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的文化程度到底是有多高？戶口本寫著初中，本事卻能吊打學霸

現在的年輕人找工作，誰沒被學歷卡過脖子？HR掃簡歷第一眼先看學校，本科以下直接劃走，985、211都得排著隊等篩選。可要是把時間倒回1959年，北京派出所里有位特殊的戶口登記人，他填的學歷欄讓后來人笑掉大牙——“初中”。

這人不是別人，正是末代皇帝溥儀。消息傳出去，不少人撇嘴：“怪不得大清亡了，皇帝才初中文化。”這話要是讓東京審判的法官聽見，估計得當場把法槌拍響。那位在國際法庭上用英語舌戰群儒八天八夜，把日本戰犯的罪行扒得底朝天的證人，怎么就成了“初中學歷”？

說起來你可能不信，這位“初中學歷”的主兒，十三歲就能用駢文寫詔書，二十歲能啃英文版《泰晤士報》的國際評論，后來還自學俄語讀《相對論》，甚至能給故宮文物“挑錯”。他的知識儲備就像個無底洞，你以為是淺淺的水坑，往下一探才發現是深海。今天咱們就聊聊，溥儀這“初中”學歷背后，藏著怎樣一套吊打常人的知識體系。

戶口本上的“初中”，是個沒處說理的誤會

1959年12月4日，溥儀穿著一身嶄新的中山裝站在派出所里，手里攥著特赦通知書，手心全是汗。戶籍民警拿出登記表，一項項問信息，問到“學歷”時，溥儀突然卡殼了。

民警抬頭看他：“同志，以前在哪上學啊？高中還是大學？”溥儀撓撓頭，半天說不出話。他總不能說自己的“學校”是紫禁城，“同學”只有伴讀的皇族子弟，“老師”全是狀元、進士和牛津高材生吧？這些話在新中國的戶籍登記室里，聽著比天方夜譚還離譜。

他這輩子沒進過小學大門，更沒拿過中學畢業證。紫禁城里的帝王教育，在當時的教育體系里連個對應的名頭都沒有。民警看著他為難的樣子，提醒說：“實在沒上過正規學校，寫個大概水平也行。”溥儀琢磨著，自己沒讀過大學，總不能寫文盲，思來想去，提筆寫了“初中”——這大概是他覺得最保守、最不會出錯的答案。

這個隨手填的答案，成了他一輩子的“學歷標簽”。可誰能想到，這位“初中生”的啟蒙老師，隨便拉出來一個都能撐起一所頂尖大學。

他的老師天團，放到現在能卷哭教育界

溥儀三歲被抱進紫禁城，還沒斷奶就開始接受“帝王預科班”教育。六歲退位那年年頭，隆裕太后哭得昏天黑地，可轉頭就下了道懿旨：“皇帝學業不可廢。”這話可不是說說而已，皇室直接砸錢組建了“頂配教育天團”，陣容豪華到讓人驚掉下巴。

漢文老師陸潤庠，是同治年間的狀元郎，書法好到能當教科書，朝堂上的奏折寫得邏輯嚴密，連慈禧都得敬他三分。這位狀元爺教溥儀，從來不搞虛的，每天凌晨五點準時把他從被窩里薅出來，先背一個時辰的《論語》，背錯一個字就用戒尺敲手心。溥儀后來回憶，自己小時候最怕陸老師的戒尺，可也多虧這戒尺，《四書五經》背得比吃飯睡覺還熟。

另一位漢文老師陳寶琛更厲害，光緒年間的進士，學問深到能跟康有為辯論。他教溥儀不局限于書本，講《資治通鑒》時會結合朝堂舊事，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時，會指著宮墻外的百姓炊煙講道理。溥儀十三歲那年寫《勸學詔》，里面“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的句子，就是陳寶琛點撥出來的，字字句句都有帝王氣度。

教滿文的伊克坦是翰林出身，蒙文老師阿旺卻吉是藏傳佛教的國師，連教騎馬射箭的都是從蒙古請來的摔跤冠軍。到了1919年，皇室又添了位“洋老師”——莊士敦，牛津大學畢業，不僅英語說得地道，還懂中國文化，能跟陳寶琛用文言文對談。

這位洋老師給溥儀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他帶來了《伊索寓言》《愛麗絲漫游記》，還把《論語》里的“仁”翻譯成“benevolence”，用西方哲學的思路講解儒家思想。溥儀對英語著了迷，每天課后都抱著英語詞典啃，連給鋼筆起名字都叫“派克”。到1922年，十七歲的溥儀已經能捧著英文版《泰晤士報》讀國際新聞，看到列強瓜分中國的評論，還會用英語在旁邊寫批注反駁。

這套教育體系有多牛？簡單說，別人的中學在學數理化基礎，溥儀已經在學“帝王管理學”“國際政治”“經史子集精讀”；別人的大學在考四六級，他已經能用英語翻譯《四書五經》。莊士敦后來在回憶錄里寫：“溥儀的英語水平，比很多牛津本科生都扎實。”

