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總理宣稱：印度還很年輕，我對印度有自信心，會追上中方

一、李顯龍的 “戰略喊話” 與印度的人口迷思

2025 年 10 月 28 日，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在倫敦查塔姆研究所拋出 “印度將超越中國” 的論斷，刻意放大印度年齡中位數僅 27.6 歲的人口優勢，卻選擇性忽視印度勞動參與率僅 40.8%、女性就業率不足 23% 的結構性矛盾。

這一言論迅速被印度媒體渲染為 “國際背書”，但實則是新加坡在中美博弈中精心設計的平衡術。

從人口結構看，印度確實擁有全球最年輕的勞動力儲備，勞動年齡人口預計 2048 年達 11 億峰值。但人口規模轉化為經濟動能需要三個關鍵條件：教育質量、產業承接能力和社會流動性。

印度成年人文盲率高達 24%，僅 4.69% 的勞動力接受過正規技能培訓，30% 的高校畢業生因缺乏實用技能難以就業。

這種 “有數量無質量” 的人口現狀，使得印度每年新增的 1200 萬勞動力中，超過 60% 只能進入低附加值的農業或非正式服務業。

更嚴峻的是，印度社會結構的 “碎片化” 嚴重制約人口紅利釋放。種姓制度導致 2.3 億達利特人被系統性排斥在主流經濟之外，語言多樣性使跨區域協作成本倍增（僅 57.1% 人口熟練掌握印地語）。

這種社會割裂使得印度勞動力流動性不足中國的 1/3，即便在 “印度制造” 核心區古吉拉特邦，仍有 40% 的企業面臨技術工人短缺問題。

二、經濟數據背后的 “增長陷阱”

李顯龍的論斷建立在印度 GDP 增速（2024-2025 財年 6.5%）高于中國的表象之上，卻刻意回避兩國經濟質量的巨大差距。

印度 4 萬億美元的經濟體量僅為中國的 1/5，人均 GDP（2880 美元）不足中國的 1/4，消費市場規模更是中國的 1/5。更關鍵的是，印度經濟增長呈現 “三低一高” 特征：低制造業占比（13%）、低出口競爭力（僅為中國的 1/10）、低投資效率（資本產出比達 6.5:1）和高財政赤字（占 GDP 6.8%）。

在產業結構上，印度陷入 “去工業化” 陷阱。莫迪政府 2014 年提出的 “制造業占比 25%” 目標已淪為空談，2025 年實際占比反降至 13%，而同期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突破 4 萬億美元，占全球比重達 30%。

這種差距在高端制造領域尤為明顯：中國機器人密度（每萬人 300 臺）是印度的 6 倍，新能源汽車產量（1500 萬輛）是印度的 30 倍。更諷刺的是，印度引以為傲的 IT 產業也面臨危機 ——2025 年軟件出口增速降至 8%，低于中國云計算產業 35% 的增速。

基礎設施短板進一步削弱印度的增長潛力。盡管莫迪政府投入 1.4 萬億美元推進 “國家基礎設施管道計劃”，但 2025 年仍有 60% 的高速公路項目逾期，孟買 - 艾哈邁達巴德高鐵僅完成 310 公里高架橋（全長 508 公里），預計 2028 年才能全線通車。

電力供應不穩定導致印度企業自備發電成本增加 15%，物流成本占 GDP 比重（14%）是中國的 2 倍。這種 “基建赤字” 使印度難以承接全球產業鏈轉移，2025 年外資流入同比下降 12%，其中制造業占比不足 20%。

三、新加坡的 “平衡術” 與地緣焦慮

李顯龍的言論本質是新加坡 “大國平衡” 戰略的延續。作為馬六甲海峽的 “收費站”，新加坡 60% 的貿易與中國相關，但安全上依賴美國（允許美軍使用樟宜基地），這種 “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 的模式在中美競爭加劇下日益脆弱。

2025 年 10 月，中美互征港務費導致新加坡港口集裝箱吞吐量三天內暴跌 12%，凸顯其對大國關系的高度敏感。

引入印度作為 “第三極” 成為新加坡的破局之道。2025 年新印計劃舉行 11 次聯合軍演，印度軍艦訪新次數翻倍，并首次參與馬六甲海峽聯合巡邏。這種軍事合作旨在構建 “對華戰略緩沖”，但印度自身能力的局限性使其難以承擔這一角色。

印度海軍艦艇數量（155 艘）不足中國的 1/3，且 60% 的裝備依賴進口，2025 年國防預算（790 億美元）僅為中國的 1/3。更關鍵的是，印度在南海問題上采取 “戰略模糊”，既想借助東盟制衡中國，又不愿徹底得罪北京，這種搖擺立場削弱了其戰略價值。

在經濟層面，新加坡試圖通過 “印度牌” 重塑區域經濟格局。李顯龍多次暗示印度應重返 RCEP，以平衡中國影響力。

但印度對 RCEP 的顧慮并未消除：2025 年印度仍維持 18.1% 的平均關稅（中國為 7.5%），擔心開放市場導致貿易赤字擴大（對華逆差達 650 億美元）。這種保護主義傾向使印度難以融入區域產業鏈，2025 年其對東盟出口增速（6%）低于中國的 12%。

四、中印競爭的本質與未來趨勢

李顯龍的言論折射出國際社會對中印競爭的誤讀。中印并非簡單的 “替代關系”，而是呈現 “互補 + 競合” 特征。在制造業領域，中國占據高端裝備、新能源等價值鏈上游（占全球市場份額 35%），印度在醫藥、紡織等領域具有比較優勢（占全球 15%）。

在數字經濟領域，中國在 5G、AI 等技術應用領先（專利數占全球 38%），印度則在軟件服務（占全球 28%）和數字支付（用戶數 3.5 億）領域表現突出。

從長期看，印度的發展面臨 “三重天花板”：一是人口紅利窗口期僅剩 7 年（2032 年結束），而印度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制造業體系；二是社會矛盾（種姓、宗教、地區分裂）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2025 年印控克什米爾地區沖突已導致經濟損失達 50 億美元；三是地緣環境惡化，中國通過 “一帶一路” 在南亞布局（巴基斯坦瓜達爾港、斯里蘭卡科倫坡港），形成對印度的戰略包圍。

相比之下，中國通過 “雙循環” 戰略提升內需（消費對 GDP 貢獻率達 65%）、推進產業升級（高端制造業占比提升至 15%），并在新能源（光伏組件占全球 80%）、數字經濟（電商交易額占全球 40%）等領域建立新優勢。

結語：人口紅利的 “潘多拉魔盒”

李顯龍的 “印度趕超論” 實質是地緣政治的敘事建構，而非經濟規律的客觀判斷。印度若想將人口優勢轉化為發展動能，需在未來十年內完成三項改革：打破種姓制度對勞動力市場的束縛、建立全國統一的基礎設施網絡、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目前僅為 22.5%）。

然而，這些改革觸及印度社會的深層結構，短期內難以實現。正如李光耀生前所言：“印度的問題不是缺乏潛力，而是缺乏將潛力轉化為現實的能力。”

在這場 “人口紅利” 的博弈中，印度或許更應關注如何避免 “人口爆炸” 演變為 “人口負擔”，而不是沉迷于超越中國的虛幻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