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形式邏輯學

邏輯不等于形式邏輯學。

要說中國人沒邏輯，那肯定是個笑話；中國人不但有邏輯，而且還有一種不同于形式邏輯的很厲害的邏輯，這就是老子《道德經》中說的“正言若反”，“反者道之動”。

但是，要說作為一種學科的邏輯學體系的建立，那的確不是來自本土，如所有的科學系統一樣，都是舶來品。從這個角度說，愛因斯坦沒有說錯。

形式邏輯是科學系統化的基石，沒有形式邏輯學，其它科學系統也難建立。

我們平時說話，一定要遵守形式邏輯的規則。

比如：我們學會的第一句話"媽媽“，那一定要遵守亞里士多德的同一律，不能又是又不是，至于用媽媽比附祖國，那是修辭。

這就有一個問題，既然大家說話都遵循形式邏輯的規則，為什么我們沒有產生出學科體系？在傳統文化中，中國的哲人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切入到形式邏輯原理性的問題了，那時的名家也觸及到了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則。

所不同的是，先秦時的名家也罷，諸子百家也罷，談的不是純形式，而是名實關系；名實關系在背景上，又是很現實的政治學。一切是為了”正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血親政治之名。

先秦諸子無不強調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名學是為政治服務的，作為學科，形式邏輯恰好是無問東西，不關心名與實的對應性，只關心邏輯純“形式”。這決定了中國的名學偏離了學科方向，融化于統治術中了。

先秦唯獨老子不談正名。

《道德經．第一章》：”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追求的是永恒之名，然而，但凡能夠命名的，都不是永恒之名，永恒之名是無名，無名天地之始，這才是永恒的。

公孫龍子算是名家的大師了，他論”白馬非馬“，講得也不是純邏輯形式，而是認識論，落腳點還是為君王正名。

公孫龍是趙平原君門下的食客，平原君解邯鄲之圍有功，公孫龍卻反對封賞；因為解邯鄲之圍不是哪一個人努力的結果，白馬不等于馬，平原君有功也不等于可以以其白而自居為馬，貪天下之功。

公孫龍辯的是邏輯學的問題，落腳的還是政治。

當然，也有一種說法，中國之所以沒有發展出形式邏輯學，與中國的文字有很大關系。我們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多義且有形象的印跡，很難純符號化，簡單的邏輯式還行，復雜了很難推下去。

比如：如果流量是月亮，而月亮是舔狗，那么流量就是舔狗。

這個三段式推理在邏輯上沒有任何問題，如果讓公孫龍去辯流量是舔狗，估計早讓平原君趕出趙國了。另一方面，就是符號化的程度了，用中國文字那得多大的算力？

《莊子．齊物論》：“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是不是很燒腦？

如果是一道復雜的數理邏輯命題，用中國文字多半是推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