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杭州成為新一輪硬核科技策源地？

偶然必須在適宜的土地上才能生長，必然也在偶然中孕育。

文 |浩然

本文為商隱社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系后臺

今年剛開啟還沒多久，要說最火熱的城市，那非杭州莫屬。

人們驚訝地發現，推出國產3A游戲巨作《黑神話：悟空》的游戲科學，今年初震撼全球的DeepSeek以及央視春晚舞臺上秧歌機器人背后的宇樹科技竟然都來自杭州。

除此之外，杭州還有國內腦機接口頭部企業強腦科技，四足機器人領域繞不開的云深處科技，以及具備全球最大的可交互三維數據能力的群核科技。

他們作為“杭州六小龍”在網絡上廣為流傳，成為杭州逆襲的代表企業。

一些省市對此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比如在前幾天的廣東新春第一會上，廣東省委書記特別提及三家明星企業：華為、深度求索（DeepSeek）及宇樹科技。

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旗下“交匯點”客戶端于7日、8日接連發布文章《DeepSeek為什么會出現在杭州？》《為什么南京發展不出“杭州六小龍”？》《杭州有DeepSeek，南京有什么？》，拋出了靈魂拷問：為什么這些“科技新貴”沒有誕生在經濟發達的江蘇，而是選擇了杭州？

2月10日晚間，濟南媒體也發文《杭州“六小龍”出圈，給濟南什么啟示？》提出了自己的問題：杭州“六小龍”出圈，濟南該向杭州學什么？

這些問題同樣成為很多城市的開年第一問。

這讓我想起了當年阿里逐漸成長為電商巨頭之后，上海主政者發出的反思：上海為什么生長不了馬云？

尤其是在馬云講到“阿里一開始是在上海，后來回到了杭州”后，上海更為失去這樣一個由小企業發展而成的巨型企業感到相當遺憾。

這次最感到遺憾和緊迫的當屬廣東：DeepSeek創始人梁文峰上大學前的成長軌跡都在廣東；宇樹科技創始人王興興的事業甚至起步就在廣東；馮驥的游戲科學最初在深圳注冊，卻在杭州開發出了《黑神話：悟空》。

“杭州六小龍”里，還有不少核心成員曾在廣東成長、求學和創業……但他們最終沒有選擇廣東，而是在杭州創業。

城市之間的產業競爭是相當激烈的，直接關乎城市的未來。多年以前，我在國社旗下某智庫型媒體任職時，負責區域經濟版塊，當時搞了一個“城市著急了”系列，很受讀者喜愛，那時正值中國各大城市爭相布局工業、勇猛突圍時期，所謂“著急了”是指城市想要迅速進行產業布局的緊迫感。

當時最能反映大城市間“你追我趕”布局產業的一句話是：前面標兵已遠，后面追兵將至。

前幾年輿論還在擔憂有著“電商之都”“動漫之都”等稱號、網紅遍地的杭州產業偏“軟”，制造業相對弱勢，轉眼間杭州便以一系列新銳科技企業的誕生晉升為又一個“創新之城”，成為很多城市眼中的“標兵”。

我們首先需要了解的是，杭州如何發生了這樣的蛻變？

杭州的蛻變沒有“一招逆襲”的爽文，背后更多是區域內各種因素不斷拉扯、平衡，在艱難求索、試錯中尋找最優解的過程。

杭州有西湖，曾是京杭運河的南部端點都會，歷史上富庶千年。但在發展工業化的時代，杭州的區位優勢其實并不太占優勢：

缺乏工業發展所需的地礦資源，市區背靠西湖和群山，城市發展空間非常有限，算是中國最小的省會城市之一，對人口和產業的承載力嚴重不足。

所以很長一段時間里，杭州的經濟活動主要在西湖周圍兜兜轉轉。而且杭州作為旅游城市，考慮到環境因素，重工業的發展也受到了一些限制。

即便如此，依靠市場化改革先發紅利和一批膽大敢干的企業家的突圍，杭州發展起了紡織服裝、食品飲料、包裝造紙等輕工業，涌現出了以馮根生、宗慶后、魯冠球“三駕馬車”為代表的企業家。

