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日本經濟蕭條的根本原因是年輕人減少引起的創新力衰退

最近，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辜朝明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在網絡上引起熱議。辜朝明曾在東京見證日本經濟大衰退的全過程，并從中發現經濟失去動力的原因——企業不約而同地試圖修復資產負債表，使得資金都“凍結”在了銀行里。為了保持經濟活力，政府就必須施行持續的財政刺激政策。

但是這真是日本經濟低迷十年的根本原因嗎？一般來說，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蕭條最多持續幾年，即使是美國的“大蕭條”也只是持續了十年左右，而日本的經濟低迷持續了三十年。九十年代初，日本的人均GDP一度超過美國。當時日本擁有一大批如索尼，松下，日立全球領先的科技公司。但是如今呢，全球前二十的科技公司幾乎都是美國和中國的公司，日本公司幾乎集體消失了， 人均GDP也被美國遠遠拋在后面。所以要了解日本落后的根本原因，就必須去深挖為什么日本企業在過去三十年的創新能力忽然就停滯了，不僅遠遠落后于美國，甚至于落后于日本和韓國。而日本創新力的拐點和日本年輕人口增長拐點的幾乎是同步的，這并不是巧合。

我在《人口戰略》中深入分析了日本老齡化對創新和企業帶來的負面影響。由于日本長期的低生育率，其人口規模和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惡化；創業和創新活力的缺失，使得日本在高科技創新的競爭中被美國和其他新興國家擊敗。老齡化社會的影響會自我強化，因為相對龐大的老年人占據公司的高級管理職位，年輕人晉升速度和創業活力下降。因此，不僅日本的大公司的創新活力下降，而且也缺乏新的創業公司。另外隨著養老負擔加重，日本政府對于生育福利的支持力度也遠不如北歐等發達國家。年輕人的收入幾乎停滯，育兒壓力加大，生育意愿低迷，陷入了長期的低生育率陷阱。

日本的教訓尤其值得中國反思，因為中國的低生育率的危機來得比日本晚40年，而且現在的生育率已經低于日本。2040年左右，低生育率對中國的負面影響可能比現在的日本還要嚴重。

政策建議

中國目前面臨需求不足，消費者、投資人和企業家的消費與投資動力轉弱等現象，也與當年的日本非常相似。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出臺同時刺激消費和提振生育率的政策，當務之急是加大補貼生育的力度。短期來說，補貼生育的福利支出有助于擴大內需、穩增長、穩就業。長期來看，有助于提升人力資源、人力資本、經濟社會活力，增強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提升中國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下文整理摘編自《人口戰略》第10章。

01

日本，失去的幾十年

20 世紀 50—80 年代，日本的經濟在發達國家中是最具活力的。在長達 30 年的時間內，日本的年均 GDP 增長率超過 8%。日本公司成長迅速，在諸如電子工業、自動化以及工業設備等很多領域中都是創新的領導者。1990 年，在國家競爭力的世界排名中，日本高居榜首，而且日本的人均 GDP 也超過了美國。

然而，到了 20 世紀 90 年代，隨著日本的人口開始急劇老齡化，日本的經濟命運也迅速反轉。創新的引擎很快失去了動力，最具創新精神的日本公司幾乎都開始變得遲緩和保守。最初在半導體行業中，緊接著就是軟件和通信行業，最后在遺傳學領域，日本公司被來自美國和新興經濟體（如中國和韓國）的公司趕超。2008年，在最具競爭力國家的排名中，日本掉到了第 20 位。近年來，日本的人均 GDP 已經遠遠落后于美國，經濟增長率幾乎為零。

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的日本經濟停滯，被經濟學家稱為“失去的十年”，然而，更準確的說法應當是“失去的幾十年”，因為迄今為止，日本的經濟衰退已經持續了三個十年。

20 世紀 90 年代以后，日本成為世界上人口平均年齡最大的國家。與美國及其他發達國家不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只出現了很短暫的嬰兒潮，生育率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迅速下降。

目前在日本，每個勞動者需要撫養 0.8 名老人，此外，許多年齡超過 65 歲的日本老人依然在繼續工作。日本每年的政府收入為 8.3萬億日元（約合 830 億美元），但公共養老基金的規模已經超過 100萬億日元。

