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極端氣候摧毀的帝國

當第一場雪降臨長安城的時候，唐玄宗和所有人都覺得，這個冬天，似乎來得比較早。

這是大唐開元二十九年九月丁卯日（741年10月21日），這場初雪，相比長安城的往年，提前了約38天。

唐玄宗沒有意識到的是，大唐帝國在從618年建國后，持續100多年的暖濕氣候，將以這場初雪作為標志，此后逐漸走入冷干氣候，并掀起一場帝國的劇變。

隨著開元盛世進入最后一年的尾聲，寒冷的氣候，也給北方游牧的契丹和奚族帶來了劇烈的沖擊，他們開始頻繁南下沖擊大唐帝國的邊疆。

就在這場比往年明顯提早的初雪之后的第二年，大唐天寶元年（742年），40歲的安祿山被正式任命為東北邊疆的平盧節度使。13年后（755年），在東北掌權多年的安祿山，將帶領手下的兵士和契丹、奚族的叛胡，掀起一場幾乎摧毀大唐帝國的動蕩。

沒有人意識到氣候轉型的隱性效應和巨大威力。但大唐帝國，即將因為氣候轉冷和諸多綜合因素，走上毀滅的冬天。

▲西安大雁塔。圖源：攝圖網授權

在中國的歷史性氣候循環中，曾經出現過四個寒冷期，分別是東周（春秋戰國）、三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兩宋、明末至清朝共四個氣候冷干時期，而與之相對應，則是中國的王朝動蕩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在天災人禍之下、不斷南下沖擊農業民族領地。

在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葛全勝看來，第三個寒冷期的分界點，如果仔細追溯，開元盛世最后一年（741年）的這一場明顯提前一個多月的初雪，顯然是值得關注的標志性事件，在此后，大唐帝國逐漸進入冷干寒冷期，盡管中間有短暫的暖濕回溫，但并未改變此后整體的寒冷趨勢。

▲南北朝—清代氣溫變化圖。圖源：網絡

此前在隋末時期，中國氣候在南北朝末年暖濕多年后，再次轉入干冷時期，先是582年，突厥由于北方干冷天災入侵，隋軍組織反擊，“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余人”；到了589年，當年楊廣被立為皇太子，“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到了600年，“京師大風雪”；609年，隋煬帝至青海攻吐谷渾，“士卒凍死者太半”；612年，“（隋煬）帝親征高麗，六軍凍餒，死者十八九”。

盡管隋煬帝濫用民力激發民變，但仔細考察隋朝末年的氣候記載，可以發現，隋朝末年的氣候明顯屬于干冷時期，以致來自東北和西北的少數民族南侵壓力增大，而內部的自然災害和政治失措，種種壓力疊加，最終促成了隋朝的滅亡。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后，得益于此后持續一百多年的氣候暖濕時期，加上李淵父子的經營，大唐得以逐漸平定四方勢力，建立起了一個統一帝國，這時期，荔枝在四川的多點廣泛種植和進貢長安，是唐朝前期氣候暖濕、帝國平穩安樂的重要表現。

對于大唐帝國這座暖濕的氣候，多次吃過荔枝的詩人杜甫深有體會。就在戎州（今四川宜賓）的一次宴會中，杜甫寫道：

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為。

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

對此，中唐詩人盧綸（739-799年）也對盛產荔枝的四川印象很深刻，在《送從舅成都縣丞廣歸蜀》 詩中，盧綸寫道：

晚程椒瘴熱，野飯荔枝陰。

由于毗鄰關中地區長安城的唐代四川盛產荔枝，這就使得楊貴妃擁有了吃荔枝的可能，因為以當時的交通和保鮮條件，遙遠的兩廣嶺南地區的荔枝，根本難以保質保鮮的送到長安，所以當大唐帝國逐漸衰落以后，中晚唐詩人杜牧還感慨地回憶唐玄宗當年興師動眾，為楊貴妃進獻荔枝時說：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吃得到新鮮荔枝的長安城，正處于氣候暖濕期。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實際上，由于唐朝前期氣候溫暖，因此有19個冬天，大唐帝國長安城，是不下雪的。

