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作家，狠狠共情年輕人

? 指南作者：陳十六

說起活躍于社交平臺上的學者面孔，項飆應該是年輕人最常點擊的一個。

2025年5月，知名人類學家項飆的新作《你好，陌生人》問世。可以說，幾乎所有年輕人都能從他的語言里窺見自己。

他說，在一個“陌生化”的境地，彌散的是孤獨和迷茫，是存在意義上的不安——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和世界、和自己相處。

在我們對他人、對自己都感到越來越陌生的今天，可能比所有歷史時刻都更需要“安生式”的思考方式。

當生活只剩下指尖下的屏幕時，或許我們能在項飆的書里，找到重新和世界建立連接的方法。

童年“三重奏”的啟蒙

1972年，項飆出生于溫州市鹿城區，父母親都是教育工作者，一家住在母親工作的中學的宿舍里，宿舍是用教室改的。因為住在學校里，濃烈的知識分子氛圍包裹著項飆的童年。

每天早飯的背景音都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孩子入耳的全是正統的話語。也基于此，從小項飆就能聽懂新聞里“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學的春天”之類的詞匯。

但他相處最多的人是外公，外公來自破落的地主家庭，被項飆稱為“沒落的貴族”，這是另一層視角。

外公住在底層棚戶區，隔壁有暗娼，每天充斥著雞飛狗跳的叫罵聲。外公總是與周圍格格不入，習慣帶著冷淡的態度分析身邊的一切，這被項飆稱為“自洽的距離感”。

項飆拍攝的棚戶區居住環境

文人氣質的父母、落魄又高貴的外公、骯臟混亂的棚戶區，這三重影響構成了項飆的童年基調——處于魚龍混雜的環境里，卻又能有知識分子的判斷與思考。

對“普通人”的關切，就是在那時悄悄埋下種子。再微不足道的人，項飆也能回憶起關于他們的細節。

他小時候見過的底層工人往往都有一個相同的特點，那就是因為小腿常年用勁，看起來就像一整串黑紫色葡萄，也被稱為“葡萄腿”。

這個視覺對小孩子來說尤為震撼，給項飆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項飆拍攝的溫州人力三輪車運輸服裝

也就是這些最平凡不過的普通人，和他們每天鮮活的日常，給了他最初的滋養。

上中學以后，關注普通人乃至整個社會成為了項飚日益明顯的興趣。

那時的溫州中學氛圍寬松，有各種各樣的興趣小組，比如文學社、戲劇社……

項飆不僅在活動中表現活躍，也開始大量閱讀文化刊物、報告文學。

他尤其喜歡長篇報告文學，比如夏衍的《包身工》等，邊看邊詳細地做批注。

浙江溫州中學

每晚他都依依不舍地離開圖書館，在晚風中騎車回家時，心情也是澎湃的：原來社會有這么多的問題，可以有這么多的爭論！

高中的老師還帶他們去當時的樂清縣（現在的樂清市柳市鎮）做調研，其他同學都在打鬧的時候，只有項飆認真地聽廠長匯報。

那時起，他已經對社會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生志趣已于冥冥中注定。

北大與牛津

1990年，頂著天之驕子的帽子，項飆被保送至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然而，北大卻不像他想象中迷人。

剛進入北大，他發現所有學生都汲汲于追求認可，而自己卻對精英式的、文人圈層的話語有些反感，因此總是無法融入群體。

大一結束后，項飆對課程內容與實際不沾邊感到失望，因此花了一個晚上給系里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信——《關于課程設置的若干建議》。

信的內容受到了老師們的一致贊賞。

項飆與同學

這件事對項飆的影響很大。對“真實的不快”的傾吐與反思，沒有被潑冷水，反而得到了共鳴和認可，這給了他很大的鼓勵與動力。

于是在“沒意思”的課程之外，他開始找尋“有意思”的事情。

大二的項飆有次偶然聽說溫州人在北京南郊大紅門聚居，人稱“浙江村”，這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

因為不知道具體位置，他便清晨6點出發，倒了5趟車，晚上7點才摸到“浙江村”。

1990年代初北京“浙江村”內的菜市場

雖然同為溫州老鄉，但“浙江村”的人卻對項飆很警惕很疏離。接下來的幾次調研，他只搞清了“浙江村”的大致范圍，卻完全無法深入當地生活。

直到在舅舅的幫助下，結識了一位“村”里很有名望的大老板，項飆才終于找到了突破口。

他請“村民”談自己的生活史，為了獲得信任，他不能記筆記或錄音，只能靠腦袋死記，回學校的路上也念念有詞地重復訪談的內容，最多曾有過20多小時不睡覺混跡于“村民”中間的經歷。

