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李婷 整理:雨打芭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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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的那天,離我們結婚十周年紀念日,還差四個月。
那年他39歲。一米七八的個子,最后只剩下一百零二斤。躺在那里,像一片薄薄的紙,輕得我不敢碰。
從確診到離開,十一個月。我們把所有能做的治療都做了,化療、放療、靶向、介入、臨床實驗。每一次都抱著希望,每一次都說“這次應該有用”。最后他還是走了,帶著一身針眼和傷疤,帶著我們沒說完的話。
他的病,是從一個“小毛病”開始的。
2023年春天,他總說腰酸。一開始以為是久坐辦公室,腰椎間盤的老毛病。他買了理療儀,每天睡前烤半小時,說舒服點。
后來腰酸變成腰痛,夜里尤其明顯。有時候翻個身,能疼醒。我讓他去醫院看看,他說查過幾次了,沒啥事。
那年5月,他開始發燒。不是高燒,就是下午三四點開始,三十七度五、三十七度八,到晚上又退下去。我以為是感冒,讓他多喝水。他喝了一周,還是燒。
6月初,他瘦了。皮帶往里扣了兩個眼,褲子松得往下掉。我說你這不行,得好好查查。他說忙完這個項目就去。
項目沒忙完,他先倒下了。
6月15日,他在公司開會時忽然暈倒。同事打120送到醫院,做了CT,發現肝臟有占位。醫生把我叫進辦公室,指著屏幕上那團灰白色的影子說:考慮肝癌,已經有轉移,需要進一步檢查。
我問,能治嗎。
醫生說,先做全面檢查,明確分期和分型。
接下來的幾天,我們把所有的檢查都做了一遍。增強CT、核磁、PET-CT、肝穿刺、基因檢測。每次檢查我都在外面等,等的時候不敢想結果,又忍不住想。
一周后,所有報告出來。醫生把我叫進辦公室,門關上的那一刻,我的心跟著一起沉下去。
“原發性肝癌,多發肝內轉移,門靜脈有癌栓,肺上也有轉移灶。臨床分期是四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晚期。”
我坐在那里,聽他說這些話。每個字都認識,連在一起,卻像一堵墻。
“那他……還能活多久?”
醫生沉默了一下,說:“如果不治療,平均生存期三到六個月。積極治療的話,看效果,可能會有延長。”
我不知道那天是怎么走出那間辦公室的。只記得走廊很長,燈很亮,很多人從身邊走過。我找了個角落,蹲下來,給婆婆打了個電話。電話接通的那一刻,我什么話都說不出來,只是哭。
他從醫院回來后,自己上網查了很多資料。有天晚上,他忽然問我:“肝癌晚期,能活多久?”
我說你別瞎查,醫生說了,每個人不一樣。
他說,我查了,平均幾個月。
我握著他的手,說,咱們治,治就有希望。
治療從2023年7月開始。
方案是介入聯合靶向。醫生說這是晚期肝癌的標準治療,可以控制腫瘤生長,延長生存。
第一次介入手術做了兩個小時。他被推出來的時候,臉色蠟黃,嘴唇干裂,閉著眼睛。麻醉還沒過,嘴里含含糊糊說著什么。我湊過去聽,是“水,喝水”。
術后反應比預想的重。發燒、惡心、疼。燒了三天,最高到39度5。吃什么都吐,最后吐綠水。止痛針一天打兩次,還是疼得睡不著。
他咬著牙撐過來了。第四天,燒退了,能喝一點粥。他喝完那碗粥,看著我說:“這關過了。”
那是第一次,我覺得也許有希望。
靶向藥從7月底開始吃。每天一粒,定時定點。副作用很快來了——手腳蛻皮、口腔潰瘍、腹瀉。他的手心腳心全是裂口,走路像踩在刀尖上。涂藥膏、戴手套、穿厚襪子,能想的辦法都想了,他還是疼。
但他從來不喊疼。我問起來,他就說“還行”。
第一個月復查,CT顯示腫瘤縮小了。醫生說效果不錯,繼續堅持。
那天晚上,他吃了小半碗飯,還喝了一碗湯。吃完飯,他靠在沙發上,忽然說:“要是能一直這樣,也行。”
我知道他的“這樣”是什么意思——不是治好,是穩住。是帶著一個不會消失、但也不會馬上要命的腫瘤,多活一些日子。
我們以為能一直這樣下去。
2023年10月,第二次復查,CT顯示腫瘤有進展。醫生說可能是耐藥了,建議換方案。
新方案是另一種靶向藥聯合免疫治療。醫生說有效率更高,但費用也更高,大部分自費。
他問,多少錢。
我說你別管。
他說,我問了心里有數。
我沒告訴他,一個月兩萬八。
那筆錢,我們湊上了。用他的公積金,用我的存款,用婆婆拿來的五萬塊。湊夠了,就開始。
新方案的副作用來得更快、更猛。第三天開始高燒,40度,燒了兩天。第四天出現皮疹,全身都是,癢得整夜睡不著。第五天開始拉肚子,一天十幾次,拉到虛脫。
他躺在那里,閉著眼睛,嘴唇干裂,呼吸很輕。我坐在旁邊,握著他的手,那只手已經瘦得只剩骨頭。
