻，嚴謹的學者形象之外，我看到了一位記憶中始終保留著故鄉溫度的長者。

聊起名字，劉教授說，她原名“劉麗笙”，后來自己改為“劉力生”。而“力生”二字，似乎更契合她一生的奮斗軌跡——力挽狂瀾的氣魄，生生不息的韌性......

母親的鄉音、更改的名字等等這些生命中的印記，都成為了她生命底色的一部分，溫潤而堅韌。在本次采訪中, 我們有幸聽她講述那段扎根基層的歲月，那些樸實而偉大的醫學探索，以及一代醫者如何用腳步丈量使命，用生命守護生命。

記者：劉教授，您好！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我們知道您的父親也是一位醫生，是跨越了民國與新中國的名醫。他是怎樣的人？他對您又有什么影響呢？

劉力生：我的父親他出身貧寒，祖父只是一個普通勞動者，靠做小買賣、打零工和拉人力車維持生活。但祖父有遠見，堅持讓父親讀書學醫。父親沒有辜負家人的期望，考上了北京協和醫學院1，后來還被推薦到美國圣路易斯大學醫學院進修兩年。

圖 1 劉力生的父親劉繼成

父親回國后，醫術日益精湛。后來舉家遷往南京，在朋友們的幫助下，辦了一加診所。父親醫術好，對病人態度也好，很快在南京城出了名。但父親有個不成文的規矩——給窮人看病從不收錢。他多次對我們和診所的人說：“我就是貧民出身，我知道他們的苦，他們除了出力氣掙錢沒有別的。如果身體病了就失去了生活來源，已經失去生活來源了，還哪兒來的錢看病呀！”

父親對窮苦民眾的親切之情一生沒變，記得有一次他帶我上街，看到路邊吃飯的工人，就對我說：“每當看到這些人，我的內心就會有一種親切感，就會想起自己的父兄。”他是希望我永遠不要忘本，不要放棄奮斗。

他雖為名醫，人們習慣于將他歸屬于上流社會，在上流社會游刃有余，擁有眾多的權貴朋友。但幾十年的行醫生涯中他卻從未依附于誰，他的智慧、才華武裝起他的尊嚴，也捍衛著他的本分。我這一生走上醫學道路，并且始終堅守醫生的本分，都是因為父親的言傳身教。

記者：我們知道您的童年是在戰爭中度過的，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下那段經歷？

劉力生：是的，1937年盧溝橋事變2后，日本侵略者對中國大舉侵犯，我幸福的童年就在日本侵略者的轟炸中結束了。當時我只有九歲，父母為了家人的安全，不得不暫時關閉了南京的診所，我們全家開始了抗戰中的顛沛流離。

有件事我記了一輩子。我們逃難前，父母勸一位從北平來的護士佟姐姐一起走，彼此也有個照應。但她說她要留在南京，她是護士，要留在醫院救護守城的戰士。南京一別，竟成永訣。我們到重慶后接到朋友的信，說佟姐姐病故了。但家里人都猜想，是善良的朋友不愿讓我們知道她在南京大屠殺中遇難。抗戰勝利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她，但已經沒有下落了。

佟姐姐是孤兒，在教會孤兒院長大，一生未婚，把生命都獻給了護士事業。在最危險的時候，她選擇留下來救護傷員。幾十年來，我一直在尋找她的下落，想好好祭拜這個恪守誓言的姐姐。

后來我們一路西行，在運河上不時漂過尸體，那些在水中浸泡多日的尸體已經膨脹，樣子非常嚇人。父母緊緊拉著我們姐妹的手，不停地說“不怕，不怕”。但我看到父親流淚了——他是醫生，救人是天職，可此時他卻救不了這些無辜的死者。

如皋、廬山、漢口……一路輾轉我們來到重慶。

在重慶，我和妹妹在廣益高小上學。重慶是著名的霧都，只要是晴天，日本鬼子的飛機就會來轟炸。為了躲避轟炸，到處都有人在挖防空洞。警報一響，轟炸聲馬上就會響起，街上隨時都可能看到被炸傷的尸體。

