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大“二號人物”夏海鈞的財富黑洞

2025年8月，當中國恒大集團的上市地位即將被取消，其留下的2.4萬億人民幣債務黑洞仍在吞噬著無數家庭的希望時，一則來自香港高等法院的判令，將一位早已從公眾視野中“消失”的關鍵人物重新拉回風暴中心。這個人，就是曾被譽為“許家印最信任的男人”、恒大帝國的“二號人物”——夏海鈞。

香港高院應恒大清盤人的申請，頒布了一項臨時禁制令，凍結了夏海鈞妻子何女士名下位于美國加州的多項資產。法庭文件如同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剖開了夏海鈞精心構建的海外財富堡壘的一角：三處位于加州爾灣和新港的豪宅、四輛豪華汽車（包括三輛特斯拉和一輛奔馳SUV），以及一個名為“新生活可撤銷信托”的神秘金融工具。這些被凍結的資產，據估算總價值高達2400萬美元（約合1.7億人民幣）。

更令人咋舌的是，法庭采信證據認為，這些登記在妻子名下的資產，其實際出資和控制人正是夏海鈞本人。這一系列操作，讓這位自2022年7月辭職后便行蹤成謎的“打工皇帝”，其隱秘的奢華生活被公之于眾。當恒大的爛尾樓業主仍在苦等交房，當供應商和投資者血本無歸時，夏海鈞卻早已在美國加州的陽光下，與他12歲的兒子過著“狡兔三窟”般的安逸生活，日常出入當地的體育俱樂部和超市。

崛起之路

要理解夏海鈞在恒大帝國的角色及其斂財之道，必須先回溯他的職業生涯軌跡。他并非草莽出身，而是一位擁有光鮮履歷和卓越能力的職業經理人。正是這段早期的成功，為他日后成為許家印的“左膀右臂”并最終卷入風暴中心埋下了伏筆。

夏海鈞的學術背景堪稱豪華。1964年出生于哈爾濱的他，先后畢業于中南大學和暨南大學，擁有金屬材料專業學士、工商管理碩士（MBA）以及產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并持有高級經濟師職稱。這種橫跨工科、管理和經濟學的知識結構，在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商界實屬鳳毛麟角，也為他日后的資本運作和企業管理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博士畢業后，夏海鈞進入了實力雄厚的央企——中信集團。他在中信華南集團的房地產板塊迅速嶄露頭角，從基層一路晉升至中信東莞公司總經理、中信華南集團常務副總經理等高位。據媒體報道，他曾將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中信東莞公司，發展成為當地房地產界的龍頭企業。這段經歷充分證明了其卓越的操盤能力和商業嗅覺，也讓他在業內聲名鵲起，成為了一位炙手可熱的明星職業經理人。

2007年，正在為恒大籌備香港上市而四處招攬人才的許家印，將目光投向了這位在中信體系內戰功赫赫的干將。關于兩人如何結緣，流傳最廣的是許家印“三顧茅廬”的故事。據稱，為了打動夏海鈞，許家印許下了極具誘惑力的重諾：“如果你愿意來恒大，可以先做董事局副主席、常務副總裁，如果你有能力，三個月后，我就把總裁的位子讓給你。

這個承諾最終得以兌現。夏海鈞于2007年加入恒大，并迅速成為許家印身邊最核心的人物。他被外界普遍認為是“許家印最信任的男人”，穩坐恒大“二號人物”的交椅長達十余年。這種信任體現在多個方面：他全面負責集團的日常運營、財務及資本市場運作；許家印曾多次放手讓他獨自應對業績發布會上的媒體詰問，這在創始人控制欲極強的民營企業中極為罕見。在一份流傳的恒大內部高管招待細節表中，夏海鈞的名字僅次于許家印，足見其地位之尊。

夏海鈞的加盟，無疑為恒大的“黃金時代”踩下了關鍵的油門。他與許家印的組合，被視為企業發展史上“互相成就”的典范。

2008年，恒大首次沖擊香港上市失敗，公司一度陷入困境，年營收僅25億元。正是在夏海鈞的操持下，恒大迅速調整策略，于2009年11月成功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為后續的規模擴張打通了至關重要的融資渠道。上市之后，恒大業績一路狂飆，2010年營收突破百億，到2016年更是以3733億元的銷售額，首次登頂中國房地產業的冠軍寶座。