摸爬滾打收集了不少寶貴的素材后，他先寫出了《北京“浙江村”調查——一個社會轉型中自發城市化群體的初步研究》一文，獲得了第三屆全國大學生課外作品大賽“挑戰杯”二等獎，并成為了獲獎者中唯一的本科生。

繼續在北大讀碩士時，他深入研究這個課題，寫成了《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書。

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 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

該書于2018年修訂再版，在豆瓣上獲得了9.4的高分，被譽為“中國社會學經典”“人類學最佳中文著作之一”。

也就是這份長達6年的調查工作，讓項飆找到了自己一生志趣所在，不是讀書，也非學術，而是觀看并述說普通人的故事。

年少成名，牛津大學的一位荷蘭學者注意到了項飆的研究，就主動來找項飆，邀請他到牛津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并為他爭取到了全系唯一的全獎名額。

走進牛津的百年校門時，他只有26歲。

看似是天才少年的神話，但實際上，項飆的真實經歷遠非外界看起來那么一帆風順。

項飆

初到牛津，由于英文太差，且理論基礎太薄弱，他在閱讀上遇到了極大困難。但越是困難，他越是強迫自己。

根據牛津的體制，第一年的學生叫做“試用研究生”，一年以后要交一篇論文，經過答辯后才能晉升為正式博士候選人，在此之后方才可以開始實地調查。

連基本會話都困難的項飆，不敢去聽課或討論會，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島，天天用眼睛“掃射”文獻，生吞硬咽各種理論框架。

一年后，他站到了博士一年級報告的答辯臺上。主考官兩次脫口而出“outrageous”（令人憤怒），這可能在牛津的歷史上都鮮少發生。

但導師沒有苛責他，而是把他派到澳大利亞進行印度籍IT民工的研究。

當時的導師彭柯

但初到悉尼的項飆依然艱難度日，沒錢的他只能靠啃清水玉米度日，還被偷去了存有6個月調查資料的電腦。

研究進展也不順利，調查訪談的結果跟他初始的思路一直難以彌合。

2000年的一個下午，他終于放下了主流文獻的思想包袱，靈感繆斯在這一刻降臨于他的腦海中。

“獵身”，就是這兩個字，是他苦苦找尋的命題，這個詞語精準刻畫了IT職業人員的勞力輸出過程。

項飆終于在“浙江村”后又一次感到了無法言說的興奮。

2023年項飆回訪“浙江村”

命題明確后，項飆又前往印度的海德拉巴進行更深層的調研，這是一個后來被他戲稱為在印度“取得真經”的過程。

2001年6月，他穿梭于海德拉巴的各個勞力行，完全浸泡于基層勞務市場中。

他曾經和十幾個印度IT工人一起睡在地板上，向青草更青處慢溯，他找到了全球“獵身”的運行機制。

《全球“獵身”：世界信息產業和印度的技術勞工》一書出版后，榮獲2008年度安冬尼·里茲獎，在豆瓣上獲得8.5的高分，也被視為全球民族志的新典范。

項飆《全球“獵身”》|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兩所百年名校，堪堪12載光陰，項飆已經在學術界露出鋒芒。

當對話成為方法

獲得博士學位后，他留任牛津大學，然而做學生與做學術差異之大，他再次陷入困局。

為了獲得國際主流學術制度的承認，他掙扎于無感的項目里。奇跡沒有發生，他沒能發出有貢獻意義的聲音，對成為頂尖學者的愿望也幾近破滅。

盡管仍在發表有關東北移民的論文，但他深知：“自己正在失去對真正重要問題的把握”。

在愁云慘淡之際，資深媒體人郭玉潔邀請項飆參加《正午》的訪談，這也是項飆首次提出“懸浮”的概念。懸浮，現在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超越現在，到達未來某個未知的目標，也就是否定當下，懸在空中。

郭玉潔采訪項飆文章收錄于《正午故事001》

言論一經發出，立刻引起了年輕人的巨大共鳴。項飆驚訝地發現，原來人數如此龐大的群體正渴求有理論來指導他們的生活。也正是因此，在主流學術之外的空間里，項飆重新發現了自己的價值。

