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周，在電影院，我把我交還給那棵樹

“想想我們的情感，它也曾此一時、彼一時，

它悄然呈現的百千姿態，皆為自然所賜！”

——歌德 《植物的變形》

（莫光華 譯）

《寂靜的朋友》中，從鄉下來到馬爾堡求學的羞澀青年漢內斯暗戀著研究植物的女同學貢杜拉，他在小本子上謄抄下一句歌德在《植物變形計》中關于葉片的描述，希望能給她的研究帶來些許啟發。

不料，漢內斯剛念了前半句就被貢杜拉打斷，她不留情面地指出，這些“過時”的詩句與她正要從事的前沿探索無甚關聯。

/ 70年代的學生漢內斯/

激情燃燒的七十年代，德國學子們在政治運動和科學躍進的狂熱中，享受著青春和未來所帶來的陣陣眩暈，幻想憑借人的智慧，拆解大千與洪荒、洞察自然與歲月。歌德的精致經驗主義（delicate empiricism）的研究方法，強調在觀察的基礎上通過直觀（intuition）去把握事物的本質，因其過于濃厚的“神秘”色彩而被排斥。畢竟，這種強烈的“科學直覺”難以被界定、量化和陳述。但如今看來，歌德的機體自然觀帶來了超前的哲學視角，他所提倡的整體性和生成性的觀念，預示了現今生態學的核心價值：自然不是零散的生命對象的集合，而是關系的網絡。

“網絡”不僅出現在許多鏡頭的前景中——它們或是植物交錯的枝葉和根莖，或是細胞在微觀層面構筑起的生命網格，或是科學圖像所呈現的坐標與神經脈沖信號——還在影片三條交替的敘事線得到回應：

除了1972年的漢內斯和貢杜拉的際遇之外，還有1908年的格雷特，作為史上第一位被這所高校錄取的女學生，她要努力在一個被男性完全壟斷的學術領域站穩腳跟；

/ 突破男性重圍的女學生格雷特/

而第三層時空來到了2020年，梁朝偉飾演的神經科學家王教授，因疫情被困在了這座校園內，他受到蕾雅·賽杜飾演的植物學家的啟發，開啟了全新的跨學科研究。

/ 梁朝偉飾演神經科學家托尼·王/

三段情節被導演伊爾蒂科·茵葉蒂有機地整合在一起，表面上看，它似乎只是三段隨機的學術往事，然而任何觀眾都會隨導演精心鋪設的敘事軌跡與視聽調度，走入一場充滿療愈的冥想之旅，游蕩在一個跨越兩個世紀的生態感知場域中。

理解《寂靜的朋友》的劇作結構并不困難，但究竟何為這一結構的索引和錨點，可以歸納出兩種不同的意見——

主流的觀點傾向于將反人類中心主義視點視作是電影的核心，在其支撐下，觀眾在這部電影中最終將會認同一棵碩大的銀杏樹，它在另一種時間尺度上見證時代變遷，既感受過我所未經的過去，也勢必會存在于我將消亡的未來。影評人蓋·洛奇在《綜藝》發表的影評中指出，影片以異常耐心的方式觀察植物世界，并通過三位人物的經驗，使人類逐漸調整自身節奏，以接近植物的時間感。

但若僅僅停留在植物視點，許多情節便失去了它的深層次的張力。

/ 淺焦聚焦在銀杏樹上，背景里是虛化的梁朝偉/

植物固然可以作為一種去人類中心的時間尺度，但它并不能解釋人類所執著、苦悶和喜悅的一切。格蕾特在性別秩序中的掙扎，七十年代左翼派學生運動中的理想主義沖動，以及大流行病背景下的孤獨與焦慮，這些經驗并非簡單地被一棵樹所“見證”，也無法被簡化還原為某種植物性的節律。

恰如Cineuropa影評人大衛·卡茨所批評的那樣，若我們試圖將生物實驗與人類活動納入同一敘事框架時，它“像兩個語言不通的人試圖對話”。這種不協調并未隨著敘事推進而被彌合，反而在結尾處被進一步放大——王教授捕捉到了斑斕而震撼的信號，影片也抵達了情感的高潮，這棵百年孤寂的雌樹以我們尚無法破譯的“語言”訴說著什么，我們無比期望它此刻感受到了生命的愉悅。

