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導論 我的田野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我的田野

中國的外賣經濟發展迅速，已成為當下中國社會重要的數字化基礎設施。本書的田野數據來自我在 2017 年 5 月至 2024 年 3 月間對外賣員的持續觀察。其間，我所在的調研小組以訪談、田野觀察、問卷、跟跑單等形式參與對外賣產業尤其是外賣騎手的觀察。問卷調查地點以北京地區為主，在 2018 年到 2023 年 6 年間連續發放。參與問卷的外賣騎手人數分別為 N（2018）=1339，N（2019）=771，N（2020）=1306，N（2021）=1209，N（2022）=1208，N（2023）=1264。訪談則伴隨田野調查，每年不間斷進行。截止到 2024 年 3 月，我訪談了兩百余位騎手，其中包括三十余位女騎手，也包括二十余位站長、調度員、騎手小組長等。調查的時間維度跨越了新冠疫情，所以疫情期間的訪談多在線上進行。也正是在那段時間，外賣騎手作為 “朝不保夕者” 的身份更加凸顯，“手停”“腳停” 意味著 “嘴停”，沒有收入給他們帶來的沖擊極大。因此，本文的部分內容也記錄了疫情期間外賣騎手的勞動與其面臨的困難。

除了外賣騎手，我也盡可能地采訪了外賣平臺工作人員、加盟商、代理商、消費者、餐飲店家以及騎手家人，并搜集了相關的資料和數據。其中，我對三十余人進行了正式采訪，其他大多是日常閑聊和交流。在這些信息中，有的是一手數據，有的是來自政府、媒體、市場機構或者個體觀察者的二手數據。這些數據對于我拼湊整個外賣行業 “過渡勞動” 的故事十分重要。

我關注的大多數騎手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濟南等地跑單，與此同時我也訪談了一部分在縣城，如陜西渭南和宜君、江西景德鎮、云南勐海、山東菏澤曹縣等地跑單的騎手。騎手是一群十分具有流動性的人，大城市的騎手來自五湖四海，這樣的地域多樣性幫我更好地看到了各種各樣的勞動者境況。他們有的家里還在務農，秋收時需要趕回老家收糧食；有的已經舉家搬來大城市，幾乎與老家斷了聯系。有的把孩子留在老家讓父母帶，有的讓孩子進了寄宿學校，也有的即使吃力也要把孩子帶在身邊。他們有的已經結婚生子，也有的才十幾歲就跑來大城市 “看世界”。家庭和未來對于每個人的意義非常不同。我們調研小組分析了在北京地區所做的外賣騎手問卷發現，騎手幾乎來自全國各個省份，多以農村地區為主。騎手最多的一個身份，依舊是農民工。跨越兩個時代的兩份職業有著鮮明的連續性，這讓我在后續的分析中多少有了一些歷史的延續思考。需要說明的是，這里的外賣騎手不僅包括送餐的騎手，也包括送文件、藥品、生活用品的騎手，如 “閃送” 和 “UU 跑腿” 等細分業務的騎手等，但不包括快遞配送員。

與千禧年前后出來務工的大批農民工一樣，騎手們多是通過老鄉、熟人、親戚關系等跑來特定的城市打工，這樣可以一定程度上削弱他們的不安全感。根據調研小組 2021 年對北京市外賣員的調查，通過老鄉或朋友介紹進入外賣行業的騎手占被調查總人數比例的 74.03%；網站招聘次之，占 10.67%；通過微信群招聘廣告、微信朋友圈、勞務中介、QQ 群、廣播等渠道加入外賣員行列的人數占比均不足 5%。但與農民工群體略有不同的是，加入騎手隊伍的勞動者似乎更愿意 “賺快錢”。這背后的原因很復雜，一些勞動者頭腦更靈活，想要乘著快速崛起的互聯網之風賺一波紅利；也有一些勞動者迫于現狀，找不到其他工作而不得不送外賣。同年的問卷調查發現，外賣騎手多背負債務，負債人數占被調查總人數的 62.94%。其中，84.91% 的負債騎手負債金額在 1 萬元以上，12.47% 的負債騎手負債金額在 30 萬元以上。在背負債務的騎手群體中，近半數（48.16%）騎手因買房 / 買車而負債，有些因養育小孩 / 贍養老人（37.40%）和創業失敗（36.61%）而負債。外賣騎手的負債原因多來自住房與家庭，這也讓我們看到過去幾十年的城鎮化對農村人群的影響日益增強。

送外賣是一項太過生動的數字勞動，每天奔跑在街頭巷尾的騎手會讓我產生一種數據唾手可得的樂觀。可實際情況是，在街上 “捕捉” 騎手并不容易。他們像池塘里游來游去的小魚，極易受到驚嚇。靜止的時候你撲上去，他們會立馬躲開或逃跑。有一次，我和幾個同學一道去陜西渭南調研。在一家肯德基店里，我們發現了幾個正在玩手機等餐的騎手。一個同學跑上前去詢問其中一個騎手是否愿意接受我們的采訪。可能是同學說得太正式，那個騎手連連拒絕，甚至嚇得跌倒在地，爬起來之后立馬跑了出去。在一次次被拒絕的嘗試中，我與調研小組的同學們不斷地學習、摸索 “打開” 這群人的方式，逐漸有了經驗。多次拒絕讓我開始變得厚臉皮、自來熟，有時我覺得自己像一個打足了雞血的銷售冠軍，即便被拒絕也可以笑嘻嘻地站在那里，淡定且從容，繼續等待 “捕捉” 下一個騎手。

