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子們吃飯的地方,是一間很大的石屋子,一端放著一口大銅鍋。到了開飯的時候,大師傅系著圍裙,在兩名婦女的協助之下從鍋里舀出稀粥。每個孩子可以分得一小碗這種美味佳肴,吃完不能再要——只有在盛大的節日里才外加二又四分之一盎司面包。碗是從來用不著洗的。孩子們用匙子把碗刮得干干凈凈,重新閃閃發亮;刮完以后(這也無需花費很長時間,因為匙子差不多跟碗一樣大小),他們坐在那里,一面眼巴巴地盯著大鍋,恨不得把砌鍋臺的磚頭吞下肚去,一面不停地吮著指頭,把偶爾濺在手上的零星稀粥搶救回來。男孩子們一般胃口很大。有三個月光景,奧利弗和他的伙伴們受盡了慢性饑餓的折磨;他們終日饑腸轆轆,餓得快要發狂。”
——《霧都孤兒》第二章·在苦難和饑餓中長大
《霧都孤兒》是查爾斯·狄更斯以19世紀的英國社會為背景創作的長篇寫實小說。該作以倫敦為主要場景描述了當時的社會現象和奧利弗的悲慘遭遇,揭露批判了資產階級的兇殘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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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霧都孤兒》劇照,可以從鏡頭上看出孤兒們饑餓的狀態
《霧都孤兒》批判的鋒芒所向乃是用“濟貧法”等遮羞布掩蓋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吃人的實質,狄更斯筆下的貧民習藝所是英國社會的一大膿瘡。
1601年,英國王室通過了一個新法案:《伊麗莎白濟貧法》,顧名思義這個法案的初衷是更好地對缺乏基本生存保障的底層民眾實施救濟。但事實上,方案實施以來,窮人們得到的并不是政府的救濟與扶持,而是更加殘暴的剝削和無情的羞辱。
救濟窮人的濟貧院,實際上如同監獄般令貧民望而卻步。極為惡劣的生活條件,繁重的強制性勞動,使得濟貧院臭名昭著,被稱之為勞動者的“巴士底獄”。
開端 圈地運動
自14世紀起,英國的農奴制開始解體,新興的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們隨之開始剝奪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和所有權、限制甚至取消原有的共同耕地權和畜牧權,他們將強占的土地圈起來,變為了私有的大牧場、大農場。
手工業興起后,城市對于農產品的大量需求刺激這一運動進一步高漲。
1688年英國政府將圈地運動進行了合法化后,得到立法支持的資產階級新貴們更加肆無忌憚地使用暴力強占農民的土地。英國的圈地運動直到1845年才逐漸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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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紀初,英國城市街頭還是會有“圈地運動”代表性的羊群出現
資產階級對于農民土地所有權的強制剝奪以及之后的暴力驅逐,致使圈地運動期間產生了大量的流民,無地可耕的農民只好背井離鄉四處流浪。久而久之,城市的無業游民、偷盜者、各種犯罪都在滋生,社會不安因素急劇增加。
《伊麗莎白濟貧法》
正如吳思在其著作《潛規則》中所說的——“在帝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之時,農業依賴的土地資源便日漸緊張,帝國各階層對土地資源的爭奪也日趨激烈。一方面是在競爭中獲勝的官僚地主和平民地主獲得大量土地,另一方面,在競爭中失敗的大量人口淪為佃戶、雇農、奴仆、流民、乞丐、土匪或盜賊,他們造反的機會成本很低,帝國崩潰的風險也因此加大了。”
諳于此道的大英帝國在1601年通過了一個新法案:《伊麗莎白濟貧法》。作為英國第一個重要的濟貧法,法案建立了初步的救濟制度與救濟工作方法。它不僅是這一法律制度的發端,而且為這一法律制度的發展確定了基本原則,因此也被稱為世界上最早的社會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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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麗莎白濟貧法》名稱來源于當時統治英國的女王伊麗莎白一世
該法案規定,治安法官有權以教區為單位管理濟貧事宜、征收濟貧稅及核發濟貧費。
由此,年老及喪失勞動力者,可在家接受救濟;因父母無力撫養的兒童或被遺棄的孤兒將送至指定的家庭寄養;流浪者被關進監獄或送入教養院……這一法律遵循的基本原則就是,讓那些沒有工作能力的人,如孤兒、無人贍養的老人和身體殘疾的人,得到救濟或贍養;給那些有勞動能力的人一份工作,讓他們能夠以此謀生。
《伊麗莎白濟貧法》在誕生之初是有著非常積極正向的意義的,它開創了國家以立法形式救濟貧民的先河,明確了政府和社會對于濟貧的責任,政府參與到了救助活動的組織工作中來。