2015年，在房地產市場面臨去庫存壓力時，夏海鈞牽頭在全國范圍內推出了“無理由退房”的營銷創舉。這一策略在當時引起了巨大轟動，極大地提升了恒大的品牌形象和市場信心，并被夏海鈞本人在多個場合倡議全行業推廣。此舉被視為恒大當年銷售額突破2000億大關的重要推手。

在許家印擘畫的多元化藍圖中，從恒大汽車到恒大足球場，夏海鈞都是重要的執行者和代言人。他曾代表恒大與法拉第未來（FF）接洽，并被提名為合資公司董事長；他也曾公開宣布恒大將在全國再建3到5個世界頂級的專業足球場。這些活動都彰顯了他在恒大戰略布局中的核心地位。

可以說，夏海鈞用他專業的管理能力和資本運作手段，將許家印的野心和藍圖一步步變為現實。而許家印也給予了他無與倫比的信任和堪稱全球行業天花板的薪酬回報。這段長達十余年的“蜜月期”，為夏海鈞構建其龐大的個人財富帝國，提供了最豐沃的土壤。

財富帝國

夏海鈞的財富版圖，遠比公眾想象的更為龐大和復雜。它由多個層次構成：既有在法律和公司章程框架下的“合法”天價收入，也有在危機前夜利用信息優勢進行的“精準”資本操作，更有通過復雜法律工具在海外深埋的、至今仍未完全探明的隱匿資產。本部分將逐層剖析，力圖還原其財富帝國的真實規模。

夏海鈞最廣為人知的標簽，莫過于“打工皇帝”。這一稱號并非虛名，而是由一連串驚人的數字鑄就。根據恒大歷年財報及相關媒體統計，其薪酬水平在整個中國乃至全球的職業經理人中都堪稱登峰造極。

據不完全統計，在2009年至2022年間，夏海鈞從中國恒大累計獲得的薪酬總額高達18.55億元人民幣。這意味著在恒大任職期間，他的平均日薪接近77萬元。這個數字，已經超越了絕大多數上市公司的年利潤，也讓他成為少數僅憑“打工”就躋身頂級富豪行列的典范。

2017年，福布斯發布的《香港上市中資股CEO薪酬榜》中，夏海鈞以2.7億元人民幣的年薪榮登榜首，將一眾知名企業家遠遠甩在身后。

在2020年，即便恒大的債務問題已初露端倪，夏海鈞的年薪依然高達2.04億元。相比之下，同年，以穩健著稱的龍湖集團CEO邵明曉薪資為8010萬元，融創行政總裁汪孟德為3951萬元，而萬科董事會主席郁亮更是只有1247萬元。夏海鈞一人的薪酬，幾乎是這三位頂級房企掌門人薪酬總和的1.5倍。這種巨大的差異，凸顯了恒大薪酬體系的“獨特性”。

最引人深思的是，在恒大流動性危機全面爆發的前夜，夏海鈞的薪酬并未受到顯著影響。財報顯示，2021年，他的薪酬依然有2.02億元人民幣。這種在企業風雨飄搖之際依舊維持的超高薪酬，引發了外界的廣泛質疑：這究竟是基于過去業績的延遲發放，還是一種變相的利益輸送，抑或是許家印為穩住核心團隊而開出的“定心丸”？無論動機如何，這筆筆巨款都實實在在地流入了夏海鈞的個人賬戶，成為其財富帝國最堅實的基石。

如果說天價薪酬是夏海鈞財富的“明線”，那么在恒大危機爆發前的一系列資本操作，則是其財富積累的“暗線”。這些操作時機之“精準”，手法之果斷，無不透露出其作為資深資本市場玩家的敏銳嗅覺，以及可能存在的利用信息不對稱優勢進行自保甚至牟利的行為。