那段時間，我姐姐在七星崗救護站搶救傷員，常常無法回家。母親就帶著我們在家里幫她搓棉簽。每次姐姐回家，母親都會盡可能給她改善伙食，但在那個年代，連榨菜和豆瓣醬都算是好東西了。

記者：您后來是在南開中學上的學吧？能談談那段求學經歷嗎？

劉力生：戰火中，我們一家人卻從未放棄對教育的重視，一直督促好好學習，1940年夏，我順利地考上了重慶南開中學3。南開中學在重慶是一所一流中學，因校風校紀嚴格而出名。報考這所學校只看成績不看人，只要你考得上學校就收你，不管出身貧富。

南開中學是寄宿制學校，分男生部、女生部。學校的教學嚴格有序，非遇轟炸不得停課。每月都有月考，每學期還有兩次大考，每次考試后學校、班級都要排名。每天清晨起床號響后，學校的操場上、樹林邊和走廊、教室里到處都是背誦書的學生。

最難忘的是在防空洞里讀書的日子，日本鬼子轟炸最瘋狂的時候，我有相當長的時間是在防空洞里度過的。為了不浪費時間，我就在昏暗的洞里拿著手電筒看書，書頁里都夾著土渣，那是轟炸時震下來落在書縫里的。

每晚熄燈等巡查老師離去后，我們宿舍同學們會悄悄溜到走廊里，背靠背坐著，借著昏暗的燈光繼續看書。失去家園的民族仇恨，背井離鄉的逃難經歷，讓我們這些本應在父母身邊撒嬌的少女過早地懂事了。

那時我就明白了，為了不做亡國奴，為了振興民族，必須發奮讀書。

記者：這些血淚書寫的過去每個中國人不能忘，后來讀大學呢？

劉力生：1946年，因為我父親就特別希望我上協和醫學院，而當時燕京大學醫預系是最有可能考上協和醫學院的院系，我就先選擇了燕京大學醫預系。除必修課外，選修課學校并不做規定，學生可選文學院或其他院系的課程，給了學生學習上的自由空間，我當時選修了經濟學和心理學。

燕京大學是知名學府，云集了大師級的人物，如歷史學家洪業、向達、翦伯贊，數學家江澤涵，物理學家周培源等。啟發式教學、理論結合實際是燕京大學的一個特點。

大學期間我學習很用功，成績優異，還獲得了當年燕京大學的金鑰匙獎。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城里已經很不安定。10月的一個星期天，我和幾個同學議論解放軍圍城這么久是不是該攻打了，大家提議到城外去找解放軍問問。于是，我們幾個同學，有我和徐守春、孫瑞龍4還有其他幾人，騎上自行車，從圓明園一直向北走。

我們一直騎到玉泉山，應該是到了解放軍的營地了，因為墻面的宣傳標語開始有了變化。我們看到解放軍有的在列隊出操，有的在編繩梯，每個戰士身上都煥發著朝氣和活力。我們和編繩梯的戰士聊了起來，說我們是燕京大學的學生，盼著北平早點解放。戰士笑著回答：“回學校等吧，快了，什么時候你們聽到大炮響了，就是攻城了！”

當然，哈哈這是騙我們學生的，1948年，北平城和平解放！

后來，在新中國誕生前夕，我如愿考入了協和醫學院，攻讀醫學博士學位。協和一切以教學為中心，采取八年制學制，前三年是醫學預科。醫學預科的學分修滿后不能直接升入協和，還要進行嚴格的入學考試和系主任及理學院院長的推薦，淘汰率很高。即使錄取入學，第一年和第二年因成績不好而留級或退學的人也有。

所以我非常珍惜這個學習機會，像上解剖課時，從血管到神經再到肌肉、骨骼，一點一點地解剖，反復背誦，我們常常面對尸體研究到深夜。

圖 2 劉力生在北京協和醫學院上解剖課

在暑假期間，我們也都會參加學校組織的醫療隊前往全國各地參加醫療防疫工作。1952年暑假，根據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治好5”的指示，我隨協和醫療隊去了安徽省五河縣。在那里，我第一次真正了解到農村的貧窮和落后，感到作為一個中國醫生肩上的責任。也是在那一年，我提交了我的入黨申請書。

