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美國史,產生了一個疑問,美國早期有先發優勢的移民者,為啥沒有形成土地兼并,從而帶來中國王朝末期的后果呢?
華盛頓是個大地主,擁有大片的土地,他去世的時候擁有土地約6萬英畝,換算下來大概240平方公里。澳門總面積33平方公里,240平方公里大概相當于7個澳門還多一點。北京三環以內的面積大概160平方公里,所以華盛頓一個人的土地比北京三環以內還大。
這還是獨立戰爭以后,之前的大領主更夸張,比如賓西法尼亞整個州就是私人的。當年英王查理二世欠佩恩家族一筆錢,干脆把美國今天的賓州劃給佩恩抵債,面積大概12萬平方公里,跟他么福建一樣大了。
美國的獨立戰爭,清理一些殖民地時代的封建殘余,這些大到不像話的家族領地基本都被國有化或者強制拆分了。
但即便如此,剩下的大地主依然大的不像話,這些有先發優勢的大地主,他們率先占了大片的土地,因為有土地就有資產,又可以兼并再擴大土地。按這個邏輯推下去,土地兼并,階級固化,王朝末期翻版一氣呵成,但美國偏偏沒走到那一步。
憑啥子?
原因當然一大堆,但在我總結下來最最最核心的,是兩次連續的中間沒有斷檔的運氣。先是邊疆,然后工業革命剛好接上。
先說邊疆,美國有一個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概念,叫做“幾乎無限的邊疆”。
要是美國地理就到阿巴拉契亞山脈為止,故事跟明末清末估計差不太多,東海岸的土地很快被幾個大家族瓜分殆盡,新一代年輕人沒有上升通道,矛盾越積越多,最后裂開。
但美國西邊,是廣袤無垠的土地。至少在19世紀美國那些人的認知里,那是無限的,這玩意兒改變了整個游戲的規則。
想想這個機制,東部某個佃農或者小農戶活不下去了,被地主逼得走投無路,在中國古代,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揭竿而起。因為天下就這么大,土地總量是固定的,沒別的地方可去。但在美國,他不需要造反,只需把鍋碗瓢盆裝上馬車,一路向西。
1862年美國的《宅地法》規定,任何人去西部開墾,住滿五年,160英畝歸你,等于政府白送一個新人生。中國歷史上有過這種機會嗎?沒有,中國王朝末期農民唯一的出路就是造反,反正餓死和殺頭都是個死。
邊疆這玩意兒同時干了好幾件事,最直接的一條,給底層留了一條持續的逃生通道,再有就是讓土地本身貶值了。東海岸大地主再怎么兼并,相對于全國土地存量也只是一小塊,形不成全國性壟斷。
還有更深一層的,它持續制造新的中產階級,西部農民有自己的地,有地有錢之后就會有政治影響力,到了國會反過來制衡東部精英。
美國歷史學家特納在1893年寫過一篇著名的《邊疆理論》,說的就是這事兒。他認為美國的什么民主啊,個人主義啊,社會流動性啊,這一切骨子里都是邊疆給的。
當然,后來這理論挨了不少罵,說他太浪漫化了,忽視了印第安人的血淚,忽視了奴隸制的罪惡。這些批評是對的,但特納說的那個核心機制沒毛病,邊疆,就是美國前一百多年沒有走上中國式王朝周期的根本解藥。
不過事實上,美國也不是完全沒有走向土地寡頭化,南北戰爭前南方種植園經濟就是。只是它沒有擴展成全國結構,全靠北方的工業化和西部的瘋狂擴張給摁住了。
南北雙方兩撥人,一套想搞土地貴族,一套想搞自由勞動力和工業資本,根本尿不到一個壺里,最后只能在戰場上見真章。
南北戰爭某種意義上就是美國土地貴族路線的一次總清算。
但這時候,新的問題來了。
邊疆總有開發完的一天,到了1890年左右,西部基本已經填滿了,“邊疆”這個概念在地理上關閉了。那為啥在那之后,美國依然沒出現那種毀滅性的土地兼并危機?
