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時代，我們應該相信什么？

2011年，有個叫郭英森的人，上了一檔叫做《非你莫屬》的電視求職節目。在該節目中，求職者要使盡渾身解數打動現場嘉賓與招聘團，以期為自己四處碰壁的求職路畫上句號。

郭英森也不例外，他一上臺就開門見山，聲稱自己帶來了幾個有實力爭奪諾貝爾獎的新理論與新發現，依靠他的這些創見可以造出不需要輪子的懸浮汽車，人的生命也能無限延長，變成“活神仙”。

他所謂的新理論與新發現，即使放在當年那個民科橫行的年代，也顯得太過妄想，因此除了演員孫浩等三個人支持他，其他人都不認可，尤其是方舟子，直言說“他雖介紹自己是初中學歷，但初中可能都沒學好。”

彼時，這件事并未引起多少波瀾，網友們給郭英森起了個“諾貝爾哥”外號之后，關注點很快就轉移了。直到2016年美國LIGO團隊公布他們探測到了引力波，郭英森5年前的遭遇才又在互聯網上沉渣泛起。

引力波的發現堪稱當代物理學的里程碑，意義極其重大，是必然能拿諾獎的，而恰巧郭英森當年在節目中介紹自己的理論時就提到了引力波，因此他被很多不明所以的網民譽為“首次預言了引力波的人”。

隨著一篇名為《5年前節目中他首提引力波，遭嘉賓嘲諷，如今他們都欠他一個道歉》的文章爆火，互聯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道歉運動”。參與者認為，正是由于節目組對郭英森的嘲諷與打壓，才致使中國錯失了一個諾獎成果，他們應該道歉。盡管有不少媒體與專家公開澄清，但也于事無補。

郭英森的事跡在很多人看來是荒謬至極的。因為只要學過基本的牛頓力學，都不會相信郭英森的胡言亂語；只要邏輯過關，都不會認為一個初中學歷的人能懂相對論與量子力學；只要動動手指檢索一下，就能知道引力波早在100多年前就被愛因斯坦通過廣義相對論預言了。

但問題就在這里：并不是所有人都還記得牛頓力學，并不是所有人都邏輯過關，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動力了解真相。換言之，一部分人以為的“常識”，并不是人人都具備。因此，很多人不僅相信郭英森，還很欣賞他的鉆研精神與治學態度，要贊助他的研究，甚至有人認為愛因斯坦不也是民科嘛，中國工人不比瑞典職員差。

事后，有人憂心忡忡的表示，“現在都2016年了，反智土壤依舊肥沃，從水變油、氣功熱、全息生物學到郭英森。都說國民科學素養穩步提高，但實在沒看出什么進步。”

這種擔憂自然合理，但若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反而才是社會常態。因為有限的精力不允許我們具備所有的“常識”，在一個由復雜系統組成的世界中，普通人的認知實際上跟文盲也沒多大差別，也正因此，我們才愿汲取知識來解釋這個世界，無論是道聽途說、讀自媒體文章還是看短視頻。而人與人之間的認知差異，就在這個過程中悄然產生。

當你驚訝于別人連引力波都不知道的時候，別人可能也會因為你看不透美國的陰謀而感到錯愕。認知一旦出現差異，類似“諾貝爾哥”事件中的爭議就無法避免了。支持他的人認為“高手在民間”，比如演員孫浩，他覺得諾獎獲得者的理論他們不懂，郭英森的理論他們也不懂，既然都不懂，那就應該像相信前者一樣相信后者。而反對他的人認為專業的事要交給專業的人，比如方舟子，他說普通人確實不懂，但物理學家懂，言外之意就是，郭英森應該把自己的成果寫成論文發表，去接受物理學界的檢驗，而不是來這個節目。

說到底，“諾貝爾哥”事件之所以能產生如此大的爭議，反映出的本質是：當人與人的認知差異越來越大、個人情感與信仰取代客觀事實左右輿論方向時，我們究竟該相信什么？當我們無法像吃一口蘋果就知道酸甜、嘗一口菜肴就知道咸淡那樣，親自驗證外部事物的真偽時，怎么確保獲取的知識是可靠的？

