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評析：制度的起源、變遷和經濟績效

每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發，都會引發人們對經濟學前沿成果的關注，并且可能產生對獲獎成果的爭議。今年也不例外。2024年10月14日，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三位美國經濟學家，他們是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學教授羅賓遜（James Robinson）。諾獎委員會認為，他們的主要貢獻是研究了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制度如何影響了社會福利。三位獲獎者有一系列三人合作的學術論文，并且阿西莫格魯教授又分別和他們倆有一些兩人合作的學術論文和著作。因此，通常認為阿西莫格魯是這次諾獎三人組中的領頭者。本文將介紹阿西莫格魯及其合作者在制度經濟學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包括制度的起源、制度的變遷以及制度的經濟績效三個方面，最后談談今年的諾獎成果對中國國家治理和經濟發展的啟示。

一、制度的起源

首先，制度經濟學領域不是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是多次獲得了諾貝爾獎。早在1993年，諾貝爾獎就授予了研究制度的經濟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以表彰他在制度變遷方面的開創性研究。因此，很多人會將今年的獲獎成果與諾斯的貢獻進行對比。諾斯認為，制度是約束人們行為的一系列規則、遵從程序、道德和倫理行為規范，其目的是最大化委托人的財富或者效用。簡單地說，制度包括各類法律法規、政策（正式制度）或者風俗習慣（非正式制度）。通過研究16-18世紀荷蘭和英格蘭的崛起，諾斯認為保護產權的制度是促進經濟增長和西方世界崛起的關鍵因素。從那時起，經濟學家們逐漸認識到制度的重要性。而在此之前，標準的新古典教科書里并沒有制度的角色，也沒有政府的角色。

盡管諾斯以及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經濟學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彰顯了制度、產權、契約或者治理對經濟效率的重要性，但是對于制度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學者們并沒有深入的研究，也沒有形成共識。在這方面，阿西莫格魯、約翰遜和羅賓遜三人2005年的合作論文對此提供了一個邏輯一致的分析框架，從而為分析制度的起源和變遷提供了一種思路。

阿西莫格魯等人認為，政治權力決定了經濟制度，經濟制度決定了經濟績效。政治權力通過兩個渠道決定了經濟制度：其一是政治制度決定了法定的政治權力（de jurepolitical power），其二是資源分配決定了事實上的政治權力（de facto political power），然后這兩種政治權力共同決定了經濟制度以及下一期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在決定經濟績效的同時，還決定了下一期的資源分配（圖1）。這樣，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之間就形成了一個閉環。

圖1 制度的起源

阿西莫格魯等人關于制度起源的分析框架表明，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會相互影響，上一期的制度會影響下一期的制度。因此，我們在分析制度起源時，不能將不同屬性和不同時期的制度割裂開來，而必須從歷史的、整體的角度理解制度。

阿西莫格魯等人不僅從動態的角度揭示了制度的起源，而且進一步打開了制度“黑箱”。雖然人們現在都同意“制度是重要的”（institutions matter），但是究竟制度包括哪些內容呢？阿西莫格魯和約翰遜2005年共同發表的一篇論文，將抽象的制度分解為兩種具體的制度：一種是產權制度（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s），它主要度量政府和公民（或企業）之間的縱向關系，反映了政府對私人財產權和人身安全的保護；另一種是契約制度（contracting institutions），它主要度量平等的民事主體（個人或企業）之間的契約關系，反映了法律法規的執行程度。更進一步，他們發現產權制度比契約制度更重要。因為個人可以通過改變正式或非正式契約的方式來規避契約制度的不完善，但是很難逃脫被政府掠奪的風險。相對諾斯而言，他們不僅揭示了制度的起源，而且區分了不同制度的重要程度。

二、制度的變遷

歷史上，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甚至在同一個領導人任期內，制度都可能發生改變。諾斯重點研究了制度變遷對經濟績效的影響，但是沒有充分回答制度為什么會發生變遷。特別是，為什么有些國家的好制度變壞了，為什么一些無效率的制度能夠長期存在？我認為，阿西莫格魯等三人的主要貢獻就體現在這方面。

在阿西莫格魯等人看來，從博弈論的角度講，民主就是一種制度化的承諾機制。在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200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面對政變還是革命的威脅，因此可能發生逆轉。民主的弊端是需要征收大量稅收用于對窮人實行再分配，這必然加重對精英的剝奪，因此會促使精英政變，推翻民主政體。另一方面，在不民主的社會里，精英將窮人排斥在政權之外，此時窮人可能進行革命。當革命的威脅足夠大時，精英就必須賦予窮人權利，此時民主出現了。總之，政治制度本身并不是穩定不變的。