圖 3 劉力生在內蒙古察汗磞磞村防鼠疫

記者： 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下您是如何來到阜外醫院工作的？

劉力生：1954年9月，我結束了在協和醫學院的學習。二十年的寒窗苦，終于實現了自己對父母親的承諾。我和老頭子（徐守春）雙雙留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我在內科，徐守春在外科，都是住院醫師。

圖 4 劉力生在協和醫院

1956年4月16日，為遏止肺結核病的肆虐，同時解決協和醫院胸內外科病床不足的困難，解放軍總后衛生部決定組建解放軍胸科醫院。這就是阜外醫院的前身，由協和醫院外科主任吳英愷6教授任院長。吳英愷是徐守春的導師和科主任，他希望徐守春能和他一起去解放軍胸科醫院。徐守春欣然接受了這個建議，到胸科醫院組建麻醉科。

徐守春看我對胸科醫院的事情感興趣，便和吳英愷教授溝通，希望我也能到胸科醫院來工作，這樣今后照顧家也方便，吳教授欣然同意，他當然也是很樂意我的加入。于是，1956年，協和醫院內科朱貴卿7、羅慰慈8、趙宗友、羅秉坤和我調入胸科醫院，建立了胸科醫院最初的內科。

1958年，解放軍胸科醫院移交地方，遷至北京市阜成門外大街，歸屬中國醫學科學院系統，正式定名為“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也就是現在所說的阜外醫院。

記者：您從協和心內科過去后是直接參加了高血壓方面的工作嗎？

劉力生：其實一開始，我從協和轉過來的時候，對心電圖等技術更感興趣，高血壓研究在當時還處在一個“剛剛冒頭”的階段。盡管國際上出版過一些高血壓流行病研究報告，可怎么判定血壓到底高不高？應該用什么手段去治？都有待進一步研究。

當時吳英愷教授讓我來做高血壓，我是犯怵的。

但是吳英愷教授的一句話打動了我，心電圖這些都是技術性問題，想學當然可以。但更重要的，是去解決“尚未解決的問題”。

而高血壓就是當時還沒解決的問題！

后來在1959年，衛生部組織了我國第一次全國性的高血壓普查。也是因為像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不少高層都因高血壓引發的心腦血管疾病而去世，這引起了國家的高度重視。

對于這次普查，阜外醫院幾乎所有醫護人員都參與其中。我們組成若干個組，負責不同地段，利用周末到海淀區的各大專院校為教職員工、學生免費測血壓。當時每一個測量血壓的站點，裝備只有一張長條桌子和幾把椅子，但師生們按專業依次列隊，秩序井然。在短短的幾個月里，全市完成了十六萬人的高血壓普查工作。

同時進行普查的還有上海、黑龍江等十三個省市，總共對幾十萬人次進行了普查。這次普查為開展我國高血壓防治工作奠定了基礎，也是我投身高血壓研究領域的開始。

記者：您還參加了湖北下基層的醫療隊，具體是哪里？

劉力生：1965年9月，醫院領導通知我和護士長李引到湖北參加農村醫療隊，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醫療隊人員多數來自協和醫院和醫學科學院的幾個研究所，我們的隊長是賀彪同志。

我們到達了湖北麻城乘馬區，是革命老區，但也是個非常貧困的地區。醫療隊的定點單位都是當時環境最艱苦、高血壓患病率最高的地方。

在乘馬區，醫療隊的醫生們與當地老百姓產生了深厚的感情。老鄉們淳樸而善良，真誠待人。他們不問你的出身，是不是“走資派”、“修正主義苗子”，他們對醫療隊隊員們給予的幫助心存感激，他們用樸實的語言表達最真誠的謝意：“北京來的醫生啊，麻城人民給你傳名！”

記者：這個過程中有什么難忘的經歷嗎？

劉力生：太多了，我記得第一個冬天，流行性腦膜炎在乘馬區爆發，這個病發病急、病情重，治療不及時死亡率很高。有的父母早晨出工時孩子還在炕上玩，晚上回來孩子就已經沒了。那種恐慌，你能想象嗎？