那時候由于氣候溫暖，長安城中還種植柑橘，而在今天，關中地區寒冷的氣候，使得最低只能經受零下8度寒溫的柑橘，早已無法適應生存。《酉陽雜俎》就曾經記載，天寶十載（751年），長安皇宮中的橘子樹結了150多顆大橘子，唐玄宗為此還吩咐將他們都分送給大臣們。

但大唐帝國的氣候正在逐漸逆轉，以梅花為例，唐代的長安和華北、西北一帶廣泛種植梅花，詩人元稹就曾經在和好友白居易游覽曲江池后，賦詩《和樂天秋題曲江》：

長安最多處，多是曲江池。

梅杏春尚小，芰荷秋已衰。

梅花最低只能經受零下15度的寒溫，在安史之亂前暖濕的氣候中，梅花開遍了長安城，但隨著氣候的逐漸轉冷，進入五代十國兩宋的寒冷期后，到了北宋時期，北方很多人已經不認識梅花了，以致大才子、江西人王安石曾經寫詩笑話說，北方人到了南方，第一次看見梅花不認識，還以為是杏花：

北人初不識，渾作杏花看。

擁有荔枝、柑橘和梅花的大唐長安城是幸福的，而這種幸福，即將因為氣候的逐漸逆轉而消失。

根據氣候學家推算，大概在公元650年的唐朝初期，至中唐時期的公元800年，這一時期唐朝的平均氣溫，約比今天高1.2攝氏度；公元800年以后，唐朝總體平均氣溫低于現今平均溫度，其中在唐朝末年的公元880年，更是比今天低了0.6攝氏度。

安史之亂前夕的唐人，沒有現今記錄氣候的先進技術，但他們從長安城不斷提前來到的大雪中感受到，氣候，確實明顯變冷了。

而在冷濕氣候的不斷加重下，自從東漢初期王景治理黃河后，已經相對平靜了700多年的黃河，洪水泛濫的次數也在不斷增加。

以公元741年的這場早到一個多月的初雪為標志，唐朝的氣候開始逐漸進入了冷濕時期，由于降水不斷增多，加上人口劇增、砍伐森林、水土流失等因素的多重作用，到了唐朝中期以后，黃河泛濫的次數日益增加。

根據史料統計，在唐朝初期的7世紀，黃河的決溢是6次，到了中唐時期的8世紀是19次，到了晚唐時期的9世紀是13次，在冷濕氣候降水增多的多重因素綜合作用下，黃河在唐代明顯進入了泛濫期，其中從公元746年到905年，黃河大概每10年就會決溢一次，對此主要生活在安史之亂以后的詩人孟郊（751-814年）就在《泛黃河》中寫道：

誰開昆侖源，流出混沌河。

積雨飛作風，驚龍噴為波。

湘瑟颼飗弦，越賓嗚咽歌。

有恨不可洗，虛此來經過。

詩人劉禹錫（772-842年）對于頻繁的河患也印象深刻，為此他在《浪淘沙》中寫道：

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涯。

▲進入唐代后，黃河在氣候影響下泛濫加劇。圖源：攝圖網授權

頻繁的河患使得大唐帝國疲于奔命，但唐人不知道的是，氣候之手的運轉，正在逐漸摧毀大唐帝國的國運，與冷濕氣候導致降水增多、黃河頻繁泛濫相對應，在東北的邊疆，冷濕氣候導致的頻繁大雪和自然災害，也使得游牧的契丹和奚族不斷南下入侵掠奪物資。

帝國的東北邊疆壓力不斷劇增，與此同時，受到唐玄宗信任的安祿山則倚靠著東北的局勢不斷增加勢力。到了安史之亂前夕，在東北邊疆擁兵20萬的安祿山，已經身兼平盧、范陽和河東三鎮節度使。盡管不斷有人提醒唐玄宗說安祿山可能叛亂，但唐玄宗都置之不理。

