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為什么不結婚了？

民政部最新公布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結婚人數只有610.6萬對，同比下滑了20.5%！

這個數據創下了45年（1978）以來的最低紀錄。相比2013年高峰時期的1346.93萬對，2024年結婚人數直接少了一半之多。

在結婚人數暴跌的同時，還有另一個數據值得注意，近年來我國出生人口同樣不斷走低。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全國出生人口為954萬人，比2023年增加52萬人，自2017年以來首次回升，不過相對于2012年的1973.05萬人，也整整少了1000萬人。

作為擁有14多億人口的國家，一年結婚人數只有610.6萬對，出生人口不到1000萬，整個社會可以說幾乎已經“絕育”了，年輕人“不婚不育”已經成為現實。

面對這樣的人口形勢，政府也倍感危機。可以看到，近兩年從中央層面到地方政府均出臺了不少文件，旨在營造適合婚育的環境，從延長婚假、到整治高價彩禮，甚至是直接發錢等等。

去年8月出臺的《婚姻登記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更是取消了結婚登記提供戶口簿的要求，也取消了過去對登記的地域管轄的規定。也就是說，現在只要男女雙方同意，拿個身份證就可以領證，不會再出現“偷戶口簿結婚”這樣的情節了。

但是，這一系列隔靴搔癢的操作對于扭轉局勢可能于事無補。年輕人不婚不育的最大原因，還是來自新的三座大山，也即住房、教育、醫療。

自2013年以來的過去十余年，我國結婚人數和出生人口不斷下滑，但這一期間卻是我國房價暴漲的時間，全國大中小城市，甚至是小縣城的房價都翻了幾番，遠超過收入增幅，房價與結婚人數和出生人口明顯呈負相關關系。

關于房價與人口的關系，市場上分析很多。但是很多人卻忽略了對于城市人口結構的分析，以及更深層次的利益分配失衡問題。

過去三十年，中國完成了西方國家200年才能完成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城鎮化率從2000年的36.22%上升至67%以上。

回顧中國城鎮化的路徑，一方面在城市擴張中，城郊農村地區變為城市，由此實現了城市面積的擴張；另一方面是人口大規模的遷移，城市工業化發展吸引了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

也就是說，在中國城市人口中，有極大部分人是來自農村的新城市居民，尤以80后、90后居多，這個群體正是當下結婚生育的“主力軍”。

然而這部分新城市居民的收入主要來自工資薪酬，他們并未享受到土地紅利。

而作為城市的“土著”或者在房改之前擁有城市不動產的人。他們只是憑借“天時地利”和高超的“投胎技術”，便可坐享地租收益，網絡上甚至出現了“包租公”、“包租婆”等詞語，用來稱呼那些坐擁大量房產僅靠收租就能獲取財富的人，他們實際上是新時代的“地主階級”。

而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在土地財政的刺激下，城市土地價格暴漲，原著居民紛紛成“暴發戶”，但新城市居民面臨巨大的購房壓力。所以，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人為的造成了新城市居民與原住民之間先天性不公平。

在中國，沒有房子就很難成家。目前的情況是，那些能夠掏空6個錢包在城市買個房的人基本上已經買了，而那些來自農村的年輕人，在沒有其他資金支持情況下，基本上很難成家，多數人只能夠維持自身生存，即買不起房，也很難進入婚育，這部分人口規模應該十分龐大。

針對部分城市居民住房困難，各地方政府也出臺了廉租房、公租房等制度，但實際上也只是杯水車薪，部分廉租房、公租房還被關系戶占有放租，很難惠及普羅大眾。

而要解決如此龐大人口的住房難題，政府財政實際上也難以支撐。權宜之計，應當向擁有眾多城市“地主階級”征收重稅，并將稅收收入大規模補貼給住房困難的新城市居民。如此一來，可以在不擾亂市場秩序的情況下，即可解決民眾住房難題，同時還可以扭轉貧富懸殊的問題。

留給政府解決住房問題的時間只有10到20年，這是當下該成家立業的80、90后還能夠等待的時間。如果這部分人在年過半百時依然無處容身，恐怕會對社會徹底失望，屆時政府需要面對的可能不止是住房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