他意識到，原來做學術也可以有其他的路，那就是不斷闖進公共領域發聲——對話，成為了他日后做學術的重要方式。

項飆沒有像其他人類學學者一樣，在“青燈古佛”中扎進文獻的海洋，在遠離眾人的地方坐冷板凳，而是回到大眾視野。

他說，社交媒體時代，對話才是21世紀的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對話也成為了他最常出現于公共空間內的方式。

他在2019年參加對話節目《十三邀》時，提出了“附近的消失”這一說法。當下的人要么關心自己，要么關心世界，真實的附近卻消失了。

項飆（右）與《十三邀》主持人許知遠

2020年，項飆與吳琦通過對話的方式形成訪談集《把自己作為方法》。

跨越北京、牛津、溫州、杭州、上海五地，歷時三年，兩個學者對全球化、民族與民粹、大學教育等多個命題提出了批判性思考。

一種新的生命力在項飆的研究中涌動，仿佛也預示著機會的來臨。

2021年，他接受了德國馬克思·普朗克學會（以下簡稱“馬普”）的邀請，去擔任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一職。

項飆與馬克斯·普朗克的雕像

牛津大學的人類學已有142年的歷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研究學科之一。有人說過，教授們離開牛津的概率，就像愛丁堡會發生地震一樣罕見。

愛丁堡沒有地震，但項飆離開了，且沒有回頭。

在馬普，他放棄了現成的學術問題，放棄了宏大敘事，放棄了精英話語，而是轉向了大眾的日常焦慮，他決心要建立“生活的人類學”，要讓學術服務真實的生活。

在這里，他和同事們嘗試以對話形式開展關于“陌生人”的研究。

誰是陌生人？你我都是陌生人。在人類社會更進一步“陌生化”的趨勢之下，我們漸漸不知道如何和世界、和自己相處。

他們邀請了五位“認得陌生人”的專家——藝術家劉小東、人類學者何襪皮、紀錄片導演李一凡、城市設計專家劉悅來、南京市紅山森林動物園的園長沈志軍。

《你好，陌生人》節目宣傳照

相對于散文或議論的體例，《你好，陌生人》一書中，項飆和五位嘉賓的對話顯得更加具體、跳脫，同時提供了很多空隙，仿佛每句話的結尾，都給了讀者一個可參與的空間。

在這本書里，我們看到了新的出路，即每個孤立的個體，都可以在具體的場景和經驗中認得陌生人，重建附近，從而在現實世界里能夠“生根”。

有人正需要我

生活中的項飆，瘦削、樸素，跟人說話時神情專注，眼睛很亮，里面有種打動人心的真誠和熱情。

他帶著點與生俱來的自卑，總認為自己不夠放松，不會調笑戲謔，難以和別人打成一片。因此，在新加坡讀博士后期間，是太太Mika先追的項飆。

Mika身上帶著一種安全感與自信，這是項飆沒有的。

自從兩人結婚，此后15年里，一直處于牛津日本兩地分居的狀態，直到來到馬普，他們才在柏林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家。

項飆柏林家中的全家合影

Mika在柏林的馬普所研究日本老人的孤獨死課題，14歲的女兒就讀于柏林的國際學校，項飆則坐火車去哈勒上班。一家人在德國過得平靜恬淡。

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把關注投向了項飆的思想。項飆曾不失幽默地說：“年輕人是我的衣食父母。”

面對這種關注，以及頻繁地暴露于公共空間內，不止一次有人問他是否對人設崩塌感到焦慮，被人批評是否會受傷等等。

項飆毫不擔心。他知道是因為大眾需要，他才能走到這個關口，有天年輕人不再需要他的思路，他也終將退出舞臺。

而且，他從不畏懼批評，看到網友的批評反而感到興奮。自己的思想能在公共空間里引起了更深層的回應與討論，這就是他想要的。

項飆（后排左一）在“流動俱樂部”與年輕人交流

內卷、焦慮、陌生化、躺平、愛無能、賴活著……，年輕人的困惑鋪天蓋地涌來，屏幕對面的項飆耐心而細致地做著解答。

項飆說：“不要忽視年輕人的沉重。”

調查、觀察、對話、表達，項飆會和年輕人一起尋找答案。

內容策劃：夏夜飛行 翟晨旭

排版設計： 蕾蕾 洛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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