于是，就在大唐天寶十四載（755年）農歷十一月，借助大唐不斷轉冷的冬天，安祿山帶領著15萬不同民族的騎兵、步兵從范陽起兵造反，從而掀開了此后改變大唐國運的安史之亂（755-763年）的序幕。

到了天寶十五載（756年），唐玄宗在安史叛軍的凌厲攻勢下倉惶逃亡四川，史書記載說，這一年九月十九日，四川已經“霜風振厲，（朝臣們）朝見之時，皆有寒色”，看到大臣們農歷九月就已被凍得瑟瑟發抖，唐玄宗于是下令改變舊制，允許朝臣們穿著衣袍上朝。

根據史料記載，從公元741年提前到來的初雪開始，大唐帝國的平均氣溫，大概比此前的一百年下降了1攝氏度，在農業時代，不要小看這小小的1攝氏度，它的結果就是造成北方嚴寒，對草原等植被造成損害，從而導致牲畜承載能力降低、人地關系不斷趨于緊張，在這種情況下，畜牧業難以維持的北方游牧民族，開始不斷南侵。

葛全勝等氣候學家則認為：“安祿山所轄三鎮（平盧、范陽、河東）由于地處中國農牧交錯帶，其農牧業生產對氣候變化極端敏感，當季風強盛，雨帶北移，所轄區內雨水豐盈，農作有依。反之則旱災連片，農業歉收。天寶年間，平盧、范陽、河東三鎮干濕變率明顯偏高，旱災頻發，導致民眾生存環境持續惡化，這可能使得安祿山得以借口中央政府賑災不力而公開反叛朝廷。于是羈縻于幽州、營州界內無所役屬的東北降胡甘心受其驅使，南下為禍中原。”

到了763年，盡管安史之亂平息，但大唐帝國的氣溫也在不斷緩慢下降，史書記載，765年正月，長安城“雪盈尺”；766年正月，“大雪平地二尺”；767年十一月，長安城“紛霧如雪，草木冰”；769年夏天，長安城“六月伏日，寒。”

就在這種氣候不斷逆轉的寒冬中，詩人杜甫，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就在臨死前一年的769年，詩人杜甫流落到了潭州（今湖南長沙），起初，他以為潭州并不下雪，還高興地寫詩說：

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

但實際上，當時就連長沙也不斷大雪了，于是到了769年冬天，杜甫又寫詩說：

朔風吹桂水，大雪夜紛紛。

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

北雪犯長沙，胡云冷萬家。

隨風且開葉，帶雨不成花。

在南方，大唐帝國不斷轉冷的氣候加上病困，最終徹底擊倒了詩人杜甫，就在到達長沙后的第二年，公元770年，杜甫最終死在了由潭州前往岳陽的一艘小船上。

盛唐最后的榮光，最終也死于嚴寒之中。

對于這種不斷轉冷的氣候，唐德宗也感覺到了異常。

貞元年間（785-805年），唐德宗就下令將唐朝此前定下的月令“九月衣衫，十月始裘”提前一個月。

隨著氣候的轉冷，部分原來分布北方的野生動物，也在不斷退卻。在唐代以前，犀牛是曾經廣布中國北方的大型哺乳動物，然而隨著人類的獵殺和森林的砍伐減少，加上氣候的轉變，犀牛從中唐時期開始，已經難以在北方見到了。

于是，位處今天東南亞地區的環王國，特地向唐朝進獻了一只犀牛，對此詩人白居易（772－846年）就曾經在《馴犀－感為政之難終也》詩中寫道：

馴犀馴犀通天犀，軀貌駭人角駭雞。

海蠻聞有明天子，驅犀乘傳來萬里。

一朝得謁大明宮，歡呼拜舞自論功。

▲西漢錯金銅犀尊。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曾經北方地區平常之物的犀牛，如今轉眼成為了蠻夷進獻的珍稀野獸，但就是這只犀牛，也難以抵擋長安不斷變冷的冬天。到了唐德宗貞元十二年（796年）十二月，唐德宗“甚珍愛之”的這只犀牛最終被凍死，那個月，長安城內“大雪甚寒，竹、柏、柿樹多死。”

