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有57位開國上將，但為何在1955年授銜中僅55人被授予上將軍銜

資深軍迷都知道，在我國歷史上共有57位開國上將，其中既包括經長期的戰(zhàn)爭考驗而成長起來的人民軍隊高級干部，同時也包括3位在解放事業(yè)中有積極貢獻的原國民黨軍起義軍官（即陶峙岳、董其武、陳明仁），此外在開國上將中還有4位少數民族軍官分別是韋國清上將（壯族）、烏蘭夫上將（蒙古族）、李濤上將（瑤族）和楊至成上將（侗族）。

不過，許多人弄不明白的是 ，為什么官方介紹中明明指出開國上將的人數為57位，但是在1955年舉行的開國將帥授銜過程中，卻只有55人被授予了上將軍銜，另外2位是什么情況呢？

實際上，這個問題非常的簡單，這是因為開國上將王建安是在1956年1月被授予上將軍銜、開國上將李聚奎則是在1958年才被授予上將軍銜。接下來，小圣就為大家展開介紹一下相關情況，幫助大家梳理一下過程。

1955年9月27日，經過前期嚴密緊張的一系列籌備工作，我國在北京隆重舉行了開國將帥授銜儀式：先是在下午兩點半向9位在京的開國大將授予了大將軍銜（但徐海東因病在大連療養(yǎng)，未參加大將授銜儀式），而后又向在北京的301名將官進行了集中授銜。當日下午五點，在北京懷仁堂舉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的授銜儀式（實際僅7位元帥參加，當時劉伯承和林彪因為生病正在青島療養(yǎng)、葉劍英在大連組織抗登陸演習，均無暇參加授銜儀式）。

同年10月22日起，各大軍兵種單位、各大軍區(qū)分別在北京、南京、蘭州、成都、廣州、武漢、沈陽等地舉行了授銜活動，授銜現場由相應的元帥、國務院副總理或大將分別主持（比如南京授銜儀式由劉伯承元帥主持、武漢授銜儀式由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主持等等）。由此，在整個1955年，共計有55人分批被授予上將軍銜。

然而，在1955年的授銜工作中，雖然王建安當時已經是正兵團級軍官，但由于一些原因被暫緩授予上將軍銜，而是直到1956年1月才被補授上將軍銜并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和一級解放勛章。1956年12月，王建安上將出任沈陽軍區(qū)副司令員一職，后于1961年10月擔任濟南軍區(qū)副司令員，再于1969年8月轉任福州軍區(qū)副司令員，之后還曾進入中央紀委擔任常委、1975年8月任中共中央軍委顧問（期間向黨中央、中央軍委提交了許多有價值的調查報告）。

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王建安曾是著名的“山東雙雄”之一（另一位則是開國上將許世友）。1947年2月，山東野戰(zhàn)軍和華中野戰(zhàn)軍正式合編，其中魯中軍區(qū)部隊合編為8縱（下轄22師、23師、24師，兵力為3.3萬人），時任8縱司令員為王建安、政委是向明，而膠東部隊則是整編為9縱，許世友為9縱司令員。

最后，再介紹一下李聚奎上將的情況：新中國成立后，其歷任第四野戰(zhàn)軍司令部副參謀長、東北軍區(qū)后勤部部長、解放軍后勤學院院長等職。

1955年7月30日，李聚奎奉命出任石油工業(yè)部第一任部長（而且還是被周恩來總理親自點將擔任新中國首任石油工業(yè)部部長），因而未能參加授銜儀式（當時，毛主席針對評銜工作發(fā)表過重要的意見，那就是“離開軍隊系統到政府部門工作的干部還是不授銜為好”）。

直到1958年2月，李聚奎重新返回軍隊系統出任總后勤部政委一職，期間他參與制定了軍隊現代化、正規(guī)化建設的方針。然而在同年補授軍銜時，他發(fā)揚風格、“就低不就高”，盡顯崇高豁達胸懷，最終被補授上將軍銜并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由此，李聚奎成為我軍最后一名開國上將；1988年7月，李聚奎又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這是黨和軍隊對于這位忠誠老將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