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利軍：《明珠綴錦帶：浙東運河上的水利史》

編者按：

2024年11月13日，《紹興日報·新周刊》刊登了《明珠綴錦帶：浙東運河上的水利史》一文，作者介紹了《浙東運河工程文化遺存》一書的主要內容與特色，并闡發了自己的閱讀感受。現將作者原文刊發，以饗讀者。

本文在《紹興日報》刊登

梁啟超認為建筑是凝固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如一顆顆明珠般散綴在浙東運河這條錦帶上的各種水利工程，也是“凝固的歷史”。“浙東運河文化研究”叢書中的《浙東運河工程文化遺存》一書便以水利工程為核心，系統梳理了浙東運河的歷史和文化，全面展現了這條千年水道背后所承載的水利智慧與文化精神。

全書共分上、下兩篇，圍繞大運河遺存承載的文化、大運河流淌伴生的文化、大運河歷史凝練的文化展開。上篇對水利工程體系如數家珍，分類介紹其歷史與現狀，深入挖掘其技術價值與文化內涵，將大禹治水與歷代浙東治水核心精神的傳承關系娓娓道來，展示了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治水智慧。下篇則集中呈現了14篇考證文章，涉及浙東運河的多學科研究和浙東運河沿線重要文化論題，是對上篇更詳盡的補充，也是對多年來浙東運河水利史研究成果的集中呈現。總體來講，該書具有以下幾個特色：

其一，將扎實的田野調查與嚴謹的考證研究相結合。作者對浙東運河沿線的水利設施進行了實地調研，獲得了大量一手資料，故而書中不僅細致記錄了這些遺存的現狀，還通過爬梳史料和科學研究，對其歷史背景、工程技術及文化內涵進行了深入挖掘。

其二，融入了多學科研究的視角，涵蓋水利、歷史、地理、考古、生態等多個領域。書中所述不局限于運河的水利技術，還通過對相關遺存的考古發掘，探討了運河在不同時期所承載的社會、文化功能。

其三，深入挖掘和整理文獻資料。一方面，作者的論述與引證涉及廣泛，時間上跨古通今，范圍涉及史書、文學著作、古今方志、專業論文等，顯然作者在地方歷史與文化和專業研究方面根底深厚；另一方面，書中用單獨一章輯錄了有關浙東運河的重要文獻、碑文等資料，為浙東運河研究提供了充實的史料支持。

其四，呈現方式圖文并茂，讓讀者得以更直觀、更近距離地體會浙東運河文化。該書插圖包括作者繪制的《浙江禹跡圖》《春秋越國遺跡圖》《浙東唐詩之路圖》《明清浙東運河圖》等諸多歷史地圖、部分水利工程的歷史照片、田野調查得來的遺存現狀照片等，使得圖書在內容呈現上更加豐富多樣。可惜限于版面，部分圖片無法呈現最佳效果。

閱讀此書，我被浙東人民為求生存、求發展而迸發的智慧與堅韌深深震撼，繼而驚訝于浙東人民古已有之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理念，而后深刻體會到運河兩岸水與文化早已相互交融，不可分割。

浙東運河雖然只有約200千米，但因地處“山—原—海”相交的復雜地帶，河道落差較大，潮汐波動明顯，如何保持水位穩定、保障船只通行，在利用豐沛資源的同時降低水的不可預測性帶來的破壞力，便成為必須解決的問題。歷代浙東人民充分利用當地的自然條件，利用壩、堰、斗門、水閘、海塘、水則等復雜而又多樣的水利設施，將浙東的河網結構與大運河連通，在構成交通運輸系統的同時實現了對自然環境尤其是區域內水資源的有效調控，使之成為古代東南經濟命脈的一部分。其中，鑒湖和玉山斗門堪稱運河水利工程中的經典之作。鑒湖是東漢時期由會稽太守馬臻主持修建的人工大湖，乃利用越國時期的山陰故水道、會稽山數十條溪流以及一些零散湖堤，匯聚“三十六源”之水圍筑而成，承擔著灌溉、蓄洪和航運的多重功能。而玉山斗門作為控制鑒湖水系的核心樞紐工程，既能調用湖水灌溉田地，又能及時泄洪到三江口。此外，長數百里、宛若巨龍的蕭紹海塘，經漢唐以來歷代的持續修繕和海塘建筑技術的不斷提高，由土塘、柴塘發展至石塘、重力式石塘，甚至部分險要地帶還設有備塘，與三江閘等一系列閘壩構成一套擋潮、排澇頗有實效的防御體系。

在浙東運河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維護過程中，歷代治水先賢的努力和奉獻至關重要。書中詳細講述了從大禹起歷代的治水傳承：東漢時馬臻主持修建鑒湖，費盡心血，福澤后世，卻因筑湖征遷觸犯了地方權貴的利益，在鑒湖建成后被地方豪紳與當地部分官員聯合誣陷而遭冤殺，死得極為慘烈。唐代時皇甫政改建玉山斗門，王元暐興建它山堰；南宋時趙彥倓主持修復了山陰后海塘，吳潛興建了一系列碶閘堰埭；明時戴琥致力于治理西小江，湯紹恩主持修建三江閘……對于他們，越地人民感念至深，他們也已成為浙東地區文化記憶的一部分。

而大禹的治水思想，尤其是“因勢利導”的理念，成為治水工程的核心理念，通過歷代浙東運河的水利工程，具體而真實地展現于歷史實踐中，最終形成現今“天人合一”的水利新格局。而古代越人在這一過程中，也逐漸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理念。

書中詳細討論了運河沿線的生態環境變化，比如湖泊的形成、變遷和修復，以及湖泊與河道之間的復雜關系。有一個詹家湖，乃北宋時期由聚居于該地的詹氏一族捐田開掘的人工湖，因獻湖給趙丞宣被復湖為田，又經地方賢達人士鄭京力爭，于南宋淳熙年間獲準開掘還湖。宋時的鑒湖亦因“盜湖為田”，水域暴縮，湖幾近廢，后又通過嚴格的治理管護措施得到恢復。這種田湖轉換的博弈，體現了古人對水資源管理的動態調整，也展示了他們在自然與人類需求之間尋找平衡、以求和諧共生的理念。即使是水利工程的建造，也往往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因地制宜。紹興的傳統石砌石墈可謂此中典范，親水性佳又美觀，而且由于是用條石因地制宜干砌成岸，石與石之間的縫隙在無水處可作為植物攀援之地，在有水處可作魚蝦嬉游之所，與環境完美相融。

在大禹治水精神的影響下，越人不僅掌握了高超的水利工程技術，更在與水的相依相存中，形成了尊水、敬水、善用水的文化傳統。運河兩岸的歷史遺存、民間信仰和文人文化，皆因水而生，因水而興。

無論是作為中國古代水利工程的杰作，還是作為當今文化保護的典范，浙東運河都無愧于其“正在使用的活態交通博物館”的稱號。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產，是我們共同的責任與使命。《浙東運河工程文化遺存》將史料性、原創性與可讀性完美融合，是一部具有獨特視角、深入解讀運河歷史文化的優秀作品。兩位作者以經世致用之心，深耕運河文化，相信日后亦將佳作不斷。期待這些研究成果能讓更多的人感受到這條生命之河、歷史之河、文化之河穿越時空的魅力，讓古老的運河煥發時代新風貌。

本文作者系浙江大學出版社圖書編校中心主任、副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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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程雪婷

審核：戴秀麗

總期：第8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