乘馬區位于山區，我們醫療隊靠著一輛吉普車翻山越嶺，運送藥品和接送急癥病人，把發病率和死亡率控制在了最低點。

還有一次深夜急救，我們被急促的敲門聲驚醒，老鄉請我們到十幾里外會診。我跟著他們趕了十幾里夜路，來到一間磨房前。打開門，一匹騾子正拉著磨盤吱呀吱呀地轉，病人躺在墻角的草堆上，疼得臉都變了形。

我跪在地上給他做檢查，發現已經沒有腸鳴音，腹壁緊張，壓痛明顯。我診斷是急性胃穿孔，必須立即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送縣城醫院肯定來不及了，我趕緊讓老鄉們把病人送到王福店手術點。天還沒亮，老鄉們就拆掉門板，抬著病人上路了。幸好手術及時，救回了一條命。

正是在湖北醫療隊期間，我深刻地感到中國的農村是多么需要有秩序的醫療服務，作為臨床醫生，我更知道建立一套相對完整的醫療體系需要多少年的努力。

在那里，我也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為人民服務，那種純真的醫患關系，那種被需要的感覺，讓我深刻認識到醫生這個職業的神圣使命。

記者：“首鋼模式”作為被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的高血壓防治典型，請您談談這方面的工作。

圖 5 “首鋼模式”直接從工人飲食開始管理

劉力生：1969年，在"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下，我參加了由阜外醫院、協和醫院生化研究所、藥物研究所、基礎所以及首鋼醫院共同組建的"高血壓協作組"，到首鋼基層跟點。我們這個小組有七八個人，藥研所的雷海鵬9教授、曾桂云教授都在其中。

按照規定，我們不能天天回家，兩個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我們住在石景山金頂街的家屬宿舍里。當時要求是“同吃同住同勞動”，我們就真的去勞動——上二號高爐，幫助清理渣道。但工人師傅們擔心我們的安全，因為以前出鐵時燒傷過參觀的人，所以不讓我們靠前。他們只讓我們在休息室待著。

我們說，這算什么同勞動呢？

后來我們就干起了自己的本行。當時醫學界有個口號“讓高血壓低頭，讓腫瘤讓路”。我們便在廠區開始做起了高血壓防治的工作。

首鋼有十個廠，每個廠都有保健醫生，但他們不懂高血壓的嚴重性。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姓張的勞動模范，舒張壓都140了，還天天被表揚；還有個車間主任，舒張壓120，照樣上班。我們發現這種現象后，立即告知工人們高血壓的危害。

我們醫生們發現，不良的飲食習慣是誘發高血壓的原因之一。第一，食堂的飯菜太咸，食鹽過量。第二是不良習慣，喝酒抽煙。第三是睡眠不規律。

之后，在首鋼我們建立了全國第一個社區高血壓防治站，一共調查了10450個工人，主要是男性，得出了他們的患病率。更重要的是，我們就把門診設置在車間里，病人不必上醫院，在我們這里就能看病拿藥，不耽誤工時，不影響工資。我們還組建了搶救小隊，萬一有工人突然發病，可以立馬趕去搶救。對于重病患者，我們和阜外醫院聯系，轉到那里治療，就這樣建立起了一個完整的防治鏈條。

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首鋼經驗”，對每一個高血壓工人都進行了跟蹤測壓，工作都在工人們的工作間歇進行，而且怎么治，不是說把藥發給病人就完了，你得看到他咽下去才行。

“高血壓協作組”在首鋼的工作一做就是29年，使首鋼工人群體的腦卒中發病率整體下降了34.6%，死亡率下降了60%。

1982年，我在世界衛生組織“輕型高血壓會議”上報告了首鋼高血壓管理5年和10年的結果，這一萬多個工人可以算作一個隊列研究，五年后復查發現，整個血壓分布曲線都往左移了，說明大家的血壓普遍降低了。當時他們是非常震驚的，Framingham心臟研究也不過才5000多人。

后來，世界衛生組織專家進行實地考察后，認為首鋼的管理模式是“從生到死”，很有借鑒意義，為流行病研究和高血壓管理提供了范例，大醫院與基層醫療配合，對高血壓的管理效果顯著。