但是事實真的如此嗎？這種圖像又是否證明了植物擁有嬰兒大腦所具有的“高度覺知狀態”？電影沒有給出解答。科學最終似乎失效了，人類與植物之間的生理距離依舊存在。

就像是在漢內斯和貢杜拉的故事下半部，貢杜拉設計的探測儀后來被漢內斯擴展成了更加復雜的版本——指針跳動，轉譯著天竺葵的信號，僅僅微弱的電流切變，便足以推開花園的大門。那一刻，這盆小小的花束好像能真正地與人類溝通，但這種“對話”恰恰映照出人類在生態面前的失語，其本質依然是人類所投射的、一廂情愿的浪漫懷想，是人類無法回避的永恒孤獨。

/ 和漢內斯“交流”的天竺葵/

另一種解讀則將影片視為由空間驅動的結構：

大學城的建筑和植物園本身構成了敘事的真正骨架，而植物不過是標記時間流逝的刻度。在這一視角下，人物與事件被納入一個穩定的空間秩序之中，歷史的更迭顯得有跡可循。就像影片中第一次發生時空切換的時刻，兩組場景靠教學樓門口這個位置連接，靠色彩（彩色轉黑白）和拍攝介質（高清數字轉35mm膠片）體現區隔。

然而，這種解釋同樣難以觸及影片最微妙的經驗層面。空間固然可以組織敘事，卻無法解釋影像本身為何不斷偏離穩定的觀看位置。影片中多次出現延時攝影和微距鏡頭的畫面，它們拉長時間、侵入內部，時刻提醒我們這是一次充滿科技感的、“超人類”的凝視。與此同時，膠片與數碼的交替切換也不斷擾動感知的連續性，重組著我們的觀看經驗，“空間”本身成了一種死氣沉沉的裝置，根本無法呈現茵葉蒂在多種不同的影像介質中所呈現的生命與技術的奇觀。

因此，不論是在視點或空間中，我們都不能確信自己找到了影片真正的組織原則。這一意義上，在漢內斯和貢杜拉的故事中被提及又“懟回去”的歌德，反而充滿了耐人尋味的深意。

事實上，歌德的精致經驗主義方法論，不再只是被簡單引用的話語遺產，而構成了理解《寂靜的朋友》的關鍵路徑。電影正是在影像層面重演和校驗了這個過程。

歌德于1832年逝世，而這正是《寂靜的朋友》中貫穿始終的“主角”——那棵坐落在大學城校園中古老而巨大的銀杏樹——萌發的年份。電影在開頭向我們還原了這個美妙的時刻，延時攝影下，銀杏的幼芽從果實中破殼而出，然而畫面邊緣的數碼標注卻提示我們，這是肉眼觀察難以捕捉的自然奇景，是經由技術中介再現的生命奧秘。甫自開篇，電影關注的便不是一棵樹本身，而是一種被組織起來的經驗、一種介于觀察、想象和推理之間的感知狀態。

茵葉蒂的創作生涯起始于和漢內斯與貢杜拉這條支線相近的八十年代，她早期作品中對于夢境、記憶與偶然性的持續興趣，使她始終游離于嚴格的現實主義傳統之外。從《我的二十世紀》到《肉與靈》，茵葉蒂始終在探索不依賴因果邏輯的敘事方法。在《吾妻之話》沉悶無趣的章回體敘事后，《寂靜的朋友》進化成了更為玄妙和細微的超現實文本，導演的電影語言，與歌德式的科學方法構成了一曲賦格。

/ 伊爾蒂科·茵葉蒂《肉與靈》劇照/

所謂的精致經驗主義，是歌德對林奈植物學機械論自然觀的批判，而林奈恰是格雷特的故事線中不在場的關鍵配角。

林奈以結實器官（雄蕊、雌蕊）的數目和位置為基礎建立的分類體系，被一群掌握學術話語權的教授拿來當作羞辱和挑釁女性學者的工具。不過顯然，格雷特對林奈的理論了如指掌，她無懼回應學究們下流的玩笑，同時對林奈的成果給出了高度的肯定——這也暗合了歌德早年對林奈研究的態度，他曾隨身攜帶林奈的著作踏上自己1786年的阿爾卑斯山之旅，并將林奈視作是莎士比亞和斯賓諾莎后對自己影響最大的人。

