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信數據空間真的“可信”？真相沒那么簡單

“數據可信的盡頭，是透明，還是監管？

在AI席卷的浪潮中，“信任”成了數據時代最稀缺的資源。

算法越強大，數據越敏感。誰敢共享？誰能使用？誰來保證這一切不會被濫用？——這些問題，正是阻擋數據經濟向前的“隱形藩籬”。

過去十年，我們為打通數據流通做了無數嘗試：開放接口、數據交易所、隱私計算、區塊鏈存證……但數據依舊像散落各地的“金礦”，被層層壁壘包圍。問題不在技術，而在“信任機制”尚未被重建。

可信數據空間的提出與發展，正是對這個問題的一次系統性回應——人們試圖建立一個在共識規則之上運行的、跨組織協作的數據生態系統。在這里，數據能在安全、合規、可追溯的前提下流動；政府、企業、機構、個人都能在規則之下，共同創造數據價值。

可信數據數據空間能力視圖

來源：《可信數據空間發展行動計劃（2024—2028 年）》

想象很美好，但真的可行么？

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就需要知道可信數據空間的關鍵參與方。為此，我們這篇文章，從可信數據空間幾個參與主體的角度，來對其進行剖析。

數據提供方——想給又不敢給

在任何數據體系中，數據提供方都是源頭。

但在可信數據空間的語境里，這個源頭顯得異常謹慎——他們手里握著流動的黃金，卻時常不敢打開閥門。

原因很現實。一旦數據流出，就意味著潛在的風險：被復制、被濫用、被追責。尤其對于政府部門、金融機構、醫療機構這些掌握高價值數據的主體而言，“一次泄露，毀于一旦”的案例足夠多，也足夠痛。

于是數據被封存在各自的系統里，像被層層加密的保險柜，誰都知道里面有價值，卻沒人敢真正觸碰。

可信數據空間要解決的，正是這種“想給又不敢給”的結構性矛盾。

它通過密態計算、機密計算、隱私計算、數據沙箱、區塊鏈存證等技術，讓數據在“可用不可見”的狀態下被調用。算法進入數據，而非數據離開原地；加密模型取代明文傳輸，所有調用都可被追蹤、可被審計。

換句話說，數據可以參與協作，但不再“裸奔”。

技術之外，還需要規則。

在一個理想的可信數據空間中，規則與技術共同組成信任的兩條支柱——前者定義權責邊界，后者確保執行可驗。

“誰能訪問”“訪問多久”“能做什么”這些問題，必須在制度層面被清晰表達，而不是留給后事補救。

一些地方已經在嘗試建立這樣的秩序。例如，無錫的《數據條例》為地方數據流通提供了明確的行為邊界；而行業內部，螞蟻數科、北電數智等企業正以隱私計算平臺的形式，試圖讓“信任”變成一種可部署的能力。

但這只是開始。

對數據提供方來說，安全感不是一句口號，而是要能被測量、被驗證、被賠償的體系。

在信任被量化之前，數據流通依然是個帶刺的命題。

數據服務方——安全與效率的拉鋸戰

數據服務方指在可信數據空間中提供各類服務的主體，包括數據開發、數據中介、數據托管等類型，提供數據開發應用、供需撮合、托管運營等服務。

以提供技術支持的服務方為例討論，使用隱私計算等技術來為數據加密，如果加密過度，容易導致系統性能卡頓；加密不足則擔心無法保障安全，這直接影響到數據交易的效率與各主體的積極性，未來可以根據業務敏感度動態調控加密策略，在安全性與性能中間找到平衡。

國內提供隱私計算技術的公司，諸如螞蟻數科、北電數智、安恒信息等企業均有標志性案例。在政務領域，螞蟻數科FAIR平臺已經在多地數據交易所實現應用落地，推動數據要素價值賦能千行百業。安恒信息深度參與的國家數據基礎設施建設先行先試成果也已在重慶、溫州、贛州等地率先投用。

以溫州為例，基于隱私計算等技術的深入應用，數商能夠低成本接入數據基礎設施，各專區數據在安全、可信、可控、可溯的環境里高效流通，進一步賦能并孵化出更多創新場景；北電數智與中日友好醫院聯合打造“醫療可信數據空間”，并且憑借紅湖?可信數據空間技術基座，融合隱私計算、區塊鏈存證等前沿能力，為醫療數據安全流通與價值轉化提供了可落地的解決方案。