圖 6 80年代陶壽淇帶領美國專家參觀考察首鋼

圖 9 世衛組織向全球介紹“首鋼模式”

記者：這其中有什么讓您印象特別深刻的事情嗎？

劉力生：有一個是關于葛根湯的發現，在共同勞動中，工人師傅向我們反映了一個很普遍的情況：凡是血壓高的時候，頸部和肩部都會感到發硬發緊。

而當時高血壓藥物對于這個問題并沒有緩解作用，雷海鵬就說起張仲景《傷寒論》上的一句話：“項背強幾幾，葛根湯主之。”我當時就說：“咱們試試吧。”

于是，雷海鵬騎著自行車從首鋼出發，到醫科院的藥研所拿葛根，再騎車回師范大學的家，在家里將葛根洗干凈切成段，煮成湯裝好，再騎自行車回到首鋼分給工人們喝。讓我們驚喜的是，葛根湯很見效！從那以后，每當有工人師傅說頸背痛，我們小分隊就會買來葛根就地支灶，煮葛根湯給患高血壓的師傅們喝。

這個發現也得到了醫學科學院的重視，開始研制治療高血壓的中藥。不久，“葛根片”投入研制，并很快進入臨床實驗。這是我國最早進入臨床治療高血壓的中成藥，也算是一個很大的嘗試和成果。

首鋼的工作還催生了另一個重要研究成果。我的研究生賴聲漢10，他主要從事數學統計學的，分析了全國各地血壓和尿鈉的關系，這個研究是國際上沒有的，因為中國各地鈉鹽攝入量差距很大，有的地方每天攝入20克，有的地方很低，這種差異把血壓也拉開了。國外做不出這樣的研究，因為他們的鈉攝入量都差不多。

當然這一切，都離不開團隊的努力，有吳英愷教授的支持，還有基礎所生理實驗室主任陳孟勤、藥研所的曾貴云以及首鋼防治站的第一任站長王淑玉等等，“首鋼模式”的經驗推廣，成為我國慢性病防治的范本，離不開每一位團隊成員的默默奉獻。

記者：您參加了1974年的日內瓦會議，這次會議對您的工作有什么影響？

圖 7 1971年劉力生（右3）與吳英愷院長（右1）接待美國心臟病專家Paul White（前排左五）和G.E. Dimond（前排右2）

劉力生：1974年4月，國際心血管病急救會議在日內瓦召開。應會議邀請，吳英愷和我代表中國心血管界出席會議。當時國內醫學學術界對外交流很少，我的心里不免有些緊張。

在日內瓦，我們了解到世界衛生組織在世界范圍內對區域腦卒中的發病率進行統計的要求。會議期間，有一位歐洲朋友熱心地建議中國參加世界心血管學會，他說中國應該有更多的參與國際流行病項目的工作，因為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在亞洲有代表性。

會議期間，我們還參觀了一家州立醫院，同時還觀摩了一個心臟搭橋手術。那時國內還沒有開展心臟搭橋手術，連冠狀動脈造影都還沒做。很明顯，當時，我們已經落后于世界醫學發展很多。

回國后，吳英愷在國內召開了一次傳達性的會議，并做了關于腦卒中死亡對照統計的安排，內容是腦卒中、心肌梗死登記，實際就是做醫學統計。這次日內瓦會議開啟了我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合作，對我國高血壓防治工作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記者：“文革”后心血管學會重建的經歷可以分享嗎？

劉力生：也是因為日內瓦會議，吳英愷開始準備將全國的心血管學會再度恢復起來，開展大規模統計調查。心血管學會已經荒廢十幾年，地方分會有的已經不存在了，但要想開展高血壓防治工作就必須恢復心血管學會。

吳英愷帶著我首先去了幾個城市調研，包括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從幾個城市巡回調研回來，吳英愷對外省市心血管學會的狀況有了初步了解，這些分會的專家們渴望早日開展工作。

1978年，心血管學會恢復工作。大會在太原召開，聚集了全國著名的心血管專家。會議選舉了心血管學會的主任委員和副主任委員。吳英愷為主任委員，我是副主任委員，其他每個省也各推舉了一個副主任委員。

