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應對低生育率危機，教育應如何減負？

日本2022年的總和生育率為1.27，而中國2022年總和生育率為1.07。韓國2022年總和生育率為0.874，這個是聯合國統計口徑，按照韓國自己統計口徑就更低，只有0.78。

東亞三國都是出了名的內卷嚴重，內卷程度是生育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對于這一現象，教育如何減負提效才能應對當前的低生育率危機，梁建章在自己的新書《人口戰略》中給出自己的建議。

“內卷”這個詞最近兩年非常流行，而用到教育上也非常恰當。伴隨著教育內卷，還出現了“雞娃”“坑校”等熱詞，它們都是由焦慮的家長們發明出來的，它們會繼續增加焦慮，讓家長們在高考篩選的“劇場”里精疲力竭、不堪重負。

據世界銀行和OECD的數據，中國學生平均每周學習的時間比發達國家多了十幾個小時，幾乎是世界上最長的。相比上一代人，現在進入高考考場的18歲學生多花了幾千小時的學習時間，但學生所學的內容和學生的實際能力并沒有提高，考試之外的其他能力還可能下降了。

中國青少年睡眠不足現象繼續惡化，95.5%的小學生、90.8%的初中生和84.1%的高中生達不到標準。還有很多學生第一次高考成績不理想，情愿浪費一年時間復讀，甚至有些還被拿出來當作勵志的典范。復讀不是學習新的知識，完全是為了應試刷題，這是對個人生命和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

高考和中考，是以前高等教育資源非常稀缺時遺留下來的教育制度。高考和中考，使得家長承受巨大的孩子升學壓力，不得不花大量的時間和金錢給孩子補課。

教育內卷給學生和家長造成金錢和時間的負擔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中國的教育負擔，無論是學習時間和費用還是家長輔導學習的時間幾乎都是世界上最高的，這就很好地解釋了中國家庭的生育意愿也幾乎是全世界最低的。

教育改革必須知難而上，只有大膽改革現有的教育制度，才能解決當前教育效率低下所帶來的巨大社會問題面對當前的困境，我認為需要從縮短學制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著手，以下是我的一些建議：

探索教育提速

既然智能時代的職業尤其是創新職業需要掌握的知識越來越多，而且創新人才的黃金創新年齡、女性黃金生育年齡還都是在30歲左右，這就使得我們要探索能否將教育提速。

基礎教育階段是有提速空間的。因為在互聯網的大環境下，現在很多知識不需要死記硬背。現在的人工智能和在線技術可以幫助教學。

在20世紀80年代，很多小學是五年制的，我的建議是小學階段提速一年。20世紀80年代，很多中學也是五年制的。現在的中考和高考讓學生們浪費了大量的時間用于復習、應付考試。我建議中學階段可以縮短一年時間（如果取消了中考或者淡化了高考，甚至可以縮短兩年）。

基礎教育階段縮短1~2年以后，中國可以嘗試實行10年義務教育，同時普及大學教育。另外，中國的碩士研究生階段普遍是2~3年，而國際上通常是1~2年，建議也可以適當縮短。

如果能夠提速基礎教育，把中小學的12年縮短到10年，就可以減輕家長的一些壓力，提升生育意愿，還可以讓一部分人早點兒步入工作崗位。我對這方面的好處深有體會。

我并不提倡加速每個人的教育進度，但對大部分學生來說，如果不需要應付中考和高考，中學的課程就可以顯著加快，基礎教育階段可以省下兩年復習應考的時間。

早兩年步入工作崗位的好處是巨大的，有人覺得，多出兩年工作時間，相對于40年的職業生涯也不過增加了5%的收入。

實際上，收益遠不止于此，這是在20多歲的黃金年齡段里增加了兩年的上升期，如果這兩年的能力和薪資的提升是每年10%，那么多出兩年的上升期，就會在整個職業生涯增加20%的產出。

我可以拿自己來舉例，當年我很幸運地參加了復旦少年班，15歲就上了大學，21歲碩士畢業就開始工作。有了比同齡人早三年工作的優勢，一開始可能并不明顯，但在后來的職業生涯中，比同齡人超前三年就成了明顯的優勢。

1999年，我在29歲時聯合創辦了攜程旅行網，并且帶領它發展為中國一家成功的互聯網企業。2007年，我37歲時，決定到斯坦福大學申請經濟學博士學位。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課程通常招收20多歲的學生，偶爾也有30多歲的學生，但幾乎從來沒有招收過40多歲的人。如果我當時是40歲而不是37歲，那么我就沒有機會追求第二個事業，進而成為一名經濟學家。

現在我已經52歲了，作為一家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長，仍然算是比較年輕的。所以，早幾年進入大學并且完成大學學業，意味著人生中多了幾年的提升的時間，還多了幾年創業年齡黃金窗口期，可以增強創新和創業的活力。

