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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有據:考古證實的中國史》,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4年8月
郵政在古代叫郵驛,也叫驛傳,其運行特點是,官府在不同地方設置驛站,利用馬、車、船等交通工具傳遞官方文書和軍情。
傳說周代已經有了筆直而平坦的道路,《詩經?小雅?大東》說:“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左傳·襄公五年》引《詩》云: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這是用周道的平直來比喻一個人心志的高潔。
官府和民間還在道路上設置了館舍,供旅客停腳,休息養神,恢復體力:“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周禮?地官?遺人》)意思是說,在道路每10里、30里以及50里的節點上,設置廬、路室和候館三種不同的館舍,以便旅客休息。
廬最為簡易,“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語?周語中》),就是在路邊擺個飲食攤;路室比廬要好一點,“舍(路室)有委”( 《逸周書?大聚解》),就是建有房屋,旅客可以夜宿休息;候館的設施最為周全,有室,有高樓亭榭,可以供客人候望觀眺,還有儲備的“禾米薪芻之屬”(《周禮正義?地官?大師徒》)。但是對于利用觀望乘機行竊者,則要求毫不留情地予以擊殺:“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柝之,有相翔者則誅之。”(《周禮?秋官?野廬氏》)
驛傳是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上興起的一種特殊的交通現象。夏商時期有沒有相關的驛傳情況和制度,文獻無載,但周代是有明確記載的,如《周禮?秋官?行夫》就說:“(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意思是,行夫負責乘車前往諸侯國傳達小事,即使在道路上遇到了困難不能按時到達,但一定要到達。這里的“行夫”,就可看作是最早的郵差。
為了節省人畜力量,加快驛傳速度,周代采取的辦法就是利用上述交通上廬和路室的設置,節級運送。但由于《周禮》成書時間,從西周至東漢末年,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這也使得它的真實性打了一定的折扣,其中很多記載被認為是憑空捏造,或者是將后世才發展起來的新生事物嫁接到了周代,這其中就包括周代的郵驛制度。不過,這種說法在近幾十年被不斷推陳出新的考古成果給擊破了。
先是1975年,湖北云夢睡地虎秦墓4號墓出土了兩片書信木牘。這兩片木牘出土時置于墓主頭箱中部,一片保存完好,長23.4厘米,寬3.7厘米,厚0.25厘米;另一片略有殘缺,長16厘米,寬2.8厘米,厚0.3厘米,兩片木牘總計527個字。字雖然不多,但卻具有特別的意義,這是東周末年秦滅六國戰爭中,從軍在外的兩兄弟——二弟黑夫和三弟驚給大哥衷寫的信,反映了兩名普通士兵及其家庭在烽火連年的漫長歲月里的日常生活,是我國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最早的底層百姓的家書實物,彌足珍貴。這兩封家書的具體內容及相關詳情,我在《秦始皇麾下普通士卒的兩封家書》161中已有詳細敘述,這里不再累贅。總之,這兩封家書能夠在戰火紛飛的戰國末年順利抵達 兩兄弟家中,并被死后的大哥隨葬在墓中,說明周代,至少到戰國時期,已經有了相對發達的郵驛系統。
陳治國在《中國歷史文物》2007年第1期發表《從里耶秦簡看秦的公文制度》指出,戰國時期,由于社會發展迅速,各諸侯國行政管理手段變得豐富多彩,公文的數量因此大幅增加,公文的應用更加普遍,政府機構之間傳達政令、交換信息也因此變得更為頻繁。從近幾十年出土的秦簡來看,秦時公文的分類詳細,用語固定,不但設立了傳送公文的專職機構——郵,為保障文書安全與準時的傳遞,還制定了規范文書傳送的法律——《行書律》,并設有專門保管往來文書的機構——書府,說明戰國時期的秦國已經有了相對成熟的郵驛、公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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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陵以郵行洞庭”木牘
2002年,考古人員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里耶鎮里耶古城1號井出土了37400枚秦簡,其紀年從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開始,至秦二世二年(前208年)結束,也就是從戰國末年至秦帝國滅亡前一年,總計15年。其中有一枚竹簡上面寫有“遷陵以郵行洞庭”7個古隸文字,還蓋有“酉陽丞印”。“遷陵”是里耶鎮在秦代的縣邑名稱,“洞庭”是指洞庭郡,轄域包括今湘江中下游地區、湘東北地區、沅、澧流域以及烏江流域部分地區,郡治在臨湘,即今長沙。