圖 8 1978年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首屆委員合影，劉力生（二排右一）

在這次會議上，吳英愷布置了以北京阜外醫院牽頭的全國高血壓大普查工作。那次全國高血壓普查的人數是四百萬，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普查。這次普查工作為開展我國慢性病群防群治提供了可靠的依據，為后來我國開展群防群治實施政府支持、廠家參與、醫院實施、社區配合的防治辦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這次心血管學會的重建，是我國心血管事業發展的極為重要的里程碑。

記者：80年代作為首批赴美留學的醫生，講講那些經歷以及在留學歸來后又做出了哪些工作？

劉力生：當時選派非常嚴格，要經過醫院推薦、政審，還要通過衛生部統考英語和專業。北京各大醫院幾乎都只有一個名額，阜外醫院推薦了我。

我來到伯明翰大學醫學院做博士后，跟隨H.P.Dustan教授參加高血壓研究項目。那里的實驗室條件比國內先進得多。我格外珍惜這次機會，每天很早就到實驗室，不放過每一個實驗環節。晚上把時間用在圖書館查閱專業資料，回到宿舍還要整理工作筆記。

圖 9 1980 年，劉力生在伯明翰阿拉巴馬大學高血壓研究所

我相信中國快速發展的時代已經到來，必須學到更多東西，投入到我們自己的實驗研究建設中。

回國時，我用節省下來的有限生活費全部買了實驗用的小白鼠和專業資料。率先在阜外醫院建立了高血壓實驗研究室，雖然在喂養實驗小白鼠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波折，但我們最終還是把實驗室建立起來了。

圖 10 80年代劉力生指導研究生做實驗

擔任阜外醫院內科主任后，我考慮最多的是如何讓內科實現科學發展。當時內科有三十多位醫生，大部分業務出色，但專業不同。我提出將內科分為冠心病、高血壓、肺心病、心律失常四個研究組，讓每個人都有明確的研究方向和開拓空間。這樣既避免了研究上的沖突，又能形成各專業齊頭并進的局面，與國際接軌。

這種科學規劃很快得到了醫生們的認可。陳在嘉11負責冠心病組，程顯聲12負責肺心病組，孫瑞龍負責心律失常組，我負責高血壓組。

記者：您連續兩屆擔任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主任委員，并且推動分會成為國際心臟病協會（現世界心臟聯盟）的會員單位，這里面有什么故事嗎？

劉力生：我是1993年開始擔任分會主委的，1994年10月的那一天，我收到了國際心臟病協會主席的來信。他在信中熱情洋溢地表示，作為協會主席，他希望中國能夠加入國際心臟病協會。他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國際心臟病協會需要中國這個伙伴，中國也需要這個平臺。

當時我的心情很復雜。一方面，我們確實渴望加入這個有著五十多年歷史、擁有上百個國家會員的國際心血管界最有影響力的組織；另一方面，我知道有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臺灣問題。而且，我的前任吳英愷教授已經為此努力了十七年，始終沒有得到落實。

中華醫學會有明確規定：參加國際組織如有臺灣參加，臺灣必須使用“中國臺北”的名稱，否則我們不能參加。而當時臺灣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稱加入的。

這是原則問題，差一個字都不行！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在佛羅里達的那次理事會，我特意飛到美國，在會上介紹了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的情況，并再次重申我們的原則立場。會后，瑞士朋友想安排我們和臺灣代表一起吃飯，希望能促進關系，但臺灣同行說有急事要趕回去。就這樣這個問題又拖了一年。

1998年，協會理事會通過了將“中華民國”更改為“臺灣”的決議，但這仍然不符合我們的原則，并去信表達了觀點。后來協會主席找到了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的薩馬蘭奇13先生，他是我們的國家的老朋友了，也非常希望中國能加入國際心臟病協會，特意給中國有關方面打來電話表示關心，這事兒才算是暫定下來。

1998年秋天，我和已經年近八旬的方圻14教授一起，連續坐了三十多個小時的飛機到達里約熱內盧，參加中國正式加入國際心臟病協會的入會儀式。那一刻，我想到了吳英愷教授為加入已經申請了十七年，想到了所有為此奮斗的同仁們。

