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蔣雨融事件的一個觀察：越來越多的人在逃離宏大敘事

如果你只是似是而非地談論一些深奧問題；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對日常問題的思考，那么，它有什么用處？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文 |浩然

本文為商隱社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系后臺

本周，哈佛女孩蔣雨融的畢業演講事件鬧得沸沸揚揚。

她是哈佛400年校史上首位中國女畢業生代表，在全校畢業生面前發表了一篇名為《我們的人性》的演講，現場掌聲不斷。

這要放在幾年前，可能是一件讓國人頗感自豪的事情，可當那段長達7分鐘的視頻被眾多媒體轉載后，巨大的爭議襲來。

很多人覺得她所講的內容不走心，空洞又做作，跟自身經歷相差甚遠。網友又扒出她曾依賴父親在綠發會的關系獲得進入哈佛的推薦信。

蔣雨融隨后進行了回應，不但否認了自己依賴父親的關系入學哈佛，還講了一段“普通人在苦難中逆襲”的經歷：她在父母離異、顛沛流離的環境中成長，初中讀的也是“條件很不好”的青島56中，在英國卡迪夫高中、杜克大學和哈佛大學就讀時全靠打工和獎學金。

然而，這卻引起了更大的質疑聲浪，網友覺得這里面漏洞太多了，比如青島56中并非條件不好的學校，而是當地重點中學；從高中開始就留學歐美，也并非普通家庭靠打工和獎學金就能承擔的，更何況父親是綠發會執行主任，母親是律所股東的家庭本就不普通。

不可否認，蔣雨融是極其優秀的，肯定也付出了相當多的努力，而一個家庭傾盡資源托舉后代成才，只要沒有違法違規，也無可厚非。網友對蔣雨融的不滿在于，她極力否認自身獲得的資源扶持，把自我成功描述成“普通人的逆襲”。

這就是不真誠了。

在傳播中，一旦被大眾認為極其不真誠，那就是說多錯多了。廈門大學鄒振東教授在《弱傳播》里認為，輿論的本質特點就是不講道理，這是輿論的情感律。

傳播的情感律并非說傳播就是曲意逢迎，也不是說網友是不講道理的，而是道理是往往以沉默的方式起作用，以邊界的方式制約著輿論的走向，真正拿來交流的是情感和“人味”。

我剛入行時，直屬領導經常對我們講的就是，做傳播無外乎“情理”二字，但“情”在前，“理”在后。

再來看那篇被大眾“百般挑剔”的名為《我們的人性》的演講，其實也透露著一種不真誠，張口即是“為人類終結饑餓與貧困”“人類命運休戚與共，榮辱一體”“全球性挑戰與我息息相關”等大詞大句，卻沒有足夠的經歷和認知支撐得起來，就會顯得很虛浮。

“世界上如果任何一個女人買不起一片衛生巾，我便不配稱富足；如果一個女孩因懼怕騷擾而不敢踏入校門，那便是對我尊嚴的踐踏；如果一個小男孩死于一場他從未發動也從未理解的戰爭，我的一部分也和他一起死去。”

當她說起這段話時一度哽咽，但網友始終無法共情，甚至讓很多人覺得不適。

就像初中生寫作文，因為缺乏深度的思考和經歷，又對細微的生活感知不多，只能借助一些宏大情景和華麗辭藻顯得很有文化，寫出諸如“五千年的文化在我的胸中吐納”這樣的句子。

這其實是過度沉湎于宏大敘事帶來的不真誠。

生活中我們其實很容易陷入宏大敘事帶來的快感。

宏大敘事指向的是和日常生活關系不那么密切的、對個體的庸常人生帶有超越性意味的事物或者議題，比如世界大事、精英敘事、主流敘事。

我們侃侃而談“俄烏戰爭”“巴以沖突”“關稅戰”“人類文明的走向”等大事，分析其中的博弈與妥協、正義與邪惡，諸多世界風云人物在我們的描述中時而變得“急了”，時而“危矣”，時而又“扔出一顆重磅炸彈”，其精彩程度不亞于一幕幕戲劇。

但很多人并沒有從中習得處理日常問題的智慧，身邊有太多人在外大談世界大勢，回家卻對個人困境、子女教育等具體問題束手無策。

沉湎于宏大敘事帶來的更大危害在于，它會忽略掉大量細節，而且消解個體存在的價值。

現實生活里搞懂一件事情的邏輯太難了，我們很難條分縷析地看清無數錯綜復雜的條件（其中每一條單獨看都像是原因）及其背后，但戲劇化的描述基本都是抽象的，會忽略掉其中的細節，抓到一個近似的條件就被當成是原因，給出一個看似合乎情理且極富吸引力的情節。