我的答案當然是相信主流學界的共識，至少在科學問題上是這樣。什么是“主流學界的共識”？通俗的理解是：在某個學科或研究問題上，絕大多數具有相關專業背景的研究者，基于成熟的方法論，達成的一致性判斷。

了解這些“共識”的渠道有很多，比如WHO、IPCC這樣的國際機構；CDC、英國皇家學會這樣的國家機構；Cochrane圖書館、PubMed這樣的學術出版與數據庫；AHA（美國心臟協會）、中國天文學會這樣的專業委員會。當然，大學教材、行業標準、百科條目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相反，隨意采信自媒體文章、短視頻的內容，就很容易受騙。比如短視頻可能會告訴你，隔夜菜有亞硝酸鹽，吃了會中毒，嚴謹些的還會告訴你，食物中的亞硝酸鹽是蔬菜天然含有的硝酸鹽，在細菌硝酸還原酶的作用下產生的。

但它不會告訴你，其實關鍵不在于“隔不隔夜”，而是“放在什么溫度、放了多久、是否被污染”。實際上，香港食環署、南昌大學以及歐盟食品安全局的相關研究都表明，熟食只要及時密封放入冰箱冷藏，12—24小時內亞硝酸鹽不會明顯增加，健康風險可以忽略不計，更別說中毒了（加工肉制品除外）。

偽史論也是個很典型的例子。其中最廣為人知的結論，就是認為亞里士多德并不存在，因為“西方文獻里沒有這個人”“做羊皮紙的羊羔不夠用”“莎草紙太貴根本用不起”等等。

這一套對文化民族主義者而言，很有說服力，哪怕是反對者也很難證偽，因為絕大多數人都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儲備，也沒有渠道、沒有精力去翻看海量西方文獻查證真偽，甚至連這套說辭的發明者都沒有去做這些功課，否則就不會把一篇序言當成寶，還故意把其中的“拉丁語文獻”歪曲成“西方文獻”，也不會想當然的以為亞里士多德是用羊皮紙寫作、羊皮紙一定是用羔羊做的、莎草紙是什么奢侈品了。

亞里士多德的存在是主流學術界的共識，這種共識不是因為要凸顯民族優越性、構建西方文化自信而創造的，而是以主流歷史方法論為基礎，結合了考古學、地層學、古典學、紙草學、文獻學、成像與分析科學等眾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成果——從師承體系、古代傳記與外部引用、早期紙草與手稿的文本傳承，到呂克昂學園的考古證據，形成了一個穩固的證據網絡，足以證明亞里士多德作為一個歷史人物是真實存在的。

有人可能會說，相信學界共識就是迷信權威。當然不是，相信學界共識表面上是相信圈子里的學者們，實際上是相信主流方法論。愛因斯坦夠權威吧？既是宏觀物理開天辟地的宗師，又是量子力學的奠基人之一，但他對量子力學的質疑聲卻沒有成為主流，尤其是1930年代之后，基本成了邊緣觀點。為什么中國人以前普遍對通報內容篤信不疑，而現在卻疑神疑鬼？是因為發通報的人換了嗎？不，是他們沒有踐行公認的方法論。

換句話說，權威只能增加可信度，但不等于可信度。一旦脫離了主流方法論，即使再有名的學者，其研究成果也是非常可疑的。

比如在人類學領域，盡管分子遺傳學的證據已經十分確鑿的告訴我們，人類的祖先就是起源于非洲，但仍有一些人類學家攥著多地起源說不撒手，誓要證明中國人的祖先就是在中國出土的直立人。像這樣的研究，可信度就非常低。至于那些連專業背景都不具備的野生學者，他們的東西即使不看具體內容，也知道不會比地攤文學高明多少。

縱觀歷史，“學界共識”無疑在知識、技術與制度層面塑造了人類社會的基礎結構，雖然它不是一成不變的，也非絕對正確，但卻是相對來說最可靠的，這一點從伽利略、牛頓至今的400年間，已被無數事實證明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