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指手畫腳誰不會？能寫出《平凡的世界》這種水準的，沒有！

1985年秋天，延安文藝座談會舊址外，一位中年男子抱著厚厚的手稿站在風里。

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呢子大衣，臉色有點蒼白，眼神卻亮得扎眼。

那年他37歲，名叫路遙。

誰也想不到，就是這份手稿——《平凡的世界》，后來成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最受讀者歡迎的小說之一。

而在那之前，它被不少文學圈的人輕描淡寫地貼了個標簽：太土，太直白，太過時。

可這事兒啊，還得往前說。

說到1975年，陜北清澗，黃土高原腹地，一個叫王衛國的青年，剛從延安大學畢業，分配到《陜西文藝》編輯部當編輯。

那時候他還沒改名叫路遙，住在單位分的筒子樓里，靠著幾塊煤球過冬。

一天能吃上一頓飽飯就算運氣不錯。

可到了晚上，他就點著煤油燈，趴在書桌上寫東西，寫得手指凍得發紫，還不肯停筆。

那會兒社會氛圍剛松動點兒，文革的陰影還沒散干凈。

文壇上流行的是英雄豪杰、革命敘事，要么就是先鋒實驗。

可路遙覺得，那些東西離他太遠。

他更關心的是村子里那個吃了上頓沒下頓、卻還想讀書的少年；是那個在礦井下干活、臉都看不清的工人。

1980年，他寫了一篇中篇小說，叫《驚心動魄的一幕》，拿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一下子在文壇出了名。

再后來，又寫了《人生》，被改編成電影，火得一塌糊涂。

按理說，他可以順勢再寫幾部“青春勵志”小說，穩穩當當吃文壇這碗飯。

可他偏不。

“我要寫一部真正的大作品，三部，幾十萬字，四十歲之前完成。”這是他在日記里寫下的。

當時沒人當回事兒，覺得他瘋了。

可他真干了。

從1986年開始，路遙幾乎與世隔絕。

他把自己關在西安華清池附近一間不到20平米的磚房里。

白天寫作，晚上修改，吃的是泡面、饅頭、咸菜。

他有胃病，常常痛得彎腰，可他不肯去醫院。

有人勸他別這么拼，他說：“寫完這書之前，我不能倒下。”

有一次，朋友去看他，敲了半天門沒人應。

以為出事了，破門進去才發現，他癱在地上睡著了，手上還拿著筆，稿紙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字。

他幾乎是靠意志力在撐著。

那段時間，他的女兒剛上小學。

有同事回憶，他幾乎不去接孩子放學，也很少參加家長會。

有人說他太冷漠，他自己卻說：“我對不起她，但我得完成這本書。

她以后會明白的。”

書寫到第三部，人物線索多得像亂麻。

孫少安、孫少平、田曉霞、田福軍……每一個人都得有血有肉，每一個細節都不能假。

他把每個人的生活軌跡單獨畫在圖紙上，用線連起來，墻上貼滿了便簽和人物關系圖。

有人調侃他像刑警破案，他卻說：“他們不是人物，是活人。”

書中人物說話有時候帶著陜北方言。“相跟著”“美氣”這樣的詞，編輯建議刪掉，說不標準。

他堅持留下：“他們怎么說我就怎么寫。”

1988年，書的第一部出版。

沒宣傳，沒營銷，連封面都是黑白的。

可沒想到，一下子火了。

書店排長隊，圖書館借不到，甚至有人抄寫整本小說手抄本傳閱。

到了1991年，《平凡的世界》三部完結，拿了當年的茅盾文學獎。

評委會上，有人說：“這部作品的文學性不夠。”也有人反駁：“你可以不喜歡，但你不能否認它的價值。”

獲獎后，他沒去領獎。

那會兒他身體已經垮了，肝功能嚴重衰竭，醫生讓他住院，他卻說：“讓我把書稿再校一遍。”1992年，他在西安住院，身邊帶著書稿和紅筆。

護士回憶，他有時候半夜醒來，還在改錯別字。

1992年11月17日凌晨4點，他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

年僅42歲。

他的書桌上，還擺著那支用斷的鋼筆。

稿紙上最后一句話是：“生活不能等待別人來安排，要自己去爭取和奮斗。”

他沒能看到《平凡的世界》后來成了暢銷書，也沒看到它被改編成電視劇、電影、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