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痛：我們都病了，病因為世界

如今，很多人都在努力跟上世界的步伐，同時卻又難以擺脫那種深沉而難以言喻的絕望感——除非你剛好會說德語。

人們常說，德語幾乎囊括萬物。比如“Schadenfreude”用以表述幸災樂禍，而“Zeitgeist”表示時代精神。不過，也許我們該更加熟悉另一個詞——Weltschmerz，即“世界之痛”。

這個詞最早由德國作家約翰·保羅·里希特（Johann Paul Richter）在1823年的小說《塞麗娜》（Selina）中提出。學者們用它來描述一種特殊的憂傷：這種情緒并非源于個人遭遇，而是因他人所受的苦難；并非自身的不幸，而是整個世界的不幸。這種情感貫穿于一些文學和哲學作品中，比如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以及叔本華的《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有評論家形容Weltschmerz是一種“對道德與現實世界痛苦極度敏感”的表現。

盡管這個詞早在兩個多世紀前就誕生了，它卻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博客文章、YouTube視頻以及各種自助手冊中，這些內容都在討論社交媒體、全球變暖、政治動蕩等21世紀常態如何逐漸侵蝕我們的集體心理健康。Weltschmerz精準地概括了我們在刷手機時，面對無窮無盡、令人不安的標題時所感受到的那種悲傷、無力、恐懼、不信任和憤怒的混合情緒。

我們現在的時代精神是否確實特別容易滋生Weltschmerz，還是說這只是人類個體內在的一種情緒狀態？這一點很難說清，主要是因為關于這種具體心理現象的科學研究幾乎還未展開。

當然，要研究Weltschmerz，首先得給它一個明確的定義。但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德國詩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將它描述為對“人世無常”的沉思，認為它是一種存在主義的問題；美國作家拉爾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在其1952年的小說《看不見的人》（The Invisible Man）中似乎將Weltschmerz與代際創傷聯系起來，特別是作為一位美國黑人所感受到的群體苦痛。《劍橋詞典》將Weltschmerz定義為“對世界現狀感到悲傷與缺乏希望”；《韋氏詞典》則將其描述為“因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的落差而引發的抑郁或冷漠”。

這些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釋，也讓Weltschmerz的本質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它源于悲觀還是樂觀？體現的是虛無主義還是理想主義？表現為冷漠，還是關心？

Weltschmerz最明顯的誘因，就是目睹他人的苦難。長期以來，研究表明，與遭受創傷的人互動，例如急救人員或重病患者家屬，可能會讓人自身也承受心理創傷。而更近的研究發現，即使沒有面對面接觸，僅通過社交媒體和新聞接收負面信息，也會導致類似的心理壓力，這種現象有時被稱為“替代性創傷”或“次級創傷”。這說明，在當今這個任何時候都能從手機里看到世界災難的時代，Weltschmerz比過去更為常見。

另一個可能的風險因素，是人們如何建構自我感。卡迪夫大學的臨床心理學家兼榮譽高級講師馬克·威廉姆斯（Marc Williams）指出，我們經歷事件時產生的情緒沖擊，與事件本身關系不大，而更多取決于我們賦予事件的意義與權重。他說：“對某人來說無關緊要的事，可能對另一個人來說格外沉重。”在過去幾個世紀里，人們的社交圈通常局限于家人和本地社區；而如今由于民族主義、大規模遷徙和科技進步，我們的“內部群體”——也就是我們的自我感——往往跨越國界、語言和文化。當我們的身份認同的范圍變大，我們也更容易為這些群體中的人感到憂心。

威廉姆斯還說，這種關心甚至可以擴展到人類以外的事物：“比如在氣候焦慮研究中，研究發現自然連結感越強、對自然世界認同越深的人，越容易產生這種焦慮。”嗯

從身份認同出發，還能引出另一個風險因子：情緒共情（affective empathy）。它不同于“認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理解他人想法的能力），指的是你能切實感受到他人的情緒。情緒共情有助于建立人際關系，但如果過于強烈或缺乏調節，就可能導致威廉姆斯所說的“情緒過載”：長時間承受他人痛苦所帶來的心理負擔。這種負擔會提高人們罹患心理疾病的風險，也可能引發Weltschmerz。

最后一個因素是“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即當人們面對與自己信念、價值觀相沖突的事實時產生的內在沖突。一項文獻綜述中指出，這種挫敗感是Weltschmerz文學與哲學作品中反復出現的主題之一。存在主義治療師、歐洲大陸哲學專家、紐約瓦格納學院心理學榮休教授邁爾斯·格羅斯（Miles Groth）指出，Weltschmerz這一概念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宗教意義上苦難不可避免的信念從西方社會中消失了”。

在中世紀虔誠基督教背景下成長的人們，通常會接受“萬事皆由上帝安排”，即便是邪惡和痛苦也被視為神圣計劃的一部分，這反而成為一種心理安慰。而后來的世代在信仰被科學所取代之后，開始將痛苦、不公與苦難視為可以避免的，因此也就變得更加難以接受。