東京法庭上，他用英語把日本人說懵了

1946年的東京審判，成了溥儀學識的“公開處刑現場”——只不過被處刑的是日本戰犯。作為偽滿洲國的“皇帝”，他被列為重要證人，站在被告席對面的證人臺上，面對的是一群來自西方的法官和檢察官，還有滿場虎視眈眈的日本律師。

開庭前，法庭準備了同聲傳譯設備，畢竟誰也沒指望一個“前清皇帝”能說流利英語。可溥儀一開口，全場都安靜了。他沒用翻譯，直接用英語問好，發音標準，語調沉穩，比有些西方法官的口音還地道。

接下來的八天里，溥儀成了法庭的焦點。檢察官問他偽滿洲國成立的細節，他條理清晰地講出日本人如何威逼利誘，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講到1932年的“建國”，時間、地點、人物說得一清二楚，連當時日本軍官的名字和官職都沒記錯。日本律師跳出來反駁，說他是“自愿合作”，溥儀立刻用英語反問：“如果有人用刀架在你脖子上，讓你簽字畫押，這叫自愿嗎？”

他的英語不光流利，還特別有“戰斗力”。講到日本人掠奪東北資源時，他用“systematic plunder”（系統性掠奪）這個專業詞匯；提到自己被軟禁的生活，他用“house arrest”（軟禁）精準表達，比翻譯官的表述還貼切。旁聽的美國記者在報道里寫：“這位中國前皇帝的英語水平，完全不輸給劍橋畢業的律師，他的證詞邏輯嚴密，讓日本戰犯無從辯駁。”

更讓人意外的是他的日語水平。偽滿洲國時期，日本人逼著他學日語，本以為他會消極抵抗，沒想到他三個月就掌握了讀寫，半年就能跟日本官員無障礙交流。日本人給的《明治憲法》，他不僅能看懂，還能挑出里面針對偽滿洲國的不平等條款。后來在法庭上，有日本律師用日語插話，溥儀直接用日語懟了回去，語速比對方還快，氣得日本律師臉都白了。

這時候再回頭看“初中學歷”四個字，簡直像個天大的笑話。能在國際法庭上用兩門外語舌戰群儒的人，怎么可能只有初中水平？只不過他的學識，從來沒被一張文憑定義過。

監獄里的“學霸”，把牢房變成書房

1950年，溥儀被押解到撫順戰犯管理所，很多人以為他會一蹶不振，畢竟從皇帝到戰犯，落差實在太大。可誰也沒想到，他在監獄里開啟了“學霸模式”，把牢房當成了書房。

別的戰犯每天盤算著怎么減刑，溥儀卻跟管理員要來了筆墨紙硯和各種書籍。他的床頭堆著《資本論》《聯共（布）黨史》，還有《相對論》《量子力學史話》這些連大學生都覺得燒腦的書。管理員擔心他看不懂，他卻笑著說：“慢慢啃總能啃懂。”

為了學俄語，他自制了單詞卡片，每天早晚各背一個小時，遇到不懂的就請教管理所里懂俄語的工作人員。不到兩年，他就能讀懂俄語版的《真理報》，還能寫簡單的俄語日記。有一次，管理所來了位蘇聯專家，溥儀用俄語跟對方交流了二十多分鐘，聊的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把蘇聯專家都驚到了。

九年的監獄生活，他寫了整整120冊筆記，堆起來有半人高。這些筆記不是流水賬，里面有對《資治通鑒》的批注，有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心得，還有對偽滿洲國歷史的反思。他在筆記里寫：“以前讀史書，總覺得帝王是天選之人，現在才明白，歷史是人民寫的。”這些筆記加起來有上百萬字，字跡工整，條理清晰，比很多學者的手稿還認真。

更有意思的是，他還在監獄里當起了“掃盲老師”。管理所里有不少戰犯是文盲，管理員知道溥儀學識淵博，就請他教大家認字。溥儀沒擺架子，專門編了首《漢字部首歌》，把復雜的部首編成順口溜：“三點水，和水有關，江河湖海都是它；單人旁，和人有關，你我他都是它。”

那些以前只會扛槍打仗的文盲戰犯，跟著他學了半年就能看報紙、寫家信。有個礦工出身的戰犯說：“以前覺得皇帝都是高高在上的廢物，沒想到溥儀先生比私塾先生還會教，我現在能給家里寫回信，全靠他。”溥儀聽了這話，只是笑著說：“知識不分高低，能幫到大家就好。”

在監獄里，他還迷上了中醫。《本草綱目》《黃帝內經》被他翻得卷了邊，里面的藥方都用紅筆圈了出來。有獄友感冒發燒，他根據癥狀開了個生姜紫蘇湯的方子，獄友喝了兩天就好了。管理所的醫生檢查后說：“這個方子很對癥，比有些江湖郎中的方子還靠譜。”

