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簽土地承包合同，農民就失去土地權益了嗎？

2023年夏，山東菏澤某村的20名農戶望著祖輩開墾土地上被強制清除的樹木，憤而將鄉政府訴至法院。他們手握視頻照片、證人證言，唯獨缺了那張關鍵的“紙”——土地承包經營權合同。

一審法院的裁定冰冷而直接：“未提供權屬憑證，不具備原告資格”，駁回了他們的起訴。

這些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耕種了幾代人的土地，難道僅因一紙合同的缺失就不再屬于自己？

1、一紙合同引發的土地保衛戰

在山東菏澤的這起案件中，20名農戶祖輩開墾的荒地承載著幾代人的生計。2023年6月，縣政府為落實耕地保護政策，出臺《永久基本農田非耕地問題核實整改工作方案》，一場整改風暴席卷鄉村。

短短一個月間，農戶們栽種的樹木在機械轟鳴中被清除殆盡。當他們將鄉政府和村委會告上法庭時，法官的問題直擊要害：“拿得出土地承包合同嗎？”

農戶們沉默了。他們只有模糊的地界記憶、鄰居的證詞和樹木殘樁的照片。一審法院據此認定：沒有土地權屬憑證，就不存在法律利害關系。

冰冷的裁定書背后，是20個家庭賴以生存的土地權益面臨歸零的危機。

2、法律天平上的現實困境

翻開《民法典》第三百三十三條，白紙黑字寫著：“土地承包經營權自土地承包經營權合同生效時設立。”表面看來，似乎書面合同是確權的必經之路。農村土地承包實踐中長期存在大量“事實承包”現象。在黑龍江密山的一起糾紛中，李某、許某連續十余年耕種土地并交納承包費，雖無書面協議，法院仍確認其合同關系存續。

更典型的案例發生在山東牟平。老陳耕種三畝土地22年，最初僅有口頭約定。直到2022年征地拆遷時，法院依據兩點關鍵事實確認其權利：2002年村集體二輪延包時與其簽訂正式合同；2014年確權登記中他獲得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條為此類情形留有空間：“當事人未采用書面形式但是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時，該合同成立。”這條規定成為許多農民維護權益的法律生命線。

3、口頭約定的歷史困局

在廣大農村，熟人社會的信任機制催生了大量口頭約定。新疆伊寧縣的吐某與馬某2015年達成口頭承包協議，馬某支付4萬元承包費種植白蠟樹苗。八年后糾紛爆發時，雙方對承包期限各執一詞，當初的“口頭信用”不堪一擊。

湖北南漳縣的教訓更為深刻。2003年村民彭某遷居外地，將2.4畝耕地口頭轉讓給姚某。二十年間姚某辛苦耕作，卻因缺乏書面協議，在彭某戶籍遷出后，土地被收歸集體。

“當時想著都是鄉里鄉親，口頭說定就行，哪知道會鬧成這樣！”姚某在巡察組辦公室的嘆息，道出千萬農民的無奈。在桂竹園村，類似口頭流轉涉及耕地達62畝，成為鄉村治理的隱患。

4、農民維權的破局之路

當書面證據缺失時，司法智慧成為農民權益的最后屏障。菏澤市中院在二審中作出關鍵裁判：“考慮到農村集體土地實際情況，并非所有土地均簽訂合同并辦理確權證”，撤銷一審裁定指令重審。

這種裁判思維在黑龍江紅興隆農墾法院早有實踐。徐某金案中，法院依據《合同法》第三十六條認定：“雖未簽訂書面合同，但已實際履行，該合同成立”。土地承包費交納、集體組織認可等事實行為，均可成為權利認定的依據。

更值得稱道的是基層的創新探索。陽谷縣法院通過“巡回審判+全流程調解”模式，將法庭搬到村委會。法官在查清土地租賃糾紛事實后，聯合村干部開展“背對背調解”，最終促成拖欠租金的劉某與李某達成協議。

5、土地確權的深層拷問

這波糾紛背后是土地管理制度與歷史遺留問題的碰撞。在山東濟寧，耿先生的承包地在未獲正式征收批復情況下遭強制清除。冠領律師指出要害：行政機關違反《土地管理法》“未批先征”的強制性規定。

村民小組長能否代表集體發包？這個看似技術性的問題，牽動著千萬農民的心。某村小組長擅自將土地發包給外組村民，法院判決直指核心：未經全體村民大會同意的發包行為違反民主議定原則。

更深層的是法律意識覺醒的陣痛。南漳縣巡察組解決姚某糾紛后推動全村整改：一方面指導簽訂規范流轉合同，另一方面加強法律宣傳。姚某作為“特邀嘉賓”的現身說法發人深省：“法律意識才是最好的護身符”。

土地承包合同是權利的明證，而非權利本身。菏澤市中院的改判撬動了機械司法的堅冰，讓20戶農民重獲主張權利的機會。在黑龍江紅興隆農場，徐某金未簽合同卻仍需繳納承包費的判決，同樣詮釋著“事實重于形式”的法律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