隨著勞動力的老齡化，一家典型日本公司的員工年齡分布往往是這樣的：年齡為 40~50 歲的員工數量，遠多于 20 多歲和 30 多歲的員 工數量。通常情況下，日本企業在考慮給員工晉級的時候會論資排輩。當中年甚至更為年長的員工人數在公司中占據多數時，年輕員工的晉升就會放慢。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日本的年輕勞動者只能占據較低的職位，管理經驗較少，財務資本和社會資本也都很少，造成其創業和創新能力低下。

我論證過“30歲左右的人最有潛力成為企業家”，日本是研究這種現象的一個很好的案例。在高科技產業如軟件和互聯網行業中，初創公司至關重要。在美國的十強企業中，有六家是在近40年內創立的，而在日本，沒有一家是在近 40 年內成立的。

美國十大高科技公司中的七大公司的創始人至今仍然健在。他們創辦公司的平均年齡是28歲。比爾·蓋茨創立微軟公司時，年僅20歲；萊昂納多·波薩克創立思科公司時，年僅33歲；拉里·埃里森創立甲骨文公司時，年僅32歲；拉里·佩奇創立字母表公司時，年僅24歲；邁克爾·戴爾（Michael Dell）創立戴爾公司時，年僅22歲。另外，已故的史蒂夫·喬布斯在 21 歲時創立了蘋果公司。

這些公司在過去的 30 年里為美國創造了巨大的財富，相當于美國 GDP 總量的 10% 以上。美國經濟的卓越表現，可以說主要得益于高新技術企業。

然而，在過去30年里，日本公司的價值卻并沒有增長多少。我觀察到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日本領先的互聯網公司大都由跨國公司或大型財團的專業經理人來掌管運營。例如，日本最大的搜索引擎是谷歌日本公司，最大的門戶網站和拍賣網站是雅虎日本公司，而最大的社交網站line原本是一家韓國公司的子公司。相較而言，在美國、中國甚至韓國，幾乎所有的互聯網公司都是由當地的年輕企業家所創辦的。這是日本缺乏創業精神的另一個證據。

02

日本企業的老齡化

日本不僅僅缺乏創業企業，即使是曾經領先的老牌企業，在與美國企業的競爭中也表現得行動遲緩，決策僵化。

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勞動力的老齡化與僵化的晉升制度相結合，削弱了日本公司的活力，導致它們在與美國年輕公司的創新競爭中落 敗。例如，日本公司曾經一度主導世界的半導體產業。20 世紀 80 年 代，日本公司擁有世界市場份額的一半以上。日本電氣公司和東芝公 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家半導體公司。世界十大半導體公司中有一半都 來自日本。然而，20 年之后，世界十大半導體公司中只有兩家公司 來自日本。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兩家公司分別是英特爾公司和來自韓國 的三星公司（見表 10—1）。日本公司衰敗的原因是，半導體產業在 20世紀 90 年代出現了重大創新。英特爾公司抓住了個人電腦領域中微型處理器的機會，三星公司則占領了個人電腦領域中的內存芯片市場。相比之下，日本公司對新機遇的反應非常緩慢，它們繼續專注于對大型機芯片的完善，卻沒有轉換到個人電腦市場。結果，日本公司輸給 了美國和韓國的競爭對手。

表 10—1 世界十大半導體公司在各地區的市場占有率

資料來源：Research Bulletin of IC Insights, 2017。

另一個例子是軟件行業。美國和歐洲在 20 世紀 90 年代出現了許多專注于 ERP（企業資源計劃）的軟件公司。領先的 ERP 軟件制造商甲骨文公司和 SAP（思愛普）公司，已經進入世界上最大的軟件公司之列。日本擁有世界上最大和最先進的制造企業，可是，為什么沒有出現一家全球 ERP 軟件公司呢？

原因在于，與美國公司相比，日本公司在采用新的互聯網技術方面非常緩慢。日本的管理層對互聯網技術的認識水平比較低，也不愿意改變自己現有的業務流程。

日本的其他高科技產業，如互聯網和通信設備，在適應新的互聯網技術方面也非常遲緩?？傮w而言，日本不僅缺乏新的創業公司，而且現有公司也變得思想保守、行動緩慢、流程僵化。當技術創新和應用的步伐加快的時候，年長的日本高管人員就很難跟上了。