隱藏技能點滿，文物鑒定比專家還準

溥儀的本事不光在書本上，在紫禁城摸爬滾打二十年，他還練就了一身文物鑒定的絕活。這門手藝沒師傅教，全靠“見得多、摸得多”。

他小時候在宮里，最喜歡做的事就是逛庫房。那些從夏商周到明清的文物，他不是隔著玻璃看，而是直接上手摸。哪件唐三彩的釉色最正，哪件宋瓷的胎質最細，哪幅古畫的筆墨最流暢，他閉著眼睛都能說出來。宮里的老太監說：“小皇帝摸文物，比摸自己的玩具還熟。”

1962年，溥儀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園工作，閑暇時會去故宮逛逛。有一次，他看到展柜里擺著一件“康熙青花瓶”，駐足看了一會兒，搖了搖頭說：“這瓶子是仿的。”旁邊的導游不服氣，說這是專家鑒定過的真品。溥儀沒爭辯，只是指著瓶子的底部說：“康熙年間的青花瓶，底足是糯米漿調的釉，摸起來溫潤細膩，這個太粗糙，是現代工藝。”

導游把這事告訴了故宮的文物專家，專家們重新鑒定后，發現這果然是件高仿品，之前的鑒定犯了錯。從那以后，故宮的專家遇到拿不準的文物，還會專門請溥儀去幫忙掌眼。溥儀鑒定文物有個特點，不看證書不查資料，只靠手感和眼神，準確率高得驚人。他說：“真東西有靈氣，摸起來就不一樣，仿品再像，也少了那份韻味。”

除了文物鑒定，他對歷史研究也有兩把刷子。在監獄里，他還寫過一篇兩萬字的《殷商文化考證》，里面引用了大量史料，對甲骨文的解讀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后來這篇文章被史學專家看到，都稱贊他“有專業學者的水平”。要知道，殷商歷史距離他那個年代有幾千年，他能研究得這么透徹，全靠年輕時打下的歷史功底。

晚年還在啃相對論，活到老學到老

1965年，溥儀已經59歲，身體一天不如一天，肺氣腫和尿毒癥讓他經常臥床不起。可即便這樣，他的學習熱情一點沒減，床頭的書架上依然擺滿了書，最顯眼的就是那本《相對論淺說》。

他的妻子李淑賢說，溥儀每天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書看，遇到不懂的地方，就用紅筆做標記，等身體好一點就去請教中科院的專家。有一次，專家來家里看他，他拉著人家問了半天“光速不變原理”，聽得比年輕人還認真。專家笑著說：“您都這年紀了，還學這個干嘛？”溥儀回答：“學問這東西，不分年紀，多懂一點總是好的。”

這一年，他還在修改自己的自傳《我的前半生》。這本書不是簡單的回憶錄，里面對清末民初的歷史事件分析得十分透徹，對自己的過錯也毫不避諱。他在書中寫：“我以前是個昏庸的皇帝，對國家和人民犯了罪，現在我要做個合格的公民。”這本書洋洋灑灑四十多萬字，語言樸實卻字字真誠，里面對歷史人物的刻畫、對時代變遷的反思，都透著深厚的文化功底，出版后成了暢銷書，至今還被奉為歷史經典。

他晚年還有個習慣，用英語寫日記。牛津東方學院至今還保存著他的一批英文手稿，里面記錄了他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思考，全部用流暢的英語寫成。有學者研究這些手稿后說：“一個中國人，能用英語如此精準地闡述中國文化，這種跨文化表達能力非常罕見。”

1967年，溥儀走完了他傳奇的一生。他的戶口本上依然寫著“初中”學歷，但這兩個字早已無法定義他的學識。他這輩子，從皇帝到平民，從戰犯到公民，身份換了一次又一次，唯一沒變的是對學習的熱愛。

學歷只是標簽，本事才是底氣

現在再提起溥儀，很多人還是會先想到“初中文化的皇帝”，可了解他的故事后就會明白，學歷從來不是衡量學識的唯一標準。

他沒上過一天正規學校，卻有狀元進士當老師；他沒有大學文憑，卻能用三門外語交流，能讀懂《相對論》，能鑒定文物，能寫學術文章。他的學識，不是來自課堂和文憑，而是來自日復一日的積累，來自對世界的好奇心，來自活到老學到老的堅持。

反觀現在的我們，有時候太執著于學歷標簽，卻忽略了真正的學習本身。有人拿著名牌大學文憑，卻連基本的公文都寫不好；有人沒上過大學，卻在自己的領域做到了頂尖。就像溥儀用一生證明的那樣，本事是裝在腦子里的，不是寫在文憑上的。

故宮里現在還擺著溥儀當年用過的書桌，上面放著他的毛筆和英語詞典。游客路過時，總會停下腳步拍照，有人說：“這就是那個初中學歷的皇帝？太牛了。”或許，這就是對他最好的評價——不是“皇帝”，不是“戰犯”，而是一個用學識打破標簽的“學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