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試讀 | 《士族的晨昏》覺醒年代——文學“自覺”的來臨

覺醒年代——文學“自覺”的來臨

文學“自覺”之前

魏晉南北朝詩文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極為重要的— 這首先突出地體現在文學的“自覺”上，換句話說，魏晉南北朝詩文是中國文人文學真正的開端。要注意，這個表述中有兩個限定詞：一是“文人”文學，二是“真正的”開端，其中的區別在哪里呢？這就不得不從魏晉南北朝之前文學的性質講起了。

“文學”一詞出現得很早，《論語》中就已經有了，《先進》篇中列了“孔門四科十哲”，其中的子游、子夏就是“文學”科的佼佼者。不過這里可不是在說子游、子夏他們有靈感、有文采、會寫詩、會作文，而是指他們通習儒家經典文獻知識，《尚書》記得熟、《禮記》背得好、《春秋》理解得通透，用我們當今的視角來看就是夸他們博聞強識、博學多才，跟妙筆生花、健筆凌云這些就關系不大。所以說，早期的“文學”其實指的是“經典之學”“文獻之學”，在含義上更接近于我們今天所說的“學術”一詞。

不過，為了深入淺出地闡釋學術思想，使之更加明辨、透徹，從而為更多的人所接受，尤其是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諸子百家”，在撰寫學術論著的過程中會綜合使用各種表達方式、修辭手法、論證方法，會講求聲韻、辭藻和篇章結構，使之產生較強的可讀性。這種可讀性我們又可以稱之為“文學性”，如今我們對魏晉南北朝之前的作品進行的“文學研究”，其實準確地說就是對這些文獻的“文學性”研究。但我們很難說這種“文學性”是有意為之、自覺運用的結果，更不是創作的真正目的與追求，畢竟它們是直接服務于學術、依附于政治的，因此這時的“文學”還沒有“自覺”，只是為后世文學的“自覺”發展孕育了可能。

先秦文學除作為學術、政治的附庸，沒有獨立地位以外，在藝術形式本身上也不具備獨立性，而是一種“詩、樂、舞”雜糅的綜合藝術。以先秦文獻中文學性最強的《詩經》為例，其中收錄的詩篇本質上都是周王朝的禮儀性樂章，主要應用于貴族政治生活中的各種場合，如朝會、宴射、外交、行軍、婚喪嫁娶等方面，在使用時，這些詩篇、詩句并不是干巴巴地念出來，而是要配樂演唱，甚至有相應的舞蹈乃至戲劇情節演繹的— 大家可以留心關注，先秦歷史文獻中但凡出現詩句，前面必定是“歌”或者“誦”，區別是前者有樂器伴奏，后者只有人聲，但都是有旋律的演唱；而《左傳》中更是通過“季札觀樂”這樣一個情節，完整地展現了先秦時期“詩、樂、舞”共奏的場面，感興趣的朋友可以查閱《左傳》“襄公二十九年”的相關文本加以了解。

從這個角度來看，先秦文學活動的參與者，除詩篇的寫作者之外，還有為之譜曲的太師，以及參與演奏、歌唱、舞蹈的樂工和歌舞伎等，所以這更像是一個復雜的文藝團體參與的綜合性文藝活動，而很難將其視作單純的文人文學創作，就好比我們如今很難把歌詞作者當作獨立的作家來看待一樣。

基于以上兩點，我們可以說：因為“詩、樂、舞”的雜糅和太師、樂工、歌舞伎在文藝活動中的廣泛參與，魏晉南北朝以前的文學還不是單純的“文人”文學；同時，由于服務于學術、依附于政治的特性，魏晉南北朝以前的文學也還不是“真正的”文學。

■摘選自《士族的晨昏》第一講

制作：凌小凡

初審：司麗麗

復審：李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