圖 11 1998年劉力生與方圻前往里約熱內盧參加WHF （心血管博物館館藏·捐贈人劉力生）

雖然我在1998年卸任了主任委員，但臺灣名稱的問題我一直關注著。2004年4月，當我得知在高潤霖15教授的繼續努力下，國際心臟病協會理事會終于將臺灣的會員名稱更改為“臺灣心臟病協會”，作為地區心臟病協會會員身份，我特別激動。那一天我接到好幾個告知這個消息的電話。

這是一場近三十年的奮斗接力賽，三代人的貢獻，我們終于可以無愧地說：我們盡力了！事業需要傳承，需要每一位接力者時刻珍惜地去奮斗。

記者：1989年您擔任中國高血壓聯盟主席，2006年您擔任世界高血壓聯盟主席，這也是我國學者在國際醫學專業組織中擔任的最高職務。中國高血壓聯盟成立30余年的時間里，您又做了哪些工作？

劉力生：1988年，在日內瓦參加國際心血管會議時，世界高血壓聯盟主席T.STRASSER建議中國加入世界高血壓聯盟，我深知這對中國心血管領域發展的重要意義，回國后立即與龔蘭生教授等專家商議。1989年，我們以“七五”攻關課題協作組為基礎，在湖北襄樊成立了中國高血壓聯盟，首批會員120名，我擔任主席，龔蘭生為副主席。

回顧聯盟成立30余年的發展歷程，是一場走進基層、鏈接國際的長期實踐。總的來說，有以下幾方面工作：

1. 牽頭參與一系列國內外高血壓群防群治項目

2. 開展大樣本高血壓人群調查及流行病研究

3. 制定并宣傳推廣高血壓防治指南

4. 探索符合國情的高血壓社區管理策略

5. 面向基層醫務人員舉辦全國性學習班

這期間，我們做了很多臨床試驗課題，比如《老老年高血壓患者治療試驗》（HYVENT），發起單位是英國倫敦帝國大學，主要研究80歲以上高血壓患者的降壓治療安全性與有效性，我們很快就結題了，下面基層醫院的積極性非常高，隨訪率非常高，接近四分之一的樣本都是我們中國患者。

PURE-China研究，由李衛教授牽頭，提供了接近5萬的中國人群數據，而且隨訪已經有15年了，隨訪平均率有80%多，這是我們中國基層力量強大的體現。還有Syst-China，CCS-1，PATs，FEVER，CHIEF 和CHINOM 等一系列中國獨立或合作設計和完成的研究。

前年，我再任中國高血壓聯盟主席，我更多的是希望自己能夠再盡一份力，為我國的高血壓防治事業再做些實事。

圖 12 2023年，劉力生教授再任中國高血壓聯盟主席

我始終強調往基層，往基層，深入基層，走到患者身邊，才能扼住高血壓的咽喉。

今年我們在河南鄭州開了中國高血壓聯盟的年會，也是對我們在河南基層高血壓防控工作的肯定，張新華教授負責在河南開展中國HEARTS高血壓防治項目，H代表Healthy Lifetime健康生活，E代表Evidence Based循證醫學，A代表Assessment可及性，R代表Risk Assessment危險分層，T代表Team Work團隊工作，S代表Systematic Monitory系統性監測。參與項目的基層醫療機構高血壓治療率達88.9%，控制率達46.8%，治療率已超過了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

記者：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分享這些寶貴的經歷。就如前AHA主席Suzanne Oparil 教授對您的評價“您是真正防控高血壓的‘斗士’！”您對高血壓研究和防治做出的貢獻將永遠被銘記！

圖 13 2012年，劉力生獲得國際高血壓學會頒發的羅伯特·蒂格斯特終身成就獎

劉力生：謝謝你們。我只是在做我應該做的工作。多年來，我能夠同世界高血壓聯盟及各國專家合作，共同推動高血壓防治事業的發展，這是我的榮幸。我希望未來會有更多年輕的醫學工作者加入到這個領域，為人類健康繼續努力。

