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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人說:
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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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蔣介石在全面抗戰爆發后,在國家和民族最危難的關頭通過“公開宣言”攜起手來,但這并不表示兩個人的思想從此完全一致了。事實上,從抗日戰爭的第一步開始,也就是在依靠什么力量抗日以及如何運動抗日力量的問題上,他們就有著很大的思想分歧。
抗戰伊始,蔣介石也深知“知彼知己”的重要性,但卻明確表示“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后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
毛澤東則表示了另一種態度,他說:“在日本進攻中國時,不管在什么時候進攻,中國都應該立起抗戰”,“我們并不反對準備,但反對‘長期準備’,反對借準備之名,行妥協之實。”
一個被迫應戰,一個積極抗戰,反映出兩種不同的抗日指導思想。這兩種指導思想根源于對中國抗戰力量的不同認識,其直接的表現,就是是否動員和依靠人民,其結果,則產生了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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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將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于中國民眾,提出了“兵民是勝利之本”的口號。他認為,戰勝日本侵略者,取決于中國民眾的組織程度和覺悟程度,“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相反,蔣介石對于中國民眾的態度要比毛澤東冷淡得多。他對絕大多數的中國民眾一直取鄙視與訓斥的態度。1934年5月,他在《新生活運動綱要》中說:“今日吾國社會,一般心理,茍且萎靡,其發現于行為者,不分善惡,不辨公私,不知本末。”正是由于“荀且萎靡”,才有“其結果遂使國家紀綱廢弛,社會秩序破壞,天災不能抗,人禍不能弭,內憂了至,外侮頻仍,乃至個人、社會、國家與民族同受其害。”
蔣介石似乎從人民的“茍且萎靡”中找到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原因。
1936年3月,他又說,日本6千萬人,“無論男女老少都有尚武精神”,“而我國則女子向來怕戰爭,又缺乏一般工作的知識和能力,戰時很少能夠代替男子擔任后方的軍事工作。如是,4萬萬同胞當中就去了2萬萬。那些老弱幼小疾病殘,不堪工作的,又要占1萬萬,所余1萬萬之中,實際學了武藝,懂得軍事的,恐怕最多不過2百萬人。如此我們以2百萬人與人家六千萬有組織有紀律有準備的人來相爭,如何能戰勝他?他如何不來侵略我們?!”
可見,中國民眾在蔣介石的心目中占據著何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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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國際公約及其會議,毛澤東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他對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說:“這些條約,對于日本這樣的侵略國家,僅只是一種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是不可能的。這些條約在中日戰爭中決不會起多大作用。”
對于國際援助,毛澤東始終看作是中國戰勝日本的重要條件之一,強調中國戰爭是世界戰爭的一部分,必須努力爭取外援,但是,毛澤東又主張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戰勝日本。
抗戰前,他指出,中國需要外援,“但是,這并非說,沒有外援,中國就無法和日本進行戰爭,也不是說,我們必須等到有了同外國的同盟才能開始抗戰”。抗戰中,他又提出:“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
毛澤東和蔣介石不僅在抗日的主要依靠力量,特別是是否發動人民、依靠人民問題上有著很大的分歧,而且在戰略防御作戰的具體戰略問題上,他們的觀點也大相徑庭。
毛澤東曾就正面戰場的局勢,多次向蔣介石提出過具有深刻戰略意義的建議。
從“七·七”盧溝橋事變到武漢失守,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階段。蔣介石對日應戰而不求戰的思想在防御作戰指導上表現為“層層布防,持久消耗”的戰略方針。也就是要被動地應付,被動地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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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消耗,成為國民黨軍在華北的正面戰場很快失敗的重要原因。在這些悲壯激烈的抵抗中,中國軍隊愛國官兵的頑強斗志和犧牲精神舉世驚嘆,然而,我們在消耗日軍的同時,卻付出了過于沉重的代價。
對于蔣介石的戰略,毛澤東早在1936年7月,當美國記者斯諾問及抗日戰爭“主要的戰略方針是什么”時,就明確答道:“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御工事的陣地戰。這并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于這些地點,只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然要是運動戰。”
此外,毛澤東認為還必須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他說:“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24小時,使之疲于奔命。”
這種以運動戰為主,輔之以陣地戰和游擊戰的戰略方針,體現了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初期對于中日雙方軍事力量的正確認識。這一戰略方針,要求在作戰指導中揚我之長,擊敵之短,最終達到消耗敵人,保存自己,持久抗戰的戰略目標。
為《論持久戰》賦詩五首
其一
山河欲碎金甌缺,寰宇同仇共此觴。 借力好風穿暗夜,擎燈巨手指蒼黃。 聯蘇巧破孤鴻陣,援美匡衡狡豹狂。 血戰倒懸紓國難,光曦舊物鑄新章。
其二
自力更生根自固,巧形外勢破重圍。 縱橫捭闔觀寰宇,辯證星籌啟曙暉。 斥鷂妄言棲鳳閣,醒獅終震亞東威。 兵民宏論驚滄海,超世戰圖仰止揮。
其三
霧鎖危檣暗礁隱,饑腸轆轆戰云昏。 三光毒焰焚千里,雙鐵寒鏈困九閽。 睿眼穿空知險隘,巨龍謀國照生存。 魄暉凝力耕殘月,旌羽爭途辟塞原。
其四
風雨初晴識怒浪,莽山孤月察無央。 豈容日寇消龍骨,終教軍民破旭罡。 敵后鏖兵成虎踞,中原大勢握云驤。 若從延水籌邊策,怎使金陵泣斷腸?
其五
黃河浩蕩似潮生,野火燎原逐鹿爭。 豈靠封侯擎玉壘?終須民眾固金城。 黷兵倭鬼灰飛滅,百戰征袍志未更。 誰道邊邦無偉略?窯燈照徹萬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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