假設一個國家處于低效率的制度環境，那么它為什么可以持續很久呢？阿西莫格魯等人的解釋是，掌權的精英集團擁有設計制度的權力，他們會傾向于設計對自己有利但是對社會未必有利的制度。具體來說，在2011年的一篇論文中，他們假設一個社會中包含富人和窮人。富人先掌權，但是希望轉向民主，這將使用再分配政策，并且征稅意味著要使用官僚。在特定情況下，富人通過選擇某種無效率的政權結構能夠利用政治庇護和俘獲民主政策，從而減少再分配和公共物品，這就為官僚尋租創造了機會。如果窮人掌權，并且要扭轉這種局面，就對官僚不利。因此，富人和官僚不僅會聯合起來，而且會過度地擴大官僚的規模以便獲得額外選票。此外，在一篇2008年發表的論文中，阿西莫格魯等人認為，即便窮人通過集體行動或者革命的威脅，迫使精英集團放棄了部分法定的政治權力，但是精英依然能夠通過投資于事實政治權力（如游說或動用準軍事力量）來抵消法定政治權力上的損失。此時就會出現一種“被俘獲的民主”（captured democracy），即民主政體雖然存在，但是其經濟制度卻是惠顧精英的。公允地說，阿西莫格魯等人比較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而并非一味贊美。事實上，他2017年的文章《我們是抵制特朗普的最后防線》，批評美國聯邦制度在憲法設計上存在缺陷，無法阻止特朗普這樣的人上臺執政。

三、制度的經濟績效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對經濟史的研究，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和威廉姆森等人對企業和治理機制的研究，早已證明了制度對經濟績效的重要性。但是，在技術上，人們依然存在一個巨大的爭議：究竟是好的經濟制度促進了經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反過來推動了好的制度出現呢？這個類似于“先有蛋，還是先有雞”的難題，被這次獲得諾獎的阿西莫格魯三人組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巧妙地破解了。

阿西莫格魯等人發現，同樣是非洲大陸的殖民地，為什么有的殖民地國家經濟比較好，而有些殖民地國家經濟比較差呢？他們認為，關鍵是有好的制度。他們在研究設計中構造了一個邏輯鏈條：當地殖民者的死亡率會影響殖民者的生存概率，后者會影響殖民者選擇長期的好制度還是短期的壞制度，然后制度決定了當地的經濟增長。在這里，當地殖民者的死亡率是一種工具變量（IV），它不會影響當地人的健康和當地的經濟增長，只能通過殖民者的制度選擇影響當地的經濟增長。因此，這有助于識別制度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

此外，他們還通過大樣本、長時段的跨國研究，反擊了一些競爭性假說，包括地理位置決定論、文化決定論和人力資本決定論。他們指出，1500年時富裕的國家，如印度和美洲，現在變得非常貧窮，而當時貧窮的北美、新西蘭和澳大利亞，今天則成為富裕的國家。他們將這種現象稱為“財富逆轉效應”。地理位置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難以從時間線上解釋財富逆轉效應的存在，但制度決定論能有效地解釋財富逆轉效應。他們認為，在人口密集和資源豐裕的殖民地，殖民者建立的制度僅僅是為了便于資源掠奪而非保護產權；而在人口稀少的地區，他們反而有興趣建立某種保護產權的制度。這就是制度逆轉。這一邏輯同時解釋了流行的“資源詛咒”現象。

四、對中國的啟示

雖然阿西莫格魯等人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西方國家的歷史和現實，并且他們有些涉及中國的理論分析并不完全令人信服。但是，他們基于嚴謹的數理模型和計量經濟學分析所論證的制度起源、變遷和經濟績效的觀點，對中國同樣具有啟發意義。

首先，國家能力非常重要。在阿西莫格魯等人看來，民主的脆弱性在于其非常依賴于稅收等再分配手段，而這是一把雙刃劍。因此，即便是民主體制，也需要提高國家能力。這里說的國家能力，主要是兩種能力：征稅和維護社會穩定。當代經濟學的研究也多次證明，不管是什么政體，國家能力對于經濟增長都非常重要。

其次，制度的包容性很重要。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在《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一書中，強調了包容性制度的重要性。民主體制的一個優勢，是能夠吸納廣泛的民主作為政治參與者，從而減少了對立者，促進了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實際上，世界銀行早些年提出的“包容性增長”，很可能受到了這一觀點的影響。中國推行的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本質上也是一種包容性政策。

再次，可置信的承諾很重要。在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過程中，要讓掌權的精英階層承諾制訂對民眾有利的政策，需要一種約束機制。從這個角度講，樹立政府公信力非常必要。特別是在宏觀調控中，要有效刺激經濟，刺激政策必須取信于民，這其實就是可置信承諾的問題。

最后，產權保護很重要。當下，中國正在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以便為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從制度上保駕護航。根據制度經濟學研究，關鍵的制度安排是保護民營企業家的財產權和人身安全，穩定他們的政策預期，才能激發他們的企業家精神。

（聶輝華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本文2024年10月29日發表于中國財經報理論版，發表時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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