關鍵的時間節點是2021年8月。此時，恒大的債務危機已山雨欲來，但尚未在資本市場引發全面崩盤。正是在這個微妙的窗口期，夏海鈞果斷出手。根據港交所披露易信息，2021年8月11日，他以平均每股7.3026港元的價格出售了1000萬股恒大物業股票，并以平均每股14.1785港元的價格出售了300萬股恒大汽車股票。這兩筆交易合計套現約1.16億港元。從事后看，這無疑是一次“勝利大逃亡”，因為在此之后，恒大系股票的價值便開始了斷崖式下跌，最終淪為“仙股”。

與減持股票幾乎在同一時期，夏海鈞還對其持有的恒大美元債進行了清倉式拋售。據報道，他持有的總面值高達1.28億美元的恒大債券，最終以四折左右的價格被悉數賣出，套現約5652萬美元（約合3.6億人民幣）。雖然這筆交易讓他承受了巨大的票面損失，但也成功地將即將變為廢紙的債券轉化為了實實在在的現金。這種不惜“割肉”也要逃離的決絕，強烈暗示他當時對恒大的真實財務狀況和未來走向，已經有了遠超外界的悲觀判斷。

除了公開市場的操作，還有信息源指出，夏海鈞的資本運作遠不止于此。有媒體援引消息稱，他通過在英屬維爾京群島（BVI）設立的離岸公司代持恒大部分股份，并經由在開曼群島的交易，成功避開部分監管，精準套現了高達15.6億港元。雖然這一信息的具體路徑和細節尚未得到官方證實，但它符合頂級富豪利用離岸金融中心進行財富規劃和轉移的普遍做法。如果屬實，這將意味著夏海鈞在危機前套現的真實金額，遠超公開披露的數字。

綜合來看，夏海鈞在危機前夜的系列操作，為其個人至少鎖定了超過20億港元的現金流。這些行為究竟是基于公開信息的合法市場判斷，還是利用其作為公司總裁所掌握的內幕信息對中小投資者的一次“背叛”，至今仍是爭議的焦點。但無論如何，這筆巨額資金的成功轉移，為他日后的“金蟬脫殼”和海外奢華生活，備足了彈藥。

如果說薪酬和套現是夏海鈞財富的來源，那么其在美國加州被曝光的資產，則揭示了這些財富的去向和其深謀遠慮的藏匿手法。2025年8月香港高院的判詞，讓我們得以窺見這座財富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

根據香港法院文件及權威媒體報道，夏海鈞通過其妻子何女士名義持有的資產，主要集中在美國加州，一個深受華人富豪青睞的地區。其資產清單包括：

• 三處不動產（總價值超3000萬美元）：
• 62 Como, Irvine：
• 這是夏海鈞被發現的常住地址。該房產于2011年以120萬美元購入，當時由夏海鈞出資，產權為夫妻聯名持有，但在2013年，夏海鈞通過法律文件將房產完全轉移至妻子名下。現估值約320萬美元。
• 58 Boulder View, Irvine：
• 另一處位于爾灣的豪宅，于2022年4月以600萬美元購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購買行為發生在恒大已全面爆雷之后，涉嫌公然轉移資產。現估值約773萬美元。
• 15 Rim Ridge, Newport Beach：
• 位于加州頂級富人區新港海灘的一處莊園。該房產由何女士作為信托受托人于2023年11月以1450萬美元購入，現估值已達1930萬美元。
• 動產與其他資產：
• 四輛豪華汽車：
• 包括三輛特斯拉和一輛梅賽德斯SUV。
• “新生活可撤銷信托”（New Life Revocable Trust）：
• 這是何女士于2023年成立并作為受托人的信托。信托是高凈值人群進行資產隔離和財富傳承的常用工具，其具體資產規模和結構尚未公開，但上述的15 Rim Ridge豪宅便由該信托持有。