值得關注的是，796年的記載中，關于竹子被凍死的記錄也不可忽略。在唐朝的中前期，由于氣候相對暖濕，因此中原地區仍然存有大規模的竹林，唐朝甚至設有專門的司竹監管理竹林事務。但隨著氣候不斷轉冷和人類濫砍濫伐，到了北宋初期，由于當時竹子在北方已經難以存活，大規模竹林在北方更是趨于消失，最終，司竹簡這個政府機構，也在北宋時被撤銷。

喜歡暖濕氣候的動植物在北方不斷退卻，反映的正是唐朝時氣候不斷趨于變冷的事實，在這種背景下，詩人白居易寫下了《放旅雁》：

九江十年冬大雪，江水生冰樹枝折。

百鳥無食東西飛，中有旅雁聲最饑。

雪中啄草冰上宿，翅冷騰空飛動遲。

酷雪寒冬，大雁覓食艱難饑聲動人，與此同時，因為氣候轉入冷濕、天災頻發、國力虛弱的大唐帝國，內亂也持續不斷。

唐代宗寶應元年（762年），由于洪水泛濫過后，“江東大疫，死者過半”，在饑荒、瘟疫和軍需物資極度緊張的情況下，唐軍內部爆發了王元振之亂；到了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由于大旱過后蝗災爆發，以致“米斗千錢”，此時唐朝中央又征發河中地區兵士討伐吐蕃，由于軍需沒有到位，于是士兵們又發動河中之亂。

在這種氣候轉變，導致災害頻發，加上唐朝中央國力衰弱、賑災不力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唐朝的內部動亂不斷演化，到了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涇原鎮士兵被征發前往平定藩鎮叛亂，但結果唐朝中央由于財力困窘，卻沒有好好招待，以致涇原鎮士兵一怒之下攻入長安，唐德宗不得不狼狽逃出長安，史稱涇原兵變。

而在受到氣候變化影響最為明顯的黃河中下游、淮河下游和長江下游，兵亂也不斷發生，據統計，從850年到889年，伴隨自然災害的不斷增加，唐朝的兵變也不斷發生，這一時期，唐朝共有多達26次兵變發生，這里面，都有著氣候變化的推波助瀾作用。

在氣候變化，冷濕氣候與冷干氣候的交織影響下，大唐帝國在河患嚴重之外，旱災和蝗災也相繼而起。

安史之亂（755-763年）以后，唐朝的蝗災開始明顯加劇，其中公元783-785年連續三年大蝗，836-841年連續六年大蝗，862-869年連續八年大蝗，875-878年連續四年大蝗。

在安史之亂以后藩鎮割據、政治治理失控、蝗災四起的背景下，唐朝咸通九年（868年），由于唐朝政府財政拮據、克扣兵士，長期在桂林戍守的徐州、泗州兵八百人因為超期服役卻不能返鄉，隨后發動兵變，并擁護糧料判官龐勛為首北歸，這支叛變的軍隊在抵達淮北地區時，剛好碰上江淮流域連續多年蝗災，加上當時再次水災，“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

由于水旱蝗災并起，無數失去生存依托的災民紛紛投靠龐勛的部隊，使得龐勛的軍隊迅速擴張到了二十萬人，盡管遭遇唐朝和各路藩鎮的強力鎮壓最終失敗，但龐勛領導的桂林戍卒起義，也在蝗災的助力下迅速擴散。

龐勛失敗后，唐朝境內的蝗災繼續蔓延，到了乾符二年（875年），唐朝境內的蝗災更是“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面對這種遍布整個帝國北部的大蝗災，唐朝的官僚群體卻忽悠唐僖宗說，蝗蟲全部自己絕食，“皆抱荊棘而死”了，為此，當時幾位宰相還向唐僖宗祝賀說這是上蒼有靈。