但局促在西湖，杭州工業就無法舒展開來發展。于是在21世紀初，杭州開啟了東拓西擴，蕭山和余杭撤市設區并入杭州，市轄區從683平方公里擴大到3068平方公里，在全國副省級城市里排名第五，人口也翻了一番，產業發展獲得了空前的空間和人力資源。

與此同時，杭州順勢推出了“工業興市”戰略，開啟了GDP增速最快的10年，直到全球金融危機洶涌襲來。

眾所周知，浙江以“輕（輕工業）、小（中小企業）、加（加工業）”的的所謂“小狗經濟”——體型嬌小的若干主體身手敏捷、高度靈活，圍繞共同的市場目標，在無縫化的分工協作中凝聚而成強悍的攻擊力量聞名于世，也形成了為數眾多的產業集群，比如蕭山化纖產業、余杭家紡產業、南陽制傘業。

這些產業集群是順應市場經濟法則和當地資源稟賦的產物，但基本都以價格低廉作為“殺手锏”，講究薄利多銷，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需求大量減少給這些企業帶來了極大沖擊。

再者，隨著競爭加劇，很多產業集群無法完成像樂清電氣產業那樣的涅槃升級，想要繼續走低價模式就只能往成本更低的中西部轉移，或者被淘汰。這就造成了當地產業的空心化。

面對原有產業大浪淘沙，可持續性遭到沖擊的難題，杭州在金融危機前后布局新興科技及服務行業，提出“服務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其實就是基于區域內地礦資源缺乏、原有產業遭受打擊且轉型慢，而環境優美、人才素質高的優勢比較適合承接國際高端服務業的轉移。

隨著工業滑坡，2009年至2013年，杭州GDP增幅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排名一度退至最后一名，工業產值也被寧波超越。

與此相映襯的是，杭州的旅游、電商、文化、房地產、金融、商貿、物流、中介等第三產業比重不斷增加，2011年就已過半。

這時期阿里、網易等互聯網企業已經長大，杭州又果斷把信息經濟作為發展重點，后又提出要打造“全國數字經濟第一城”。

杭州數字經濟的強悍無需贅述。現在看來，杭州幾乎從頭到尾吃到了數字經濟的紅利。盡管其GDP在全國各大城市中的排名總在第8名左右徘徊，但互聯網上代表頂級城市稱謂的“北上廣深”已悄然變成了“北上廣深杭”。

對一座城市的認可往往體現在“用腳投票”，杭州對新經濟的追逐創造了大量新形式的就業機會，2016年杭州人才凈流入高達8.9%，超過了北上廣。在加上G20和亞運會之后，疊加“盛事效應”，杭州更是成為很多人心中的“第五城”。

但以電商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對于杭州來說并非是突然蹦出來的“天外飛仙”，而有著特定的經濟土壤：浙商早年受限于本土資源的缺失，需要游走四方賣貨，使他們長于營銷，有人甚至說浙江經濟是“賣”出來的。像宗慶后、鐘睒睒，都有著極強的營銷才華。

作為浙江互聯網產業引爆點的阿里，也正如馬云早年所說，就是“互聯網版的義烏小商品市場。

只能說這是杭州摸到了適合本土發展的產業模式。

但另一面，在相繼成為“電商之都”“直播之都”“網紅之都”后，杭州產業也陷入到了“脫實向虛”。

2018年，杭州規上工業實現增加值3405億元，僅為深圳的37%、廣州的55%。杭州工業投資規模也連年下降，相比武漢、南京等動輒數百億的工業大項目，差距較大。

在一次杭州政府召集的討論制造業發展的會上，宗慶后不無感傷地回憶：

“憶往昔，杭州的輕工業曾是那么興旺，空調廠、電扇廠、自行車廠、電表廠、杭絲聯、浙麻、杭一棉、杭二棉、新華造紙廠、杭州食品廠等輕工業各門類工廠幾乎都有，而且業績都不凡，在全國亦小有名氣，但這些年幾乎都看不到、聽不到了。”