司法文件披露的夏海鈞家族資產之一，位于加州新港海灘的15 Rim Ridge豪宅

從這些資產的持有方式和購買時間點，可以看出夏海鈞資產轉移手法的專業性。長期布局，提前隔離，他早在2011年就開始在美國購置房產，并在2013年就將產權轉移至妻子一人名下。這種操作遠早于恒大危機的爆發，顯示出其極強的風險防范意識和長遠的財富規劃。

將資產置于妻子名下，是典型的利用家庭成員代持以規避個人直接債務風險的做法。然而，香港法院最終采信了資金來源等證據，認定何女士只是夏海鈞資產的“代理人”，夏海鈞仍是實際控制人，從而為凍結這些資產提供了法律依據。

在恒大爆雷后，其家族依然在美購入價值數百萬美元的豪宅，這幾乎是公然的資產轉移行為，也成為清盤人追索其資產的有力證據。

設立信托是更高級的資產保護手段。通過信托，資產的所有權、控制權和受益權可以被分離，從而在法律上構建起一道堅固的“防火墻”。“新生活可撤銷信托”的出現，表明其財富藏匿已進入更復雜的階段。

這些被曝光的資產，幾乎可以肯定只是其海外財富的冰山一角。但僅這一角，就足以證明夏海鈞早已為自己鋪好了萬無一失的“后路”，其深謀遠慮和規避追償的意圖昭然若揭。

夏海鈞的財富版圖，最深、最黑的一塊，是與恒大系統性財務造假緊密捆綁在一起的非法所得。這部分財富難以精確量化到他個人名下，但作為核心操盤手，他無疑是這場世紀騙局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2024年，中國證監會發布的行政處罰決定書，為夏海鈞在恒大財務造假案中的角色進行了權威定性。決定書明確指出，恒大地產在2019年和2020年通過提前確認收入等方式，兩年合計虛增收入高達5641.46億元，虛增利潤920.11億元。而對于夏海鈞的責任，證監會的用詞極為嚴厲：

“中國恒大集團時任董事局副主席兼總裁夏海鈞，實際統籌管理恒大地產日常經營事務，**組織安排編制虛假財務報告，手段特別惡劣，情節特別嚴重**，是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
—— 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決定書（〔2024〕90號）

基于此，夏海鈞被處以合計1500萬元的罰款，并被采取終身證券市場禁入措施。這一處罰，從法律上確認了他不僅是知情者，更是財務造假的“組織安排者”。

夏海鈞的天價薪酬和分紅，正是建立在上述虛假業績之上的。隨著恒大進入清盤程序，這部分非法所得也成為了清盤人追討的重點。據報道，恒大清盤人已于2024年3月在香港對許家印、夏海鈞、丁玉梅等七名被告提起訴訟，旨在追討他們在2017年至2020年間獲取的股息及酬金，總額高達約60億美元（約430億人民幣）。

這場天價追償案，將夏海鈞的個人財富與恒大的系統性欺詐直接聯系起來。雖然最終能追回多少尚是未知數，但它清晰地表明：夏海鈞從恒大“撈”走的，遠不止是賬面上的薪水和公開的套現，更包括了建立在虛假繁榮之上的、本不應存在的巨額分紅和獎金。這部分財富，才是其財富帝國中真正的“黑洞”，其規模之巨，可能遠超目前所有已曝光資產的總和。

金蟬脫殼

夏海鈞之所以能在許家印等一眾高管被采取強制措施后，依然“逍遙”海外，并非僥幸。這背后是一套精心設計、環環相扣的“金蟬脫殼”策略，充分利用了國籍、法律架構和司法程序的復雜性，為自己構建了多重“護身符”和“防火墻”。

夏海鈞的身份背景極為關鍵。根據中國證監會的公告，他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同時擁有加拿大國籍。目前，他長期居住在美國。這一身份組合，為他規避中國的司法管轄制造了巨大的障礙。

最核心的問題在于引渡。眾所周知，中國與加拿大、美國之間均未簽訂雙邊引渡條約。雖然可以通過其他司法協助途徑或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令”進行追逃，但這些都存在極高的門檻。特別是“紅色通緝令”，其發布前提通常是嫌疑人已被國內司法機關刑事立案并發出逮捕令。