初期的田野調查以 “偶遇” 和 “捕捉” 為主，逮到愿意與我多聊的騎手就盡可能多地與他們交流。其他騎手看了，會在一旁盯著我，并不上前，看得出來他們十分好奇但又不好意思多問。隨著田野時間的增加，周邊騎手的戒備少了很多。一些騎手甚至開始主動打招呼：“你們又來了？這次調查什么？” 慢慢地，我們與其中一些騎手變成了朋友，他們開始主動給我介紹愿意聊天的人。甚至有段時間，一些騎手以接受我們的訪談為榮：“孫老師的調查，自然是要來的！” 可能是因為自己的傾訴和表達得到了重視，讓他們感到欣慰。有的騎手知道我是學者和大學老師，研究外賣騎手，就夸贊我，說我有同情心；也有的騎手在我與調研小組的同學做田野的時候，對我們進行 “再教育”，認為我們 “這些大學生、老師應該落地一些，多多關注社會上的真問題而不是跟隨網上的‘專家’胡說八道”。有好幾次，一些愛琢磨事情的騎手反問我：“你不是研究騎手的嗎？不是能幫我們嗎？那為什么我們這個派單時間不但沒有增加，反而越來越短？”“你做這個研究有用嗎？真的有人關注我們這些人嗎？”

學者下到田野中被認為是有資源、有人脈關系，這種情況我和調研小組的同學也遇到過。在此過程中，騎手遇到一些具體困難時會求助我們。他們有的遭遇不公，憤憤不平，希望我們能夠聯系媒體替他發聲；有的遇到困難，希望我們能夠動用關系，聯系外賣平臺幫助其解決；也有的希望分享自己的故事，說 “保不齊有一天可以上新聞，就出名了”。對此，我時而努力幫忙聯絡協調充當問題解決者，時而又因為自己能力有限而哭笑不得。

外賣田野對我來說是一個充滿挑戰的學習過程，我慢慢地學會了如何與大多數騎手相處。作為一名來自象牙塔的 “青椒” 女性，在多數騎手是男性的情況下，深入和融入他們的生活并不容易。取得信任需要時間。人是復雜的，騎手當然也是。他們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等待被限定在特定苦難框架里的二維存在。我時而傾聽，時而抉擇。在田野里，我慢慢地學會了如何體驗和理解這個江湖，也體會到了經驗的重要性。人的經驗是復雜的，它有感受、有思想。每一次的田野，都讓我有所進步。有時候是我的嗅覺、觸覺、聽覺等感官變得更加敏銳，有時候是我理解空間、地方、流動的思維變得更加活躍。這不禁使我想到稻盛和夫所說的 “現場有神靈”，也許正是這樣一種美妙的體驗。

“知識只屬于實踐者，只能在豐繁復雜的人民實踐中不斷汲取新的內涵 —— 這是唯一有效和可靠的內涵，包括真情實感在概念中的暗流漲涌。” 正因為如此，我在本書中并不甘于僅僅強調外賣騎手的勞動過程，而是希望看到勞動所聯結的千千萬萬的生命歷程和個體命運。在具體論述中，本書采用自下而上的展開方式，將話語的主體性重新歸還給個體勞動者，從他們的視角窺探過渡勞動形成的原因、過程和引發的社會影響。

作為一名觀察者，我有幸在田野中認識了很多樂于助人的騎手，甚至與其中不少騎手成為彼此信任、交心的朋友。這對于我而言是一段難得的經歷。我自認不是一個熟稔于開拓社會關系的人，但是外賣的田野讓我看到了這種可能。伴隨著外賣騎手的生命歷程，我也更加堅定了自己關注和記錄數字勞動者的使命。感謝我在 2017 年至 2024 年期間獲得的大大小小的學術資助，因為有這些資助，我可以力所能及地給騎手一些誤工費。數目雖然不大，但大致抵得了他們因為與我聊天而耽誤的本可以獲得的勞動報酬。這讓他們更加心安理得地與我聊天，也讓我有更多的機會接觸、了解騎手的工作和他們的心思。對于既無個人魅力也無熟人關系的我來說，訪談勞務費的存在是我進入田野、獲得大量一手資料不可或缺的支撐。出于對受訪者和支持者的尊重與保護，本書提及的所有訪談者姓名均為化名。

寫作的時間斷斷續續已有三年，細細算來并不算短。作為一名青年學者，中間總有諸多或細碎、或重要的工作任務需要處理，時常感嘆千頭萬緒，無法集中精力全力書寫。在編輯顧曉清老師的催促和幫助下，總算在時間的碎片中完成此書。每每做完新的訪談、見過更多的人、讀到內容好的材料，總希望將其融入自己的研究，也是因此，文稿一推再推，歷經反復修改刪減，終成為現在的樣子。雖不夠完美，也已盡力。至于一應缺憾，皆歸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