03

日本社會的老齡化

與其他生育率低的發達國家相比，日本政府給予鼓勵生育政策的預算比較低。目前，日本的生育率只有 1.3 左右，仍然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為什么日本沒有花更多的錢來提高生育率？我得到的答案是，日本政府的主要服務目標人群是老年人。越來越多的預算被用來支持老年人，日本政府沒有意愿也沒有能力拿出更多的錢來資助養育子女的年輕夫婦。

在過去幾年中，日本經歷了持續的經濟衰退，工資毫無增長，年輕員工的利益受到了嚴重損害，但是針對老年人的福利一直保持穩定。

日本經濟的通貨緊縮，也是以犧牲年輕人的利益為代價來幫助老年人的，因為即使沒有名義上的加薪，在職老員工的實際工資也在不斷上漲，而企業不愿雇用年輕人或給年輕人加薪。

圖 10—7 顯示了不同年齡段人群的工資趨勢。這表明，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年輕員工的工資增長速度遠遠低于他們的父母一代，而老年員工的工資和福利基本上不受影響。

圖 10—7 不同年齡段人群的工資趨勢

資料來源：Basic Survey on Wage Structure (annual edition), 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Consumer Price Index, Ministry of Public Management, Home A?airs,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注：設 20~24 歲的工資指數為 100。

日本退休老人所享有的福利和權益，退休后，日本員工可以領取原來工資的70%，遠高于年輕員工的工資。政府通過稅收和福利制度的設計，將本應屬于年輕人的一大筆收入轉移給了老年人，難怪日本被認為是老年人的天堂。

把年輕人的收入轉移給老年人并非一定不公平，因為最終每個年輕人都會變老。然而，就像當老年人占據更多的管理崗位后，公司就會變得不那么具有創新精神一樣，當老年人相對于年輕人擁有更多的財富和權力時，政府和整個社會都會變得更加保守，日本的政治家也采取了更加保守的經濟政策。

20 世紀 90 年代，當日本的房地產泡沫破裂時，政府采取了零利率政策，使得那些管理不善的銀行或企業能夠繼續生存下去。許多西方經濟學家無法理解為什么日本政府不允許這些低生產率的企業倒閉，從而使得創新和創業所需的能量得以釋放。這一政策選擇也可能與勞動力的老齡化有關。日本人的中位年齡是45歲（而美國人的中位年齡是35歲）。如果政府允許這些企業倒閉，與一個 35 歲的勞動者相比，一個 45 歲的勞動者被解雇后學習新技能和找到新工作都要困難得多。

在一個老齡化社會中，公共政策會趨于保守和短視，年輕人則被邊緣化，因為他們本就在政治的邊緣。

為了省錢，更多年輕人不得不和父母一起生活。有一個詞來形容那些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年輕人，即“食草男”。這些“食草男”通常只有臨時的工作或沒有工作，顯然對于女性也沒有吸引力。

據一本叫作《“食草男”正在改變日本》的暢銷書估計，在 20~34 歲 的日本男性中，有 2/3 是“食草男”，按照傳統的標準，日本女性越來越難以找到合適的丈夫，近年來，所有年齡段的日本單身女性比例都在迅速增加。她們中的許多人很可能不會結婚。晚婚或不婚進一步加劇了低生育率的問題，形成了惡性循環。

總結

從創新力的模型來看，日本雖然已經是創新的強國，但是由于長期的低生育率，其人口規模和人口能力（老齡化程度）不斷惡化；創業和創新活力的缺失，使得日本在高科技創新的競爭中被美國和其他新興國家擊敗。老齡化社會的影響會自我強化，因為老年人控制著選票和公司的管理職位，年輕人更加難以擺脫束縛。因此，在老齡化社會中，年輕人越來越缺乏進取心，也更不愿意結婚和撫養小孩，日本陷入了長期的低生育率陷阱。

日本的教訓尤其值得中國反思，因為中國的低生育率的危機來得比日本晚 40 年，而且現在的生育率已經低于日本。2030—2040 年，低生育率對中國的負面影響可能比現在日本面臨的還要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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