目前，夏海鈞所面臨的主要是來自中國證監會的行政處罰（罰款和市場禁入）和來自恒大清盤人的民事追討（資產追償）。盡管他被認定為財務造假的“組織安排者”，但截至目前，尚未有公開信息表明他已被內地司法機關進行刑事立案。這就導致了跨境抓捕在法律程序上難以啟動。他可以利用其外籍身份，在與中國無引渡條約的國家，暫時處于一個相對“安全”的法律灰色地帶。

除了身份“護身符”，夏海鈞在恒大任職期間的職務安排和工作習慣，也處處體現出規避個人法律風險的深思熟慮。

據報道，夏海鈞在恒大權傾一時，實際統籌管理著龐大的業務體系，但他從未擔任恒大旗下任何一家子、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中國的法律環境下，法定代表人往往需要對公司的債務和違法行為承擔更直接、更嚴格的法律責任。通過這種安排，他巧妙地將自己與具體公司的法律風險進行了切割。

另有消息稱，在恒大內部審查中發現，夏海鈞審批過的許多關鍵融資文件（據稱涉及金額高達2000億），僅有其電子簽章，并無親筆簽名。雖然電子簽名在法律上同樣有效力，但在追究個人責任時，親筆簽名的證據效力往往更強、更直接。這種做法，被外界解讀為他刻意避免留下直接物證，為日后可能的訴訟增加追責難度。

這些看似微小的細節，組合起來就構成了一道堅固的法律“防火墻”，使得即便東窗事發，要將其個人行為與公司的犯罪行為進行直接、確鑿的綁定，也變得異常困難和復雜。

在恒大進入清盤程序，清盤人開始在全球范圍內追索其資產后，夏海鈞并未坐以待斃，而是展開了一場積極的、充滿技巧的“司法游擊戰”，其核心戰術就是拖延。

首先是隱瞞行蹤。他長期對外界，包括對香港法庭，營造其居住在加拿大的假象，但實際卻藏身于美國加州。這不僅給法律文書的送達和司法程序的推進制造了麻煩（深交所和證監會都曾公告稱無法與其取得聯系），也為其轉移和藏匿資產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其次是程序抗辯。當香港法院發出全球資產凍結令并要求其披露名下全部資產時，夏海鈞通過其律師在法庭上反復進行程序抗辯。他提出的一個主要理由是，如果全面披露資產，可能會暴露其行蹤，從而使自己“陷入極端危險”之中。盡管法官最終駁回了其上訴，并以“剝奪抗辯權”作為威脅，迫使其部分披露，但這一系列的司法博弈，無疑極大地拖延了資產追索的進程，完美詮釋了“以程序對抗實體”的訴訟策略。

通過這一系列精心布局，夏海鈞成功地為自己構建了一個多層次的保護體系，使其在恒大帝國崩塌的廢墟之上，得以暫時“金蟬脫殼”，游離于法律的直接制裁之外。

忠臣還是“替罪羊”？

在恒大帝國的權力結構中，夏海鈞與許家印的關系無疑是最核心、也最復雜的一環。他究竟是忠心耿耿、最終為老板“背鍋”的忠臣，還是早已心懷鬼胎、與老板共同掏空公司的共謀者？抑或兩者皆是？134億存款挪用案，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觀察窗口。

2022年3月，恒大物業在審核財報時爆出一個驚天大雷：公司有約134億元人民幣的存款，作為質押保證金，已被相關銀行強制執行。隨后的獨立調查揭開了真相：這筆巨款通過一系列復雜的存單質押安排，最終被挪用，以“輸血”的方式流向了當時已陷入嚴重資金困境的母公司——中國恒大。

這一事件的惡劣之處在于，恒大物業作為一家獨立的上市公司，其資金本應服務于自身的股東和業務，卻被大股東中國恒大當作了“提款機”。這嚴重損害了恒大物業中小股東的利益，也觸及了公司治理和法律的紅線。