對于社會工作的專業發展來說,最重要的一點在于它組織起專人從事濟貧活動,救助人員的專業化可以說是社會工作職業化的開端,對現代社會工作的形成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工業革命后變味了的新濟貧法
工業革命無疑是國家的一大進步,可是對于身處于新舊制度交替的底層人民來說,卻是一種苦難。
資本和新貴在高效運轉的機器中得到了更高的利潤,政府的各種企業得到了更加先進的發展,國家的經濟實力得到了進一步的增強,而底層的人民卻是這一切光明前景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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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的蒸汽機制造工廠
工業革命帶來了新的生產方式,使用高效的機器用于產品制造加工的大型工廠,極大地擠占了家庭手工作坊的生存空間。同時,越來越多的工人因此失業,無業游民的激增使得政府的濟貧政策財政支出壓力隨之增大。
1834年議會通過《濟貧法(修正案)》(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 of 1834),史稱新濟貧法,法案取消了對窮苦百姓的一切金錢或實物的救濟,只承認一種救濟方式——把窮人收容到習藝所去。
一個知名的段子,發展中國家想要解決人口問題,馬爾薩斯(提出了著名的人口論)、馬克思、馬克沁(一種重型機槍)總得選一個。
英國教師馬爾薩斯在其1798年的著作《人口論》中指出: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而生活資源只能按算術級數增長,所以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饑餓、戰爭和疾病,呼吁采取果斷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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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對后世影響很大
因此,在這個“人口論”作為最先進理論的時代,新濟貧法自然受到了這種觀念的極大影響。
貧窮即原罪
如何使窮人消失呢?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將救濟院構建成監獄模式以折磨窮人,造成他們內心的恐懼。如果一個窮人感到濟貧院的日子無法忍受,他就會想方設法找一份有報酬的工作,他就會乞求工作,而不會自暴自棄。
因此,濟貧院內的生活條件極為惡劣,勞動極其繁重,貧民望而卻步,被稱之為勞動者的“巴士底獄”。
居住者們被勒令遵守嚴酷的紀律,進入濟貧院的人民會按照規定分配到相應的宿舍,被強制工作(當然是沒有任何薪酬的),穿著破舊的“院服”,忍受難以下咽且毫無營養的食物。他們忍受著長時間高強度的勞動,一丁點莫須有的錯誤就會受到教區管理者嚴厲的懲罰與毒打。他們像囚犯一樣被對待,所犯之罪就是貧窮。
這個臭名昭著的法案披著救濟的幌子實際上卻是在為資本家提供免費的勞動力,壓榨窮人的最后一絲血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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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濟貧院的建筑布局和監獄沒什么區別
很多濟貧院和修道院讓所有人都過上了舒適的生活,卻只讓在其中工作的人生活得不舒適。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恩格斯尖銳地指出:“那里的伙食比最窮的工人吃得還要壞,而工作卻更繁重……甚至監獄里一般的伙食也比這里好……而實際上習藝所也就是監獄,不做完分內的工作就不能吃飯……”
這般慘無人道的“窮人監禁所”在英國政府的冠冕堂皇下竟可笑地與“救濟”掛鉤了。所謂的濟貧,不過是“英國老爺心善,見不得窮人”,解決不了貧困,難道大英還解決不了人口嗎?
政府就是用這種對窮人的懲罰性措施來減少受救濟的人口和濟貧的支出,這部新的法律不僅沒有改善工人的生存狀況,反而使他們陷入更加絕望的境地。
20世紀以來,隨著社會各界人士對窮人悲慘遭遇的關注與同情,各種文章作品對于濟貧法的揭露與聲討,這項法案的重要性逐漸降低。到了1946年的《國民保險法》和1948年的《國民救助法》通過后,衛生部主管的社會保險已完全代替濟貧,濟貧法終于退出了歷史舞臺。
參考資料:
《英國人的故事Vol.II:都鐸王朝到漢諾威王朝》麗貝卡·弗雷澤
《霧都孤兒》查爾斯·狄更斯
《社會制度保障史》劉芳
《歐洲史:競逐權力》理查德·J·埃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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