對家長來說，孩子早兩年上大學和工作，可以減輕養育的成本。

按照我們前面對生育成本的分析，早兩年中學畢業，可以降低直接成本5萬~10萬元，也可以減少家長的時間成本，可以對生育率有10%左右的提升。

如果女性能提前完成學業，還有另一個好處，她們將會多出幾年時間來建立家庭和生育孩子。如果在學校的時間能減少兩年，將提高10%~20%的生育率，總體可能有20%~30%的生育率提升。

如果政府靠現金鼓勵人們生育，達到這樣的效果將需要2%~3%的GDP。對社會來講，提速基礎教育可以同時實現提高生育率、減少教育支出、增加勞動力供給和稅基、促進創新等好處，是一項非常難得的多贏的政策改革。

最近斯坦福大學宣布，將接受18歲以下有天賦學生的申請，并為他們畢業的年限提供更多的靈活性。

但是當我在國內鼓勵很多家長和孩子時，無論孩子的學習有多么優秀，他們都不愿意提早上大學。這是因為在現有的教育體制中，上一個名牌大學對孩子的未來非常有好處，所以他們寧愿浪費一年時間復習備考，以求上一個更好的大學，也不愿意提早進入大學。

大學教育通識化和普及化

大學教育主要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和生活在復雜社會的各種技能，所以應該不分專業和文理科，學習大量的基礎必修課，即實現所謂通識化。

我認為通識化下的大學必修課可以包括：1.數學、統計和計算機；2.經濟、金融和財會；3.法律、心理、文學等社會人文學科。

讓學生在18歲時就選擇專業也就是未來職業很不合理，因為在18歲時，他們對每個職業的要求和好壞所知甚少，完全不了解自己喜不喜歡和適不適合。而大多數研究生院和科研院所，也不怎么在意大學生的本科專業，更注重關鍵的語言和數理能力。

既然如此，為什么不把專業選擇推遲到大學畢業階段呢？有些科學專業當然需要學一些專業的課程，但即使是物理學，在本科學一些人文學科的必修課，或者藝術家學一些數理的必修課，長遠來看都會有好處。

因此，在大學大部分時間里，廣泛地學習各種文理的課程，等到三、四年級再試著去上一些不同學科的選修課，然后決定未來的職業方向，比在高中畢業時就急著定專業要更合理。

如果短期和靜態地看，可能很多人的第一份工作沒用到大學里學習的知識，但人的一生很長，也許可以因大學知識而終身獲益，至少增加了很多職業發展的可能性。高等教育的好處可能不僅僅體現在職業發展上，也體現在生活、理財、擇偶和子女教育方面。

未來需要更多的通才，以適應社會和技術的新變化。即便看似最穩定和專業化的職業也會面臨很多變化。

未來20年里，會有大量工作被機器人和人工智能取代或部分取代，幾乎所有工作都會受到智能化的影響。以這些能力需求來衡量，我們現在的高中教育、職業教育甚至某些本科專業的教育都是不夠的，例如律師、醫生和廚師，未來都會受到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影響，都需要掌握一些數學統計和計算機的技能。

不光是專業人才，低技能的人才也需要學更多的東西，因為可能需要換工作或晉升，或者工作被數字化和人工智能改變了。例如，以前的高級技工如車工、焊工，變成要管理并操縱數控機床和機器人。現在某個餐館的廚師甚至是服務員，未來可能會當餐館經理，甚至自己創業開餐館，這就需要計算機知識和財務管理的知識。

大學教育普及和通識化以后，年輕人將擁有更好的職業發展的機會，更適應智能化社會的轉型，成為更好的家庭和社會的成員，也有利于中國的產業升級和縮小貧富差距。

幾十年前，中國的確還沒有能力普及大學教育，所以必須通過嚴苛的考試來篩選生源，把大學教育搞成精英教育。

但現在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2020年，中國18歲的年輕人口大約有1 400萬，而我國2021年的高考報名人數達到1 078萬，當年普通本專科招生967.5萬人（已經接近當年的出生人口），中國的大學資源基本能夠讓每個人都上大學。

當然，我這里說的大學資源并不稀缺，是指本科教育，而大學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教育資源依然處于稀缺狀態。但至少大學的通識教育資源是充足的，尤其通識教育的很多課程可以實現標準化，即使用標準的課程、作業、教材、測評等。實現了標準化以后，就可以利用網絡技術，在不影響質量的情況下大幅度降低成本，從而普及大學教育。

普及大學教育，讓絕大部分中學生（80%）上大學，就沒有必要通過“普職分流”來篩掉一部分學生，這樣就可以取消中考，為中學的教育提速創造條件。當然更重要的是，當大學教育通識化以后，我們可以把本科教育去名牌化，從而解決高考內卷的問題。

淡化高考的篩選作用

本科教育通識化以后，也就解決了優質本科教育稀缺的問題。因為大部分學校都是采用標準化課程，通過標準化可以拉平名牌大學和一般大學的教育質量。最好教授的大學教程還可以通過網絡數字技術進行普及。

其實，名牌大學的教授很多并不教授本科學生，他們講的課也未必比一般教授或者最好的網課更加出色。一般大學的本科老師只要用最好的網絡教程和標準考試，配合一定的課后輔導，就可以達到不錯的教育質量。