再加上一些自媒體的瞎編和算法的推波助瀾，讓很多人對繁雜的世界現象背后的“真相”和“走向”張口便來。

如果把這種戲劇化當作真實世界的運轉方式，你就會對那些細節失去興趣，不是說細節本身沒意思了，而是你失去了從細節中看出本質和有趣東西的能力。

而且，關注世界大勢看起來總是比蕪雜、庸常的日常生活要有意義得多，關注得越多、越大似乎就越有意義，個人的瑣事在這些宏大事物面前是極其渺小、沒有位置的，所以關注宏大敘事越多，向內求的思考就會越少。

一般來說，沉迷宏大敘事的人大致有這幾個明顯特點。

一是偏愛抽象而忽略具體。

現實中很多人非常關切人類，對千里之外深處戰爭中的人深感擔憂，動輒寢食難安，但卻對身邊人的具體的困難視而不見。正如有句話說的“只愛抽象的人類，不愛具體的人”。

因為正如前述，宏大敘事會忽略掉大量細節和繁瑣，抽象的關切和愛更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比如在哈佛的講壇上說出對人類的關切，對自由、公平的向往，會立馬獲得掌聲，讓人覺得你胸懷大志，充滿人文精神。

但要真的知行合一，用行動去踐行這些事，可能耗盡一生也推進不了多少。

你需要面對的是非常不確定的一個個人，種種不可控，可能在你已經沒有余力和精力的時候需要你拿出解決和應對的辦法，換來的可能是沖突、怨憤、誤解，甚至很多指責，你還要克制、隱忍，更考驗做事情的智慧和方法。

人都是逃避麻煩，追求爽感的，落到具體遠沒有在抽象層面那么爽，這也是為啥宏大敘事總是那么讓人上頭。

二是喜歡用大詞、大句，愛“貼標簽”。

詞語的邊界就是思想的邊界。一個人用什么詞句來描述一個事物基本就代表了他的思想，比如有的人動輒就罵企業家是“資本家”，那基本他對商業的認知不會太客觀。

很多大詞都掩蓋了真實，比如“資本家”“普信男”“拜金女”，看似鞭辟入里，實則把復雜問題簡單化了，省去了花時間和精力了解一家企業、一個人的過程，直接拋出這樣便捷又有力的詞，等于給人貼上了一個標簽。

而像“正義”“自由”這樣的大詞，本身是很模糊的，現實中如何才能符合這些標準，沒有誰能說得清，具有很大的解釋彈性，不同語境下意思千差萬別，有時候完全是用來占據道德制高點，壓制異見。所以網絡上頻繁出現這些詞的時候，往往吵架吵得最兇。

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稱這些抽象、理論化的語詞為“超級概念”，使用起來是危險的，因為使用者往往不理解這些詞匯，在日常生活中也沒法像“門”“燈”和“桌子”一樣看得見、摸得著，是無法體驗的，只會淪為一些教條化的口頭禪，加深人們之間的誤解和攻訐。

三是使用單一理論框架來看待問題。

宏大敘事往往將復雜的歷史和社會現象簡化為一系列線性的因果關系。

比如認為歷史發展和技術進步是個別牛人、精英的推動，忽略了背后復雜的社會、制度、經濟等因素，這樣確實降低了理解門檻，增強了敘事的感染力，似乎打開了認知捷徑，但卻跟事實相去甚遠。

這幾年，一個比較明顯的現象就是，越來越多人在逃離宏大敘事。

社交媒體上，很多探討國際話題的評論區都出現了“遠離宏大敘事吧”等高贊評論。

這或許是因為，很多人曾經也熱衷于宏大敘事，但漸漸發覺自身在其中的無力感，還時常因為這些話題在網上陷入激烈的爭論，戾氣愈重，所得卻甚少。

而且，很多人看清了沉迷宏大敘事其實是在逃避對具體問題的思考，試圖用更大的意義感來消解生活的瑣碎、庸常，但到頭來世界大事無論誰輸誰贏，現實中的問題還在那里等著你解決，是消解不了的，逃避只會透支你做具體事情的熱情。

甚至有人因為沉迷宏大敘事踩了坑，很多人投資VR、元宇宙、新能源汽車等高科技領域，不是基于對這個領域的深入觀察和研究，而是信了一些博主說的“代表著人類未來，符合科技走向”“當下不投就像20年前沒買房”等說辭，結果栽了大跟頭。

所以很多人開始從宏大敘事中“退場”，正視自己的現實生活。當然，宏大敘事本身并不是錯的，錯的是過度沉迷，我們也無法逃避一切宏大敘事。但首先是從自己的生活中找到意義，這樣就不必借助于宏大敘述和大詞來賦予自己意義。個體飽滿了，才能跟世界建立起更好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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