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配為人師者，應遭嚴懲！

不配為人師者，應遭嚴懲 ——以法律利劍斬斷伸向未成年人的黑手！

媒體報道，近日，全國人大代表方燕在接受采訪時提出，對教師等特殊職責人員性侵未成年人的行為應依法從重處罰。

不配為人師者，應受嚴懲！

未成年人是國家的未來，教師本應是守護其成長的園丁，但極少數人卻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犯罪，其行為不僅突破法律底線，更踐踏人性良知。對此類犯罪必須施以法律最嚴厲的制裁，方能彰顯正義、震懾罪惡。

教師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具有雙重危害性。從法律層面看，其行為直接觸犯《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條“強奸罪”、第二百三十七條“猥褻兒童罪”，以及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的“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23年），對利用職業便利實施性侵者，應依法從嚴懲處，刑期可加重至基準刑的30%以上。從倫理層面看，教師本應承擔“傳道授業解惑”之責，卻將魔爪伸向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學生，嚴重破壞社會信任基礎。這種“信任關系內的犯罪”對未成年人造成的心理創傷往往伴隨終身，甚至導致抑郁、自殘等極端后果。

我國法律體系對未成年人保護始終秉持“最高限度保護”原則。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廢除嫖宿幼女罪，將此類行為一律按強奸罪論處；2020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設“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明確對教師、監護人等特殊群體性侵14至16周歲未成年人的行為單獨定罪，最高可判十年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2023年發布的典型案例中，某中學教師張某因多次猥褻多名學生被頂格判處有期徒刑15年，法院明確指出：“被告人身負教書育人職責，卻利用師生從屬關系實施犯罪，主觀惡性極深，依法應予嚴懲?！?

此外，制度防線也在不斷完善。2020年教育部聯合公安部建立教職員工準入查詢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制度，要求學校不得錄用有性侵記錄者；最高檢推動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將教師、醫護人員等納入報告主體，未履行報告義務造成嚴重后果的需承擔法律責任。這些舉措形成“事前預防—事中干預—事后嚴懲”的全鏈條保護機制。

頂格處罰：不止于司法，更關乎社會價值導向。

對教師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從重處罰，絕非簡單的“以刑去刑”思維，而是基于多重社會價值的考量。

其一，法律威懾需與犯罪成本匹配。犯罪心理學研究表明，加害者在實施性侵前會權衡風險與收益，若法律僅施以普通性侵犯罪的量刑，難以遏制特殊職責人員濫用優勢地位。其二，修復被破壞的社會信任。每一起教師性侵案曝光后，公眾對教育系統的質疑都會加劇。唯有通過嚴懲彰顯“零容忍”態度，才能重建家長與學生對教師職業的信任。其三，傳遞鮮明的價值信號。法律是社會的底線，更是道德的助推器。頂格處罰傳遞出“師德失守者不配立足教育領域”的堅定立場，倒逼教師隊伍自我凈化。

嚴懲之外，還應該構建未成年人保護的立體防線。

法律嚴懲是治標之策，構建長效機制方為治本之道。

首先，需強化源頭預防。嚴格落實教職員工入職查詢制度，探索建立師德考核“一票否決制”，將心理評估納入教師聘用環節。其次，完善監督機制。推廣校園監控全覆蓋、師生接觸“透明化”管理，設立匿名舉報平臺，鼓勵學生與家長監督。再次，加強法治教育。將防性侵課程納入中小學必修內容，通過模擬法庭、案例教學等方式提升未成年人自護能力。

值得關注的是，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門聯合印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明確要求將預防性侵害、性騷擾納入學校安全管理體系。這一政策與法律嚴懲形成呼應，共同織密保護網。

教師性侵未成年人，是現代社會絕不能容忍之惡。從重處罰此類犯罪，既是對受害者的告慰，也是對法治精神的捍衛。當我們高懸法律利劍時，也在向全社會宣告：任何踐踏師德底線、傷害未成年人者，必將付出最沉重的代價。唯有如此，才能讓校園真正成為守護成長的凈土，讓“教師”二字始終閃耀道德與理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