圖 14 2022年世界心臟聯盟授予劉力生“全球心血管健康杰出貢獻獎”，（由葛均波教授代領）

結語

劉力生教授90歲再任中國高血壓聯盟主席，仍在忙碌中做著繁雜瑣碎的工作，她說自己“只是在做應該做的工作”，但正是無數個這樣的“應該”，匯聚成了中國高血壓防治事業的磅礴力量。如今，中國高血壓防治事業薪火相傳，一代又一代年輕的醫學工作者正沿著前輩開辟的道路繼續前行。而劉力生教授的名字，必將永遠鐫刻在中國醫學史的豐碑上，激勵著后來者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專家介紹

劉力生

中國高血壓聯盟主席

中國醫學科學院學術咨詢委員會學部委員，北京協和醫學院一級教授。1954年畢業于北京協和醫科大學，先后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院、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工作（任副院長、內科主任、教授的職務）；1980年赴美國參加伯明翰阿拉巴馬大學從事心血管病博士后研究。曾任世界衛生組織心血管病專家委員會成員、中國高血壓聯盟主席、中華心血管病學會主任委員、國際高血壓學會理事、美國心臟病學會重點（AHA）高血壓研究理事會國際研究員、世界衛生組織·發展中國家心血管病研究執行委員會共同主席；世界高血壓聯盟主席，衛生部心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副主任; 現任北京高血壓聯盟研究所所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教授。共發表論文300多篇，其中國際論文60余篇。共培養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40余名。她率先在國內開展大規模多中心前瞻性臨床研究，組織編寫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是國內外著名的心血管病內科專家，中國高血壓研究領域的學術帶頭人。

注釋

1. 北京協和醫學院 創辦于1917年，是中國最早設置八年制醫學教育和護理本科教育的醫學院校。

2. 盧溝橋事變 發生于1937年7月7日，是日本繼“九一八”事變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繼續和發展，也是中國全面抗擊日本侵略戰爭的起點 。

3. 重慶南開中學 由張伯苓創辦于1936年，因愛國和教學質量高而聞名，是抗戰時期中國基礎教育的典范，知名校友包括：鄒家華、周光召、朱光亞、閻肅等。

4. 孫瑞龍（1928-2008）是我國著名的心血管病學家、心電生理和起搏專家，1973年完成國內首例希氏束電圖

5. 一定要把淮河治好 1950年淮河流域發生特大洪水，毛澤東連續四次批示治淮工作，并推動形成“蓄泄兼籌”的治理方針。

6. 吳英愷（1910—2003），中國科學院院士，醫學家，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首任會長，中國胸心外科的開創人之一、心血管流行病學創始人，組建了三個醫院和五個外科，在醫療、預防、科研、教學和國際醫學學術交流等方面作出杰出貢獻。

7. 朱貴卿（1909-1983）我國著名的呼吸內科學家，中國呼吸病學的奠基人之一，被譽為中國現代呼吸病學的開拓者。

8. 羅慰慈 我國著名的呼吸病學家和臨床醫學家，中國醫學科學院學術咨詢委員會學部委員，北京協和醫院一級教授、主任醫師，曾主編教科書《現代呼吸病學》。

9. 雷海鵬 （1918 -2007）我國著名的藥理學家，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研究員，世界衛生組織人類生殖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

10. 賴聲漢 美籍華人，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終身教授，JAMA雜志編輯，在心血管病、傳染病和公共衛生領域享有國際聲譽。

11. 陳在嘉 我國著名的心血管病學家，長期從事冠心病診療與研究，提出冠狀動脈血栓是急性心肌梗死成因的觀點，并推動溶栓治療研究。

12. 程顯聲 我國著名的肺血管病學家，組建了我國第一個肺血管病中心，1973年開展了我國首例核素肺灌注掃描診斷肺栓塞。

13. 薩馬蘭奇 （1920 -2010）西班牙著名體育官員，國際奧委會第七任主席，被譽為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的改革者和奠基人之一。他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長達21年，對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14. 方圻（1920 -2018）我國著名的心血管病學家，長期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醫療保健工作，1956年開展心導管檢查，是國內最早開展血液動力學工作的研究者。

15. 高潤霖 中國著名的心血管病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在國內率先開展急性心肌梗死及并發心源性休克的急診介入治療，中國介入心臟病學的先驅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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