面對當時大規模旱災和蝗災蔓延的局勢，當時有百姓向唐朝的陜州觀察使崔蕘哭訴旱災、蝗災之巨，沒想到崔蕘卻指著官署里的樹葉說：“此尚有葉，何旱之有？”然后將請求賑災的百姓暴打一頓了事。

在這種大規模旱災、蝗災相繼侵襲，唐朝整個官僚集團卻從上到下不聞不問的情況下，“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于是，整個唐帝國內部，人民開始“相聚為盜，所在蜂起”。

▲晚唐蝗災高發，與氣候變化息息相關。圖源：攝圖網授權

當時，唐末氣候寒冷導致旱災頻發，而位處今天山東地區的鄆州、曹州、濮州，由于靠近黃河“河泛、濱湖、內澇三類蝗區兼有，是理想的蝗蟲發生基地”，這就使得這一地區在氣候變化的干擾下受災尤其嚴重，于是，就在蝗災肆虐的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在蝗災最為嚴重的濮州（今山東鄄城）領導發起了一場為時三年之久的大規模農民起義，王仙芝在878年被殺后，他的余部又繼續投靠黃巢。

而黃巢大規模起事的這一年（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正是唐僖宗時期蝗災最為嚴重的一年，對此，唐京西都統鄭畋在其討伐黃巢的檄文中就寫道：“近歲螟蝗作害，旱暵延災，因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常。雖加討逐，猶肆猖狂。”明確指出蝗災正是直接激發王仙芝、黃巢起事的重大背景。

旱災、蝗災頻發，其根本原因，正是氣候變化的推手所致。

到了884年，黃巢之亂最終被平定，但幾乎縱貫中國南北，從山東一直打到廣東、又轉入陜西、占領長安的黃巢軍隊，也使得在唐末一度出現宣宗之治（847-859年）、原本略有回光返照的大唐王朝，轉入了徹底的動蕩和衰敗，此后，藩鎮割據更加肆無忌憚，人民四散流離，帝國哀嚎之聲不斷。

在這種氣候變化和人為動亂的交織作用下，咸通八年（867年），也就是龐勛起義的前一年，終于考中進士的詩人皮日休，也在帝國的哀嚎聲中，無意中碰到了一位以撿拾橡果謀生的老婦人，在《橡媼嘆》中他寫道：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蕪岡。

傴傴黃發媼，拾之踐晨霜。

移時始盈掬，盡日方滿筐。

幾嚗復幾蒸，用作三冬糧。

自冬及于春，橡實誑饑腸。

吾聞田成子，詐仁猶自王。

吁嗟逢橡媼，不覺淚沾裳。

在人民生路日益窘迫的艱難中，詩人皮日休一度參加了黃巢的亂軍，公元884年黃巢兵敗后，皮日休最終不知去向。

在皮日休的晚唐哀歌中，大唐帝國關于氣候寒冷、“米斗錢三千”、“人相食”的記錄也不斷見諸于書。到了唐朝的倒數第二年（906年），這一年閏十二月乙亥日，史書記載洛陽城中在“震電”之后“雨雪”。

第二年，公元907年，原本為黃巢部將、后來投降唐朝的野心家朱溫，最終以武力逼迫唐哀帝李柷禪位，并改國號為大梁。

在氣候之手的推動下，大唐徹底隕落了。

參考文獻：

張文木：《氣候變遷與中華國運》，海洋出版社，2017年

李軍：《災害危機與唐代政治》，首都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

王昊：《環境變遷與作物選擇——唐宋時期河北平原的水稻種植》，河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藍勇：《唐代氣候變化與唐代歷史興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1年3月刊

馬亞玲等：《杜詩記載的唐代荊湘地區寒冬及其古氣候意義》，《古地理學報》，2015年2月刊

周書燦、李翠華：《唐詩與歷史地理學》，《殷都學刊》，2007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