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人論抗戰之三:曠世奇書

偉人說:

坐在指揮臺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著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

毛澤東與蔣介石在全面抗戰爆發后，在國家和民族最危難的關頭通過“公開宣言”攜起手來，但這并不表示兩個人的思想從此完全一致了。事實上，從抗日戰爭的第一步開始，也就是在依靠什么力量抗日以及如何運動抗日力量的問題上，他們就有著很大的思想分歧。

抗戰伊始，蔣介石也深知“知彼知己”的重要性，但卻明確表示“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后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

毛澤東則表示了另一種態度，他說：“在日本進攻中國時，不管在什么時候進攻，中國都應該立起抗戰”，“我們并不反對準備，但反對‘長期準備’，反對借準備之名，行妥協之實。”

一個被迫應戰，一個積極抗戰，反映出兩種不同的抗日指導思想。這兩種指導思想根源于對中國抗戰力量的不同認識，其直接的表現，就是是否動員和依靠人民，其結果，則產生了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

毛澤東將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于中國民眾，提出了“兵民是勝利之本”的口號。他認為，戰勝日本侵略者，取決于中國民眾的組織程度和覺悟程度，“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敢于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于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克服了這一缺點，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們數萬萬站起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我們一聲喚也要把它嚇一大跳，這匹野牛就非燒死不可。”

相反，蔣介石對于中國民眾的態度要比毛澤東冷淡得多。他對絕大多數的中國民眾一直取鄙視與訓斥的態度。1934年5月，他在《新生活運動綱要》中說：“今日吾國社會，一般心理，茍且萎靡，其發現于行為者，不分善惡，不辨公私，不知本末。”正是由于“荀且萎靡”，才有“其結果遂使國家紀綱廢弛，社會秩序破壞，天災不能抗，人禍不能弭，內憂了至，外侮頻仍，乃至個人、社會、國家與民族同受其害。”

蔣介石似乎從人民的“茍且萎靡”中找到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原因。

1936年3月，他又說，日本6千萬人，“無論男女老少都有尚武精神”，“而我國則女子向來怕戰爭，又缺乏一般工作的知識和能力，戰時很少能夠代替男子擔任后方的軍事工作。如是，4萬萬同胞當中就去了2萬萬。那些老弱幼小疾病殘，不堪工作的，又要占1萬萬，所余1萬萬之中，實際學了武藝，懂得軍事的，恐怕最多不過2百萬人。如此我們以2百萬人與人家六千萬有組織有紀律有準備的人來相爭，如何能戰勝他？他如何不來侵略我們？！”

可見，中國民眾在蔣介石的心目中占據著何等的地位。

對于國際公約及其會議，毛澤東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他對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說：“這些條約，對于日本這樣的侵略國家，僅只是一種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是不可能的。這些條約在中日戰爭中決不會起多大作用。”

對于國際援助，毛澤東始終看作是中國戰勝日本的重要條件之一，強調中國戰爭是世界戰爭的一部分，必須努力爭取外援，但是，毛澤東又主張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戰勝日本。

抗戰前，他指出，中國需要外援，“但是，這并非說，沒有外援，中國就無法和日本進行戰爭，也不是說，我們必須等到有了同外國的同盟才能開始抗戰”。抗戰中，他又提出：“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

毛澤東和蔣介石不僅在抗日的主要依靠力量，特別是是否發動人民、依靠人民問題上有著很大的分歧，而且在戰略防御作戰的具體戰略問題上，他們的觀點也大相徑庭。

毛澤東曾就正面戰場的局勢，多次向蔣介石提出過具有深刻戰略意義的建議。

從“七·七”盧溝橋事變到武漢失守，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御的階段。蔣介石對日應戰而不求戰的思想在防御作戰指導上表現為“層層布防，持久消耗”的戰略方針。也就是要被動地應付，被動地防守。

如此消耗，成為國民黨軍在華北的正面戰場很快失敗的重要原因。在這些悲壯激烈的抵抗中，中國軍隊愛國官兵的頑強斗志和犧牲精神舉世驚嘆，然而，我們在消耗日軍的同時，卻付出了過于沉重的代價。

對于蔣介石的戰略，毛澤東早在1936年7月，當美國記者斯諾問及抗日戰爭“主要的戰略方針是什么”時，就明確答道：“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御工事的陣地戰。這并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于這些地點，只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然要是運動戰。”

此外，毛澤東認為還必須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他說：“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24小時，使之疲于奔命。”

這種以運動戰為主，輔之以陣地戰和游擊戰的戰略方針，體現了毛澤東在抗日戰爭初期對于中日雙方軍事力量的正確認識。這一戰略方針，要求在作戰指導中揚我之長，擊敵之短，最終達到消耗敵人，保存自己，持久抗戰的戰略目標。

為《論持久戰》賦詩五首

其一

山河欲碎金甌缺，寰宇同仇共此觴。 借力好風穿暗夜，擎燈巨手指蒼黃。 聯蘇巧破孤鴻陣，援美匡衡狡豹狂。 血戰倒懸紓國難，光曦舊物鑄新章。

其二

自力更生根自固，巧形外勢破重圍。 縱橫捭闔觀寰宇，辯證星籌啟曙暉。 斥鷂妄言棲鳳閣，醒獅終震亞東威。 兵民宏論驚滄海，超世戰圖仰止揮。

其三

霧鎖危檣暗礁隱，饑腸轆轆戰云昏。 三光毒焰焚千里，雙鐵寒鏈困九閽。 睿眼穿空知險隘，巨龍謀國照生存。 魄暉凝力耕殘月，旌羽爭途辟塞原。

其四

風雨初晴識怒浪，莽山孤月察無央。 豈容日寇消龍骨，終教軍民破旭罡。 敵后鏖兵成虎踞，中原大勢握云驤。 若從延水籌邊策，怎使金陵泣斷腸？

其五

黃河浩蕩似潮生，野火燎原逐鹿爭。 豈靠封侯擎玉壘？終須民眾固金城。 黷兵倭鬼灰飛滅，百戰征袍志未更。 誰道邊邦無偉略？窯燈照徹萬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