解決了優質本科教育資源稀缺問題以后，名牌大學的本科招生就失去了掐尖生源的理由，也就不應該讓高考分數決定名牌大學的名額分配（可以抽簽錄取），從而把高考淡化為一種及格或者資格考試。

如果名牌大學的本科招生不能掐尖生源，那么大學本科的牌子就變得不再重要，全社會現在只看大學牌子的習慣就會改變。這樣，針對名牌大學的激烈競爭就會明顯緩和，整體教育的壓力減小，效率提升。

我預測，如果不讓名牌大學掐尖生源，名牌大學可能會主動放棄本科教育，而集中精力培養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這可能是更高效地使用優質教育資源的一種方式。

大學本科通識化以后，只有碩士甚至博士階段的教育資源才是稀缺資源，應該在研究生階段通過嚴格的考試篩選生源。現有制度下，在本科階段選擇生源已經不再合理，其后果就是過早的教育分層，同時強化和固化了名牌大學的本科牌子，造成了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既然優質的本科教育資源不稀缺，也就可以取消或者淡化高考，把高考作為一個大部分學生能夠通過的資格考試。

用大學生畢業能力考試來取代高考，作為擇業和研究生院錄取的主要依據后，名牌大學研究生院的入學競爭預計還是會很激烈，大學生也會更努力學習，這正好解決了當前大學生不努力學習的問題。

雖然也不可避免有刷題的低效的學習，但至少把考試的壓力延緩幾年，從而可以延緩整個基礎教育階段的考試壓力。從考試的時間點選擇來講，大學生畢業考試比高考更能反映大學生當時的能力，考核的科目也會更匹配工作崗位的實際需求。

當然，高考改革是個極其復雜的社會工程，未來會有各種各樣的改革思路，但普及大學教育，至少能為高考改革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取消中考

普及了通識化的大學教育，就沒有必要通過中考去淘汰一部分學生了。現在通過中考分流出的一部分學生，轉而走職業培訓的道路。

如前所述，隨著智能社會的到來，未來越來越多的工作需要大學教育。現在很多低端的工作如服務員、快遞、司機的工作，在未來的10年就有可能被機器人取代，剩下的工作可能是管理并維護這些機器人。有人說制造業仍然需要很多高級技工，但制造業本身的從業人員需求其實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大，而且趨勢是越來越自動化和智能化。高級技工也正在逐步被機器人取代，或者升級成生產工程師的職位。

當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空姐、酒店前臺等工作還會存在，但這些工作都不需要多年的培訓。在國外，一般都是高中畢業生經過一個月的企業培訓就能上崗，并不需要長達三年的職業培訓。

過早地通過中考評價一個孩子，容易讓那些起步晚的孩子遭遇錯誤的評判。

每個孩子的成熟期不一樣，比如男孩的成熟期普遍比女孩子要晚一些，農村孩子的成熟期也要晚一些，在學習方面也是一樣的，過早分層不利于這些晚熟群體充分發揮潛力。還有弱勢群體的孩子更容易輸在起跑線上，因為富裕家庭會用更多的資源來讓孩子刷題或者提前學習。或許弱勢群體的孩子天分和后勁并不差，但是因為家庭的原因起跑晚了，被過早地分流了。

有人說，需要中考分流是因為很多學生沒有能力完成大學課程。但是有沒有能力完成大學課程，應該通過以后的資格考試來鑒別，而不是在中學階段強行分離。

歐亞發達國家中就讀大學的學生比例遠遠高于50%。美國是發達國家里大學畢業生比例最低的國家之一，但是也有超過90%的學生就讀高中，有80%左右的學生就讀大學，60%左右的學生有大學文憑。

中國中學生的能力在全球的排名非常靠前，在幾次全球的PISA測評中，位于世界最高水平之一，遠遠高于美國的中學生的水平。這個測試的結果并不令人奇怪，中國中考數學的難度要遠遠大于美國大學錄取考試SAT（學業評價測驗）的數學考題。

中國的中學生轉校到美國的中學以后，理科學習成績的排名要遠遠好于在中國學校的排名。因此，在正常狀態下，中國應該有80%的人有資格進入大學，而不是現在的50%。

需要與取消中考相配套的是，高中教育資源的均等化。跟初中和小學資源的均等化一樣，這可以通過就近抽簽入學、教師輪換等方法做到。

沒有了中考和高考的束縛，省出的復習時間可以讓學生學習更加高效的課程內容，實現更高的學習效率。

比如數學課，就可以把重點放在為大學微積分服務的代數上，簡化一些立體幾何和解析幾何的內容。以往由于高考不考，家長都沒有動力讓孩子上編程的課程，現在學生們就可以用省下的時間，學習一些未來可能很有用的計算機編程的入門課程。

總之，沒有了中考和高考的壓力，不僅可以省下很多刷題的時間，還可以按照更加貼近教育和企業的實際能力要求去設計課程，提升教育質量和學生的綜合能力。

本文整理摘編自梁建章所著新書《人口戰略》，點擊下方鏈接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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