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罵或港罵，或非最可怕！國安大埔球迷罵戰：最應警惕烏合之眾

落魄到亞冠二級聯賽的北京國安隊，在主場進行的小組第二回合比賽中，以3:0戰勝中國香港大埔隊，并以總分8:3淘汰了這支同胞球隊。

不過，這兩輪“兄弟鬩墻”的淘汰賽，也產生了一些不和諧的聲音。

早在首輪大埔隊主場時，一些香港球迷的罵聲就開始響起，甚至還涉及到政治方面，球迷的情緒發泄變得出軌愈矩，走向了令人不安與危險的領域。

而大埔隊來北京賽前的一些言論，也被解讀為“赴北京比賽是出國”，可以說進一步激化了矛盾。

“國安永遠爭第一”的北京球迷，也在自己的主場發起了針尖對麥芒的回擊，他們在現場的“京罵”也是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為免有污文明讀者之耳目，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首先，作為球迷——特別是世界第一運動之下群體性聚集的足球迷，可以說在全球范圍之內，都會出現一些情緒化發泄的罵聲。

當然，在本質性的道理上，這是一種不文明的污言穢語，但在人之本性的感情宣泄層面，或仍有一定的可理解性。

因為，競爭體育的內涵賦予上，確實包括了促發和允許公眾荷爾蒙外泄的元素。因而很難完全避免球迷的罵聲，也會在一定程度上被球迷所僭越與泛化，而公眾及管理者也能在一定層面上，予以相應的寬松與寬容對待。

當然，公共場合的集體情緒化的發泄，必然也會被限制在一定的度上——既不能產生過分惡劣的影響，更不能造成社會安全穩定之虞才行。

因此，這樣的球場罵戰，如果超過了社會容忍與寬容之度，顯然就不可取了，也就會受到一定的管束、限制與追責。

而無論是在香港或是北京，抑或在全世界各地的球場上，出現一些球迷情緒化的罵聲本身，卻并非是最可怕的事情。

真正可怕的是，如果這樣的球迷行為，變成了“地域炮”的撕裂，甚至變成了族群對立、民族對抗等政治立場等互相攻擊，那顯然就逾越了道德與法治的底線，就會產生可怕的后果。

其一，這其中的“法不責眾心理”，必須加以預防與有效管理。

“沒有孤膽，卻有群膽”，這幾乎是所有人的天性和本性——而不只是我們中國人才會如此。

這不僅是因為“人多力量大”一個原因，還有有涉失德違法之事時，聚集成團的群體中之個人，就會產生一種“法不責眾”的心理，這也是群體球迷之中，易爆發排山倒海般罵戰的一大原因。

但“法不責眾”心理之下，促發的群體性事件有可能會失去控制，進而走向一起違法的“集體暴政”之中——這其中，催發了一些個體所謂的“賊膽”無限膨脹，就可能產生令人齒寒的惡果。

比如，像當年發生在西安的打砸日系車主事件，如果不是發生在集體的隊伍中，那位小伙應該沒有膽量與可能會干此違法之事。

正是在集體力量包裹之中的個體，被催生出膽大包天的荷爾蒙，以為“法不責眾”之下，才會出現暴力砸壞車、砸殘車主的惡果發生。

所以，對于類似這種球迷“港罵或京罵”的現象，我們的球隊、球迷組織及管理者，還是應當積極正面引導，不讓情緒化的發泄沖了閘、脫了韁才行。

其二，球迷集體罵戰中的“烏合之眾”現象值得警惕。

法國社會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其名著《烏合之眾》中，對于個人融入集體、形成烏合之眾情形后，產生的變化與異化現象進行了深入研究。

當個體融入群體時，群體心理會顯著改變個體行為的模式，進而導致理性退化、情緒極端化等特征。

勒龐還認為，當個體融入群體后，他們的理性思考能力就會急劇下降；相反，其情緒化、極端化傾向則陡然增強。

一頭扎入群體之中的個體，便容易受到群體觀點、宣傳的暗示和影響，變得更傾向于統一進行簡單化、標簽化的共同性表達，甚至會放棄個體的獨立判斷，完全被集體言行和思維所虜獲、同化與洗腦。

此時，“烏合之眾”產生出一些典型的表現，比如用情緒代替了個人的獨立思考——走向從眾的罵戰，就是其中表現之一。

烏合之眾還會過于迷信多數人的集體性觀點，但卻容易忽視事實、不顧邏輯，產生盲目跟風現象。

這還表現在語言極端化上，像非黑即白的二元化標簽亂貼，各種極端化的表達也開始出現等。

還有，產生強化站隊心理與身份認同感，并在放棄自我與獨立后的歸屬感后，更容易放棄理性判斷，而代之以情緒化的認同。

同時，還容易出現排斥異見、群體性圍攻、強化集體性錯誤認知等。

或許單獨的香港球迷及北京球迷，平時的表現卻是較為理性、中和與文明，但是，一旦缺乏獨立思考和邏輯思維，以及正確的文明觀念熏陶等，就會在自以為“法不責眾”的“烏合之眾”環境里，輕易被群體裹挾成盲流之一員。

多一些理性化，少一些情緒化；多一些法治思維與文明理念，少一些語言暴力的怪胎，將“法不責眾”的歪念早早拋卻，不能以置身合體于“烏合之眾”為榮。

那么，就能有效避免體育精神被政治化、地域化、族群化、集體化標簽的裹挾，才能真正回歸對于賽事本身的尊重——從而達到球迷們的自我尊重與互相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