還有，隨著消費互聯網逐漸達到天花板，對經濟增長的帶動越來越乏力。2022年杭州GDP增速只有1.5%，不僅遜色于其他省份同水平的競爭對手，在浙江省內也最低。

在此之前杭州就已意識到了這個問題，2019年推出“新制造業計劃”，目標悄然從“全國數字經濟第一城”變為了“重塑全國數字經濟第一城”。

這意味著杭州要用數字技術促進區域內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提升制造業力量。

但無論數字經濟還是實體產業，背后的關鍵還是科創力量。

所以這些年，杭州之江實驗室、阿里達摩院、浙江大學等數字創新平臺及高校紛紛投入建設，為數字經濟發展貢獻更多研究。智能物聯、云計算大數據、高端軟件、人工智能等產業也被作為主攻方向。

杭州在2021年專門成立了錢塘區作為打造先進制造業的基地，主要布局“車藥芯化航”五大產業。錢塘汽車產量占到杭州的80%以上,生物醫藥產業營收比重占到杭州的近一半。

“杭州六小龍”正是杭州在這個轉型階段企業的代表。

除此之外，睿獸分析發布《2024全球獨角獸企業觀察報告》顯示：2024年底，中國現存獨角獸企業510家，杭州占據34家，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位居第四。

從杭州產業的成長歷程我們可以看出，杭州幾乎是中國最積極追逐新經濟力量的城市，這主要有這么幾點因素。

一是杭州民營企業發達，“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杭州連續20多年蟬聯全國城市第一，民營企業是經濟活動中最活躍的參與者，民營企業家總是在發揮所長追逐商業機會。當杭州經濟陷入低谷時，總有一批民營企業冒出來力挽狂瀾，從最早的娃哈哈、萬象集團，到阿里、網易、吉利，再到“杭州六小龍”。

二是杭州時刻處于激烈競爭中。長三角城市群是遍布強手的，盡管杭州做出各種努力，但在某個層面上都有更強的：工業干不過蘇州，金融干不過上海，科教干不過南京，外貿干不過寧波。這幾年，長三角城市群的“后來者”合肥在高端制造業上也相當出色。

如果發展水平跟不上，很容易就被旁邊的城市“虹吸”。當年杭州與上海剛通高鐵時，杭州官員擔心的也正是“有可能杭州的那些企業家全跑到上海去了，杭州就沒戲了”。

強敵環伺使杭州無法酣睡，始終在尋找更具差異化的發展路線。

三是杭州對于產業發展的前瞻性洞察和精準判斷。對于城市發展來說，管理者提早布局是極其重要的，很多城市就是在原有產業增長乏力，或者占重要地位的巨頭企業倒塌、遷移之后，產業發展陷入困境，甚至進入城市收縮環節，比如美國“汽車城”底特律。

而我們能看到，杭州總能在原有主導產業逐漸式微后，扶持出新的產業和生態。

在高科技產業的競爭中，最早看到趨勢并大力下注極其重要。北京之所以能成為“互聯網之都”，從最早的百度、搜狐、新浪、盛大到小米、滴滴、美團、字節、快手等都扎堆在這，就是因為在互聯網剛進入中國時，北京得風氣之先，對互聯網產業最為重視，互聯網基礎設施也最完善，形成了中關村，吸引了陳天橋、李彥宏、張朝陽等互聯網精英，這就使其具備了產業發展的初始優勢。

如果政府持續對產業進行培育，就會在初始優勢的基礎上加速產業集聚，同時會有知識溢出，不斷促進創新，所以后來互聯網的新模式很多都是在北京的互聯網公司中產生。

杭州這次為什么能出現“六小龍”，成為新一輪硬核科技策源地之一？

一方面就是上面提到的，這座城市積極追逐和布局新經濟力量的特性，使得它這次成功押注了以“六小龍”為代表的企業。

另一方面我認為來自于一種偶然與必然的持續互動。

一個人選擇在哪個城市創業其實是一種偶然。偶然來到一個城市的創業者，看到當地政府押注所在行業的眼光和力度，體驗到一流的營商環境，長期接觸下來便對自己在此創業成功就有了更多確定性。當越來越多創業者有了這種確定性，他們就更能產生集聚，新模式、新技術就隨之產生了，從而讓創新爆發于此地成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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