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溥儀參加辛亥革命50年座談會，偶遇一白發老翁，驚呼：奇遇

1959年12月9日的清晨，北京城刮著刺骨北風。披著舊呢子大衣的溥儀站在前門派出所的門口，手里攥著剛領到的特赦通知書。對于這位曾經的“大清皇帝”而言，戶口簿和居民登記卡比龍袍更沉——它們代表了一種新身份：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窗口里的年輕民警抬頭一笑，“愛新覺羅·溥儀，請在這簽字。”這一筆落下，歷史的閘門悄然合攏，新的篇章卻剛剛掀起。

從那一天算起，溥儀整整花了兩年時間，抖落舊日榮華，習慣“普通人”的一日三餐。植物園里他削過成千根插條，手上劃滿細小裂口；文史館的辦公室里，他握過上百支鉛筆，謄寫回憶錄。1961年10月13日，他帶著略顯暈染的藍色圓珠筆印，步入政協禮堂——那是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座談會的會場。他做了功課，知道出席者多是“老革命”，但沒想到會遇見鹿鐘麟，也沒想到那一聲“奇遇”會把自己拖回三十七年前的秋夜。

時鐘回撥至1924年10月22日。夜幕剛落，馮玉祥國民軍的卡式燈照亮北京街角。鹿鐘麟率第22旅兵分數路，幾乎沒開一槍，就拿下正陽門、中央電報局、警察廳。10月23日一早，他腰佩手槍，踱進神武門，遞上國務院公文，向紹英宣讀：宣統帝號即廢，須當日遷離紫禁城。紹英不信，“你們真打算炮轟皇宮？”鹿鐘麟冷著臉，“兄弟們炮栓都擰開了，可別逼他們。”硬氣的話嚇退了滿朝太監，也敲碎了溥儀最后的幻夢。11月5日下午四點，汽車碾過宮門青磚，滿清在皇城的最后一頁被風掀過去。開車的正是鹿鐘麟。

十二年后，1936年仲夏，鹿鐘麟已脫下軍裝，輾轉西北擔任寧夏邊屯顧問；溥儀卻在長春偽皇宮里，穿著日本軍部訂做的黃綢袍，簽字聽命。兩人命運分道揚鑣，再無交集，直到1945年8月的巨響。蘇軍坦克沖破長春外廓，同一天，鹿鐘麟透過延安的軍委大禮堂收音機聽到《對日作戰勝利公告》；而溥儀被日本憲兵連夜推進一架破舊運輸機，隨即在沈陽東塔機場被俘——弧線各自墜落，卻同歸于一場新秩序。

再往后，故事線似乎走得更快。1950年，蘇聯把溥儀用列車送回東北撫順戰犯管理所。“自食其力”四個字，成了他說不出口的艱難口令。糊紙盒、掃院子、寫自傳，皇帝手腳笨，不合格品堆得跟小山似的，同監號的老族人罵他“廢品”。挫敗感沒讓他崩潰，反而勾起一種近乎倔強的學習欲。他第一次認真翻《新華字典》，第一次把“公民”二字寫得端正。改造期間，鹿鐘麟也常收到管理所的簡報，他對部下感嘆，“這小子怕是要脫胎換骨了。”

1959年秋，中央決定實施首批特赦。毛澤東閱完名單，揮筆批示：“先放皇帝。”那句話后來被許多人津津樂道，但當時的溥儀更關心另一件事：出獄后在哪里糊口？周恩來詢問他的專長，他支支吾吾提到醫學，提到紫禁城文物修繕，最終被建議去植物園。60元月薪，給他買了第一輛二手自行車，也買來了植物學入門手冊。晚飯后他蹲在苗圃邊看螞蟻搬家，偶爾被同事調侃“皇帝，別踩秧苗”。他不再惱火，只擺擺手，“早不是那回事了。”

植物園三百多個日夜淡如白開水，卻磨去溥儀最后一點傲氣。1961年春，組織上調他到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資漲到一百元。他寫材料仍舊刮錯別字，可對北京城的胡同掌故、紫禁城建筑規格信手拈來。文史館需要這樣的“活地圖”，于是他被列入辛亥革命專題組，順理成章得到參會邀請。會前準備名單時，他看到“鹿鐘麟”三個字，眉頭挑了挑，沒敢多想。彼此沉默了三十多年，該說的究竟是什么？

10月13日上午十時，禮堂水晶吊燈亮得晃眼。溥儀換了件深灰色中山裝，排隊進入會場。剛剛就坐，他余光瞥見前排一位白發老翁，鼻梁高挺，軍旅氣質猶在——鹿鐘麟。溥儀一下子站起，幾步走上前，脫口而出兩個字：“奇遇！”這聲驚呼把周圍記者的鎂光燈引爆成雪片。鹿鐘麟握住他的手，微微用力，像當年把公文塞進紹英掌心那樣堅定。短暫沉默后，他笑道，“今天你還是想當皇帝，還是公民？”溥儀直視對方，“公民，而且心里真這么想。”簡單對話，不到二十字，卻把一段糾葛剪斷得干脆。

隨后，鹿鐘麟把溥儀介紹給熊秉坤——當年武昌首義的槍聲由熊打響，這位湖北漢子如今耳背嚴重，卻仍精神矍鑠。三人相對而立，背景板上“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八個大字朱紅醒目。攝影師提出合影，熊秉坤爽朗一拍溥儀肩膀，“你坐中間。”快門咔嚓落下，一瞬間把封建王朝的末代君主、北洋時代的逼宮將軍、辛亥首義的火槍手，鎖進了同一張底片。鏡頭里沒有仇恨，沒有譏諷，只有皺紋與微笑。

外人不知，會后那張照片曾被送進溥儀的辦公桌抽屜。多年后，照片邊角磨損，他依舊舍不得扔。或許在他心里，那是對“新生”二字最直白的注解：舊皇帝可以拿戶口簿，可以學會用鉛筆削枝條，可以坐在逼宮者身旁談笑。更重要的是，他終于不用擔心任何人會再問一句，“你想當皇帝還是公民？”答案已隨時光磨進骨子里——做公民，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