從這個角度看，Weltschmerz可以視為“信念崩塌理論”（shattered assumptions theory）的表現。該理論由社會心理學家羅妮·賈諾夫-布爾曼（Ronnie Janoff-Bulman）在1992年的著作《信念崩塌：走向新的創傷心理學》（Shattered Assumptions: Towards a New Psychology of Trauma）中提出，認為某些創傷之所以深遠，是因為它們打破了人們對世界最根本的認知。即使是通過社交媒體“陰暗刷屏”（doomscrolling）間接獲得這些信息，也可能引發類似反應。

一項2024年在伊朗和美國進行的研究發現，社交媒體上關于“挑戰意義”的內容，如饑荒、種族滅絕等，不僅會引發存在焦慮，還會引起“厭世情緒”——也就是對人類甚至對自己的不信任與憎恨。前者與海涅對Weltschmerz的定義一致，即對人類生存之短暫與缺陷的沉思；而后者則讓人聯想到叔本華筆下的Weltschmerz，他因對人類文明的深度悲觀，而選擇過一種禁欲與孤獨的生活。

關于Weltschmerz在臨床上的意義，有一種觀點認為，這種狀態可能只是其他精神疾病的一個癥狀——而這些疾病早已被界定清晰、研究深入。畢竟，海涅、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Friedrich H?lderlin）和尼古勞斯·萊瑙（Nikolaus Lenau）這幾位以憂郁作品奠定了Weltschmerz文學和哲學基礎的代表人物，后來都被認為患有嚴重抑郁癥或精神分裂癥。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心理學榮休教授托馬斯·皮什欽斯基（Thomas Pyszczynski），恐懼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的創始人之一，正在收集數據研究人們因特朗普政治生涯所產生的“心理壓力”。他認為，被研究者所經歷的可能并非Weltschmerz，而是一種“亞臨床級別的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在某些人身上甚至可能發展成真正的臨床問題。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學副教授亞倫·費舍爾（Aaron Fisher）則對將Weltschmerz劃為一種獨立心理現象持保留態度。他認為，無論在臨床還是研究中，我們應將注意力放在人們對刺激的反應上，而不是刺激本身；關注“輸出”，而非“輸入”。因此，他指出，不需要過于努力地區分“世界”“社區”或“自我”的壓力源，否則反而會事倍功半。

與之相反，威廉姆斯則認為Weltschmerz可以與其他精神疾病區分開來。他指出，臨床上的抑郁與焦慮可能會嚴重影響功能表現，但Weltschmerz則未必如此。“它可以是一種深刻的情感體驗，卻不構成心理疾病。”他舉例說，像氣候焦慮這類情緒，涵蓋了廣泛的情緒層面，既包含個人的痛苦，也涉及道德困擾，因此很難用傳統的心理疾病標準去歸類。

此外，Weltschmerz帶來的心理不適未必就是癱瘓式的——在很多情況下，它甚至可能成為一種推動力。威廉姆斯參與的一項最新研究發現，氣候焦慮與人們“參與環保行為的意圖”之間有明顯的正相關。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政治焦慮中：2023年的一項研究指出，那些在政治問題上情緒更負面的人，更有動力參與政治行動，例如志愿服務或向競選活動捐款。

至于“積極行動”是否能治療Weltschmerz，這要看具體情況。有時候，和他人一起為共同目標努力，確實能帶來歸屬感與目標感，改善心理健康。但也有相反的例子：當這些目標非常宏大，比如結束全球貧困、促使各國政府與企業合作應對氣候變化時，如果進展緩慢，人們可能會陷入更深的無力感，反而加劇原本想緩解的絕望情緒。

另一方面，Weltschmerz也可以通過“退隱”來緩解。這正是哲學家叔本華采取的方法——他堅信世界的問題根深蒂固且無解，于是成年后的大部分時間都選擇與社會保持距離，自我隔離。如今，叔本華式的“療法”依然存在，只不過形式變得更現代：包括身體上的離線生活，尤其是數字排毒（digital detox）。研究表明，遠離社交媒體那些不斷推送負面內容的算法，確實能帶來明顯的心理益處。但這種策略也存在道德上的困境——當我們卸載TikTok、關掉晚間新聞時，等于對那些仍在受苦的人視而不見。而那些苦難深重的人，根本沒有這種“暫時關掉世界”的特權。

在臨床實踐中，最有效的Weltschmerz應對策略，是在“參與”與“抽離”之間找到平衡——既要在有可能時采取行動，又要清楚哪些事情超出了個人的控制范圍。紐約“真實生活心理服務中心”（Authentically Living Psychological Services）創辦人、專門研究存在焦慮的臨床治療師辛西婭·肖（Cynthia Shaw）就這樣解釋：

“最難的部分，是在‘承認現實’和‘情緒癱瘓’之間找到一條線。”當被問到該如何在不背棄道德信念的前提下處理Weltschmerz所帶來的痛苦時，她說，“你不能對別人說‘一切都會好的’，因為他們是對的，有些事情真的不OK。”

“但一直沉浸在絕望中也不是辦法。所以，治療的目標并不是‘修復’世界，也不是‘修復’這個人。重點不在于‘不在乎’，而在于學習‘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在乎’。”

作者：Tim Brinkhof

譯者：EY

原文：https://nautil.us/is-the-state-of-the-world-causing-you-pain-1223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