我問,疼不疼。
他搖搖頭。
我知道他在騙我。
11月底,免疫治療也耐藥了。CT顯示肝內病灶繼續增大,肺上也有新發。醫生建議參加臨床實驗,用一種新藥,但不確定效果。
他問,還有別的選擇嗎。
醫生說,除了支持治療,沒有了。
那天晚上,他跟我說,要不不治了。
我說你說什么。
他說,太累了。
我握著他的手,說不出話。
后來的日子,是在安寧病房度過的。
治療從“攻擊腫瘤”變成了“緩解痛苦”。止痛藥的劑量一直在加,口服的換成貼劑,貼劑壓不住,最后上了泵。他開始昏睡,醒著的時間越來越少。
清醒的時候,他會看著我。那個眼神我說不清,有不舍,有歉疚,有太多太多。
有一天下午,陽光很好。他忽然睜開眼,看著窗外。窗外有一棵梧桐樹,葉子黃了,陽光透過葉子,一片一片落在地上。他看了很久,然后說:
“要是沒生病,這時候該去看紅葉了。”
他喜歡紅葉。每年秋天都要去香山,爬不動也要去,在山腳下看看也好。
我說,明年去。
他笑了笑,沒說話。
那是他最后一次清醒。第二天開始昏迷,再也沒醒過來。
2024年5月17日,凌晨三點,他走了。
從確診到離開,十一個月。
住院九次,介入手術三次,化療兩個周期,靶向藥八個月,免疫治療兩個月,臨床實驗一次。醫藥費累計九十七萬。醫保報銷后,自付六十三萬。
那些錢,買了十一個月。一個月五萬七。
可那十一個月,他沒享過一天福。不是在醫院,就是在去醫院的路上。不是在疼,就是在忍。不是在吐,就是在熬。
他最后的那些日子,躺在病床上,渾身插滿管子,瘦得脫了形。我想起他從前的樣子——穿西裝,打領帶,走路帶風。笑起來眼睛瞇成一條縫,說“老婆,今天吃啥”。
那個樣子,我再也見不到了。
他走后,我收拾他的遺物。衣柜里掛著那件西裝,是他升職那年買的,三千多塊,他舍不得穿,就掛在衣柜里,說是重要場合穿。
重要場合來了,他穿不上了。
抽屜里有一本筆記本,封面上寫著“工作日志”。打開一看,里面記的不是工作,是他的病。
2023.6.15,確診,肝癌晚期。
2023.7.3,第一次介入,疼。
2023.7.28,開始吃靶向藥,手裂口。
2023.10.11,CT進展,耐藥了。
2023.10.28,換方案,免疫治療。
2023.11.30,免疫也耐藥了。
2024.1.5,參加臨床實驗,試試新藥。
2024.3.12,CT進展,臨床實驗失敗。
2024.4.1,住進安寧病房,止痛為主。
最后一頁,只有一行字:
“老婆,對不起。”
我坐在那里,抱著那本筆記本,哭了很久。
他有什么對不起我的呢。生病又不是他的錯。治不好又不是他不努力。他撐了十一個月,受了那么多罪,最后還在跟我說對不起。
我想告訴他:不用對不起。你陪了我十一年,夠了。你生了一場治不好的病,不是你的錯。你走了,我會好好活著,替你去看紅葉,替你去吃好吃的,替你去所有你沒來得及去的地方。
可他聽不見了。
今年秋天,我一個人去了香山。
山腳下有一棵很大的楓樹,葉子紅得透亮。我站在樹下,拍了一張照片。發朋友圈的時候,只寫了兩個字:
“替你。”
手機震了一下,有人點贊。但他不會再點贊了。
回城的車上,我靠著窗,看著窗外一樹一樹的紅葉往后跑。想起他最后說的那句話:“要是沒生病,這時候該去看紅葉了。”
沒生病的時候,我們有那么多日子。吵架的日子,和好的日子,平平淡淡的日子。那時候以為日子是過不完的,以為明年還有紅葉,后年還有,大后年還有。
現在知道了,不是的。
有些紅葉,看一次少一次。有些人,見一面少一面。
可這個道理,明白得太晚了。
他走了。帶著一身的針眼和傷疤,帶著我們沒說完的話,帶著他那句“老婆,對不起”。
我把那本筆記本收進抽屜,和他的西裝放在一起。那件西裝,我再也沒打開過。我怕看見它,會想起他穿西裝的樣子。更怕看見它,會想起他再也沒有機會穿它。
十一個月,九十七萬,六十三萬自付,所有能做的治療都做了。
他還是走了。
也許這就是命。醫學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老天不給。
可我有時候還是會想,如果那個春天,我逼他早點去醫院呢?如果他沒那么忙,早點去查呢?如果那些腰疼、發燒、消瘦,我們早一點當回事呢?
會不會不一樣?
沒人能回答。
他走了,留給我的,是一個永遠沒有答案的問題,和一本寫滿治療記錄的筆記本。
那本筆記本的最后一頁,他寫著“老婆,對不起”。我想在那行字下面加上一句話:
“不用對不起。你努力了。我也努力了。我們都盡力了。”
然后合上本子,繼續往前走。
替他去看紅葉,替他去吃好吃的,替他去所有他沒來得及去的地方。
這是我們最后一次并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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