事件的最終處理結果是，2022年7月22日，中國恒大發布公告，稱公司的初步調查顯示，時任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夏海鈞、執行董事兼首席財務官潘大榮等人“參與了該安排”，因此董事會要求他們辭去相關職務。夏海鈞的恒大生涯，就此以一種極不光彩的方式畫上了句號。

然而，這個看似清晰的調查結論，卻在坊間引發了“替罪羊”的廣泛猜測。一種流傳甚廣的解讀是，這是一出許家印精心導演的“揮淚斬馬謖”的戲碼。核心的質疑點在于：

挪用134億如此巨額的資金，絕非幾個職業經理人能夠擅自決定的。在許家印擁有絕對權威的恒大內部，沒有他的首肯甚至指令，這樣的操作幾乎不可能發生。調查報告將責任完全歸于夏海鈞等高管，卻對許家印是否知情或參與閉口不談，這本身就顯得極不尋常。

因此，有分析認為，這可能是許家印與夏海鈞之間的一場“默契”交易：夏海鈞出面“背鍋”，承擔挪用資金的直接責任，以此為許家印進行切割；作為回報，許家印則為早已“落袋為安”的夏海鈞，開辟一條“安全”辭任、全身而退的通道。這出“你撤退，我掩護”的戲碼，讓夏海鈞得以在法律和道義上與恒大進行切割，為其后續的“消失”鋪平了道路。

無論134億存款案的真相如何，它都成為了許家印與夏海鈞這對“黃金搭檔”分道揚鑣的標志性事件。此后，兩人的命運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2023年9月，許家印因涉嫌違法犯罪，被內地有關部門依法采取強制措施，身陷囹圄。他所構建的龐大商業帝國，也隨著他的倒下而加速崩塌。

而夏海鈞，則如前文所述，憑借其周密的布局，成功“逃離”風暴中心，在美國加州過上了隱秘而奢華的生活。他雖然也面臨著資產凍結和法律訴訟，但至少在人身自由上，與他的前老板形成了天壤之別。

然而，這種表面的“自由”或許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牢籠”。他無法自由地在全球旅行，時刻面臨著資產被追索的壓力，生活在可能被引渡的陰影之下。與此同時，盡管個人處境天差地別，但在法律上，他們又被重新捆綁在了一起——兩人同為恒大清盤人追討60億美元資產案的核心被告。在這場終極博弈中，他們昔日的信任與默契早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互相推諉和切割。

從最親密的戰友，到如今一個身陷囹圄、一個“亡命天涯”，許家印和夏海鈞的結局，深刻地反映了在企業非正常崩塌的過程中，不同角色的風險暴露與退路選擇。創始人的命運與企業深度綁定，無處可逃；而精明的職業經理人，則可能早已為自己備好了“降落傘”。

打工皇帝的落幕與無解的追問

夏海鈞的故事，是一部濃縮了中國房地產黃金時代瘋狂與幻滅的史詩。他從一個才華橫溢的“中信干將”，成長為恒大萬億帝國的“二號人物”，最終在全球追索的聚光燈下，以一個“財富逃亡者”的形象落幕。

回顧其財富之路，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多棱鏡般的復雜形象。他通過“合法”的天價薪酬（累計超18.5億元）、危機前夜的“精準”套現（金額或超20億港元）、建立在財務造假之上的非法分紅（面臨60億美元追討），以及在海外深埋的隱匿資產（已曝光部分超2400萬美元），構建了一個外界難以估量的財富帝國。其攫取財富數額之巨、轉移手段之專業、規避風險之深謀遠慮，都令人咋舌。

如今，盡管夏海鈞的行蹤和部分資產已被曝光，香港法院的追索行動也取得了初步進展。但對于恒大留下的那數以萬億計的債務黑洞，對于那些仍在等待交房的爛尾樓業主、血本無歸的投資者和被拖垮的供應商而言，這一切或許只是杯水車薪。

正義能否得到完全的伸張？那些被精心轉移至海外的巨額財富，最終能否被追回，用于填補恒大留下的巨大窟窿？這些追問，或許在短期內都難有確切的答案。夏海鈞的故事已經落幕，但它留下的警示與思考，才剛剛開始。

作者：尼古

編輯：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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