/ 格雷特面試時，男教授以林奈植物學內容集體刁難/

然而，作為浪漫主義自然哲學的代表，歌德在此后研究中逐漸建立起了個人的范式，他不再滿足于林奈的博物學體系，創造出植物形態學，并高度注重人與植物之間的感性聯系。在格雷特故事的最后，茵葉蒂用一段極為高明且詩意的蒙太奇闡明了這種聯系：格雷特隨意玩弄著古典的照相機（或許是桑德森相機），拍攝著自己身體的局部，也拍攝植物的局部，在剪輯的調度下，人體和植物的圖像上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我們的身體似乎就蘊藏著一座森林。

觀察經驗現象（empirical phenomenon），用多種感官感知自然對象，是精致經驗主義的第一步，格雷特、漢內斯和王教授皆是由此開始，他們不僅接受并進入了這套知識話語，更直接用身體與植物發生感性的接觸。

《寂靜的朋友》中，我們并不會看到角色與古樹發生的矯飾的、戲劇性的互動行為，更多的是人類如何在理性尚未萌發的時刻，便用視覺、聽覺和觸覺完成了“第一次接觸”，格雷特的舞蹈、王教授的太極提供的便是一種靈感時刻。而電影的聲音系統，那些ASMR般細膩的環境音，不僅僅是在利用“有聲”去反襯和加強“無聲”，更是在利用風和雨的元素，提示我們關注有別于自身的第三者的存在。

隨后，漢內斯和貢杜拉嘗試用技術裝置來轉譯天竺葵的感知方式，用理性化和系統化的方法去構造科學現象（scientific phenomenon），這便是歌德精致經驗主義方法的第二步。現象既如此復雜和朦朧，研究者便需要用理性去創造精確的等價物，以便在模型中推演那些直接觀察所無法捕捉到的過程。對歌德來說，一根枝莖上的新葉和陳葉，不過整個葉片序列里某個時刻的外顯，人類只能在觀測中腦補整個序列生成的過程，通過想象去把握其內在的形態邏輯。蕾雅·賽杜飾演的愛麗絲博士明確向觀眾分享和解釋了植物時間的概念，正是在提醒我們那些不可知的鴻溝的存在。

時間推進至當代，王教授所面對的，已不再是可被逐步解析的現象，而是能被更先進設備所精微復刻的圖像經驗。他幾乎快要觸達精致經驗主義的第三個步驟、也是最高階段——直觀純粹現象（pure phenomenon），進而領悟到有機體的“創造性潛能”。 在歌德的構想中，存在一種“原型植物”（primal plant），用高度提煉的抽象模式，解釋所有植物在不同生長階段和環境狀態下的差異，但這種原型終不可被通過經驗來證實，也不能被分析性和邏輯性的智力所通達，僅能在直觀中瞬間把握。

/ 蕾雅·賽杜飾演的愛麗絲博士解釋了“植物時間”概念/

正因如此，《寂靜的朋友》最終并未讓這一“直觀”在科學理性的維度上真正成立，這反而體現了茵葉蒂對人類認知邊界的清醒確認。設備的確捕捉到了涌動的信號，色彩鮮艷、起伏如潮，但面對這看似近在咫尺的生命脈搏，我們反而明白這種“理解”的天真的本質：棲息于不同的魂靈中，你我共享同個世界卻又注定難以溝通，誰也不需要在那一刻明白誰的喜悲，但相互遙望的存在，已經是自然賦予我們最好的禮物。

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李猛寫道：“科學活動是人與自然的中介，自然是人的對話對象，因而承認自然的平等地位，就是這個科學對話活動的前提條件。這種承認為自然注入了尊重，并賦予它尊嚴，以此重新認定自然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破除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

于是我們最終看到王教授走出了封鎖的、冷清的教學樓，他站在銀杏樹下以赤裸的肉身感受純粹的存在。

這時，所有的現代科技、社會身份與人類中心主義的執念，隨著衣物的褪去被徹底拋棄。他仿佛回到了初生的嬰兒狀態。

而《寂靜的朋友》至此也完成了它真正意義上的“療愈”——在我們窮盡了所有的智力與技術手段后，承認我們在自然面前永遠是一個孩子。

在幾乎將被理解的瞬間，理解本身卻消失了。

茵葉蒂為現代人開出了一劑良方，面對不可抗拒的時代斷裂與無盡的個體孤獨，我們最高級的療愈之道，是將自己交還給這棵樹。在它的樹蔭下，貼近大地，溫柔地接納生命網絡中一切不可解的共生與消亡。

參考文獻

李猛. 經驗與直觀:歌德的植物學研究方法及其形而上學旨趣 [J]. 自然辯證法通訊,2023,45(4):52-59. DOI:10.15994/j.1000-0763.2023.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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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nd