專家認為,寫在這枚秦簡上的“遷陵以郵行洞庭”7個字,相當于我們現在所使用的郵簽;而“酉陽丞印”就是當時人們在發送信函時用膠泥蓋在封口上的印記,相當于我們現在使用的密封條。這是當時官方傳遞信函所必須經過的一道程序,目的是保證郵件能安全送達目的地。
“遷陵以郵行洞庭”竹簡的發現在集郵界引起極大的轟動,為紀念這一發現,2013年4月在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之際,中國郵政特意發行了由趙瑋設計先生設計的2013-10M“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第七次代表大會”小型張1枚,小型張票圖選取的就是“酉陽丞印封泥”和“里耶秦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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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M“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第七次代表大會”小型張
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榮在釋讀里耶秦簡時發現,秦朝的一份郵書在寄發之前,必須履行緘封、登記等手續。在郵書運行期間,一旦出現誤期、封泥破損等現象,都要追究責任。各區間要互相配合,做好郵書性質、數量、種類、收文者、發文者、傳遞者、受付時間,以及封泥是否完好等方面的記錄;郵書送達目的地后,要簽收登記;拆發郵書須作啟封記錄。如此等等。
吳榮教授還在里耶出土的一枚具有郵書性質的秦簡上發現了“快行”兩字。他認為,這意味著秦朝已經擁有了現在人們所說的“特快專遞”了。
鐘煒先生通過里耶秦簡所載洞庭郡的郵路史料,全面復原了洞庭郡的公文傳遞路線:從遷陵出發,可經水陸干道或間道通往巴、南郡、蒼梧等郡。簡文中郵路最北面到鄢(今河南鄢陵),結合其它材料推測,鄢以北由鄧(今襄樊北部至新野、鄧州一帶)至宛(今河南南陽),在此分途,一支向西北,抵內史、咸陽;另一支北上,至昆陽、陽陵。
戰國至秦代,驛傳系統這么發達其實是得力于商代晚期驛傳制度的初步確立,雖然傳世文獻沒有這方面的記載,但在甲骨文里卻出現了很多這方面的信息,如商王武丁的王妃婦好在出外帶兵打仗時,武丁就常常卜問婦好的情況,問隨從婦好有無信件送達。甲骨文中還經常出現“辶至”或“彳至”一類字眼,其實就是用來專門傳遞信件的信使或驛使。商王出行時,身邊往往要帶幾個[辶至],他們的任務就是隨時準備奔赴各地去傳達商王的最高指示。那些依附于商的方國也會經常派[辶至]送信,向商王匯報情況。
商朝還沒有建立起像周代“節節設點”那樣分段傳遞郵件的驛傳制度,消息、命令以及相關郵件一般是由一個驛使傳送到底,這樣就難免會出現一些兇險的情況,如武丁時期的一片甲骨文記載,一個年齡偏大的驛使去送郵件,竟然在在路上走了26天,行程達到了600里,結果還沒有到達目的地就死掉了。還有一片商王祖庚時期的甲骨文記載說,有位驛使去送郵件,從某天黃昏出發,居然路上走了整整48天,才最終到達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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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有郵驛事跡的甲骨文(現收藏于寧夏博物館)
從甲骨文零零星星的記載看,商代驛傳已經初步確立了驲傳制度,設立了專門的驛傳人員。驲傳就是關于定期將各地的大小事情報送給商王的相關制度,目的是讓商王及時了解國內外形勢,采取相應的措施,制定相應的政策。商代的驛傳人員主要有兩類,一類叫遞、驛,是指乘車傳遞信件、物品的驛傳人員,還有一類叫驲、傳,是指乘馬傳遞的驛傳人員。170
商代能初步建立起驛傳制度,是因為彼時已經有了相對發達的經濟發展水平,譬如晚商時期的都邑“殷”,就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殷墟,其遺址總面積達到了驚人的3600萬平方米,足足相當于晚夏都邑斟鄩即二里頭遺址面積的12倍。這說明至遲在晚商時期,商朝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比較興旺發達,國家有了足夠的硬實力。這種情況的出現意味著商王朝應該修建了不少的道路,給商業貿易、內外交流、互相往來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條件。
近幾十年的考古成果在這方面也有所反映。據觀察,殷墟內城外就修建有縱橫交錯、四通八達的11條寬廣筆直的道路,其中還有專供車馬行駛、由整齊石板鋪成的“馬道”。
結合甲骨文提供的材料和各地商代考古成果,殷墟通往各方國的道路,主要有以下幾條:一是通往東南徐州、淮北地區,一是通往南方湖南、江西一帶,一是通往西邊的渭水流域,還有一條是通往陜北甘肅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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