負責提供流通交易服務的主體多為各大數據集團、數據交易所，一般為當地政府主導建設的國資企業，在擁有官方背書的前提下，可以更好地聯絡交易環節上的各個主體，從而促成可信數據空間的建設。

今年6月，湖南大數據交易所與行業龍頭企業共同建設的“醫療健康數據專區”正式上線，依托湖南生物醫藥、基因技術、數字健康等領域的產業基礎，覆蓋全省的優質醫療資源網絡，打造了一個以多源異構數據融合為特色、以解決實際產業痛點為核心的新型數據交易樞紐。

數據運營方——誰來立規矩？

運營方是在可信數據空間中負責日常運營和管理的主體，制定并執行空間運營規則與管理規范，促進參與各方共建、共享、共用可信數據空間，保障可信數據空間的穩定運行與安全合規。可信數據空間運營者可以是獨立的第三方，也可以由數據提供方、數據服務方等主體承擔。一般由政府、公共機構、行業協會、數據平臺等擔任。

上文提到的具體規則的制定就是由運營方主體負責，運營方一般都具有行業權威背景，它們的公信力與對行業的專業認知是能夠承擔運營方角色的重要基礎。作為平臺與生態的構建者、維護者，吸引更多的數據提供方、服務方，使用方的加入，繁榮整個生態，也是他們的重要職責。

數據使用方——中小企業如何上桌？

數據使用方指在可信數據空間中使用數據資源的主體，依據與可信數據空間運營者、數據提供方等簽訂的協議，按約加工使用數據資源、數據產品和服務。

為了保障數據安全，可信數據空間廣泛采用隱私計算等加密技術，但這些技術往往會帶來較大的計算開銷，同時，使用高性能算力資源和高級數據工具也可能產生可觀的成本，這對中小企業來說是不小的負擔。

對于有需求、有意愿參與建設可信數據空間，積極主動購買數據產品的企業，當地政府或機構可考慮給予部分補貼，減少數據使用方的成本，加速可信數據空間市場的流通運轉。

監管方——能否看到數據的“暗箱”？

監管者在這場結構重組中，是最孤獨的角色。

他們既不擁有數據，也不直接參與交易，卻要為所有數據的安全與合規負責。

在傳統模式下，監管依賴抽查、報備與事后審計。但數據的流動不同于資金或商品——它可以瞬間復制、跨境傳輸、實時計算。監管者面對的，是一個動態的、不可見的網絡體系。他們需要看到系統的運行邏輯，而不是僅僅看到一份合規報告。

可信數據空間試圖讓這種“看不見”變得可視。

通過區塊鏈跨鏈審計、加密身份驗證、AI智能審計等機制，數據的每一次調用都能留下可追溯的數字足跡。監管不再只是“事后補救”，而是一種“實時共識”——在發生的過程中完成監督。

這也是可信數據空間最具顛覆性的部分：它讓監管從權力行為變成了技術能力。

在一個理想的體系中，監管不再是“誰來查”，而是“系統自動生成可被驗證的透明度”。

但理想仍在路上。

要實現“全鏈條、無漏洞”的監管，仍需要跨部門的協作、標準的統一、評估機制的常態化。不同監管主體間的信息壁壘，依然存在；權責邊界的模糊，仍可能讓監管空轉。

監管的難題，歸根結底仍是信任的難題。

信任如何被度量、被激勵、被懲戒？這不是一項技術發明能解決的，而是一種制度共識的積累。

寫在最后——我們將擁有怎樣的信任？

技術會老去，規則會被修訂，但信任的需求不會消失。

可信數據空間的意義，也許不在“可信”三個字本身，而在它逼迫我們重新思考：在一個由算法和數據驅動的社會，信任應當如何被生產、被驗證、被共享。

未來的數據世界可能沒有絕對的邊界。數據會在更多機構之間流動，AI會在更多決策中介入，而人類對“可信”的定義，也會在一次次危機和修復中被重寫。

這并非壞事——每一次關于信任的試驗，都是一次社會自我進化的過程。當信任不再依賴熟人關系，而可以被制度和技術共同保障；當數據的流動不再意味著失控，而是更高層次的協作。那時我們才能真正說，數據空間不僅可信，更值得共生。

未來可能不會有“完美的信任”，但我們正在靠近一種可被驗證的信任——那是人類在復雜世界中，為自己重新找到秩序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