答案是工業化剛好接上了。
土地不再是財富的核心形式了,工廠鐵路金融資本接管了時代的風口。新來的移民不跑去西部種地了,而是扎進芝加哥紐約的工廠里打工。社會流動性的載體,從分土地變成了拿工資。那個救命的“逃生機制”,換了個馬甲繼續高速運轉。
所以你看,美國躲過中國王朝式土地兼并危機,純粹是靠著兩次連續的運氣接力,中間連個喘氣的時間都沒斷。要是工業化晚來個五十年,美國19世紀末那波農民運動,搞不好就會演變成一場掀翻桌子的大風暴。當時的民粹黨運動,其實就是危機爆發的預兆,只不過全被工業繁榮給強行化解了。
回過頭看咱們王朝的悲劇,是既沒有邊疆,也沒有及時的工業化。整個國家被困在一個有限的地理大盤子里,人口還一個勁兒地往上漲,最后只能靠周期性大規模死亡,來強行重置整個系統。
進入到21世紀的今天,美國現在的貧富分化,又讓這個老命題重新冒頭了,不曉得這一次,又有什么東西可以來化解。
美國現在的財富集中度,已經一朝回到了1929年大蕭條前夕的水平。最富有的那1%的人,手里攥著美國總財富的30%以上,最富有的0.1%,占比追上了20世紀初那個野蠻生長的鍍金時代。
還有社會流動性也差不多枯竭了。
美國夢的核心承諾是出身不決定命運,孩子能比父母過得好。但拉吉切蒂那批哈佛經濟學家的研究,1940年出生的美國人有90%最終收入超過了父母,到1980年出生的只剩50%。這條曲線不是慢慢往下溜達,直接斷崖式跳水。
為啥循環又回來了?
最關鍵是新的邊疆沒了,20世紀美國其實還有過一次接力,戰后高等教育普及加上中產化。退伍軍人免費上大學,趕上制造業黃金時代,藍領工人能買房養家,供孩子讀大學。
這算是第三次邊疆,但從70年代開始,這一波也衰退了。制造業外流,工會瓦解,大學學費暴漲,第三次邊疆通道也關閉了。
還有個原因是,資本回報率已經把勞動回報率遠遠地甩在了身后。
資本賺錢的速度超過了經濟增長的速度,財富就會像長了眼睛一樣,自動向那些已經擁有資本的人手里集中。股票房產私募股權這些金融資產,它們集中財富的效率,比土地高多了。
而且富人有了錢會用錢影響政治,反過來塑造對自己有利的稅收和監管政策。資本利得稅遠低于工資稅,遺產稅被一再削弱,這些都是過去四十年逐步發生的。
一個正反饋閉環就形成了,財富集中帶來政治權力,政治權力進一步保護財富集中。
不過,平心而論,現在的美國跟中國古代的王朝末期,還是有點區別的。
區別在于美國還有一些緩沖機制在起作用,比如聯邦制,各州可以各自為戰,加州這些地方還在嘗試激進的財富再分配。比如技術創新,比如馬斯克這個首富的錢就賺的比較硬,是增量市場里創造出來的。
最重要的一點,是那個雖然被金錢腐蝕得千瘡百孔,但還沒徹底失效的選舉制度。
2016年特朗普上臺,某種意義上就是這套系統對精英階層的一次粗暴反擊。一個毫無從政經驗的人,靠著鐵銹帶失業工人,被全球化拋棄的白人小鎮居民,以及對精英階層鋪天蓋地的憤怒,兩次殺進白宮。
民粹主義,在美國歷史上向來是固化危機的標準反應,19世紀末那波是一次,現在這波,是新的一輪。
所以,沒國其實沒有真正逃出那個循環,只是循環的形態換了張皮。從土地兼并變成了金融資本積累,從農民起義變成了民粹政治。
但底層的邏輯從來沒變過,掌握生產資料的人,和不掌握生產資料的人之間,那道鴻溝正在越拉越大。社會向上攀爬的梯子正在被撤掉,矛盾正在像高壓鍋一樣積累。
現在唯一的懸念是,這一次,靠什么來解局?
歷史上,美國靠著新的邊疆和產業革命,兩次化險為夷。但這次的解藥在哪,誰也看不清。AI或許是新的產業革命,但目前看來,AI更像是一個加劇財富集中的怪獸。
要是沒有新的接力棒及時遞過來,那這場循環的下半場,估計會相當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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